能自圆其说。她还有音乐天赋，在与音乐有关的传教工作中总是一马当先。1878年10月，我们在烟台结婚，11月份就回到了太原。戴德生夫人、她带来的两位单身女士和保乐先生一直住在我的房子里，直到他们找到自己的住处。我妻子开办了一个男孤儿院，而内地会的女士们开办的孤儿院则专收女童。 16 冬天的赈灾工作 随着冬天的来临，很多人又一次面临了饥荒所造成的苦难。遵从天职的召唤，我离开新婚一个月的妻子，与同事们在平阳府一起工作了4个月。坎农·斯格特（当时已是主教）和坎贝尔（）先生也在那儿，他们是我在烟台时的老朋友。他们也在发放救济，一开始是一个独立的基金，后来加入进来，与我们合作从事伦敦市长赈灾基金发放。 在英国国内和中国沿海各商埠筹集的款项一共有20万两，约6万英镑。其中的12万两由希尔、特纳和我发放。其余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天津一位姓盛的道台 （现在被称为“盛空炮”）负责，海关的布德（）先生协助；另一部分经由直隶的新教传教士和华北的天主教传教士之手发放。 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手来买进和发放粮食，在那样的小地方缺乏有势力的银行家把我们的银子兑换成现金。因而我们决定给每个家庭直接发放银子，每户差不多2到3盎司，他们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兑换成现金，用这笔钱购买粮食，同他们的草种和谷糠掺和着吃。发放救济的过程并不容易。每一个村都派人带着登记表到发放中心领取救济。发放之前几天，我们雇佣一些铁匠，在一所院子里，燃起炉火，把50两（相当于英国的60盎司）一块的银锭烧红，敲打成薄薄的银片，再切割成长宽一英寸、厚四分之一英寸的方块。 中国的通货问题看起来简直要毁掉坚实的数学的基础。在有的地方，82文被看作100文；另一个地方则50文相当于100文；再换一个地方可能是16文等于100文；而在北京，10文相当于100文。银子和现金之间的兑换也不合常规：有时，一两白银可兑换1500文制钱，有时只能兑换1000文。更使人困惑不解的是，在不同地区，银子的重量也不一样：在平阳府，1斤包含16两；而在外面的山村，则等于20两。 当我问到这种无比繁琐的计算法是怎么来的时，有人告诉我82文是如何代表100文的。有一次，一个聪明的政府官员认为他发现了一个铸造货币的秘密，掌握了这个秘密可以大大地增加帝国的财富。他下令，每100文铜钱中的18枚要用铁来铸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铁钱变得锈迹斑斑，不堪使用。于是在交易中，人们就说“只给我那82文就行了，我可以把这82文看成100文。”从此以后，他们就把82文铜钱等同于100文。 在汾西（）县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坎农·斯格特先生和我分手了。他要回国接受主教职务的委任。剩下的赈灾工作由我一个人完成。由于长期劳累，并且暴露在阳光下工作，我最终染上痢疾，病倒了，不得不被人们用担架抬到了平阳城。在平阳恢复健康后，我回到了太原，开始了定居的、更具常规性的传教工作，我妻子在这些方面早已领先一步。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中国人对赈灾工作的感谢
山东的赈灾工作结束后，倪维思博士工作过的地区的民众给他送了一顶“万民伞” ，上面写着对他深怀感激的1万个灾民的名字。这是一顶红色的伞，一般情况下只有各级政府官员才有资格使用。在中国以及在东方的其它地方，人们用这种红伞表达他们的敬意。我听说，在我发放过救济金的地方，接受过救助的人们打算用同样的方式表达对我的感激。但我捎去话，坚决不同意他们这么做，因为那必定会花去一部分救济金。 山西的民众用各不相同的或者相反的方式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平阳府的学者们——他们的判断完全受到了官方对传教士的传统态度的误导——树立了一块石碑，铭记了我们提供的帮助，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维吾皇万岁，恩被群生，光播四海。荒天僻野之民，咸来投诚，共舒民艰”。另一方面，那些心怀感激的乡民派代表到希尔、特纳和我的住处要我们的照片，好供奉在他们的神庙里，永远感念我们的恩情。当1878年我离开山西去山东结婚时，巡抚曾国荃给我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辞的信，在信中、不仅以个人的名义，而且代表我曾帮助他们摆脱饥饿的山西的千千万万民众，对我表示了感谢。我把这封信毁掉了，因为担心将来有一天会禁不住诱惑，不正确地使用它。还有，在山西巡抚曾国荃和一位姓阎 （）的前山东巡抚——由朝廷委任的两位负责救灾的大臣之一——上报朝廷的奏章中，为参加赈灾工作的官员请求匾额和顶戴等恩赏，但那些赞助了大量救济金，或者冒着生命危险在极容易感染伤寒病的救灾现场工作了两年的外国人，却不在名单之内。然而，李鸿章却给我们请赐了爵位——上海赈灾委员会的人没跟我们当中的任何人协商，去跟李鸿章接触过——只是在阶别上要低得多。 18 以中文写成的罗马天主教书籍 赈灾结束后，在展望今后的传教工作时，我写信去上海，弄到了一整套罗马天主教的中文书籍，这样我们在山西和山东的基地都有一套了。我还从北京定购了一套中文的关于希腊正教的书。早期——两个多世纪之前——的耶稣会士曾经写过一些中文的基督教书籍，使中国社会上层的一些人成为信仰转变者，也在广大群众之间唤起了无数的追随者。在检查这些书籍时，我发现，如果把其中关于罗马天主教礼仪和罗马教徒的部分删去，其中包含的基督教教义是很精彩的，可以充分发挥它在宗教宣传中的作用。此前我还定购了由必尤特（）侯爵翻译成英语的《每日祈祷书》、《圣徒的人生》以及其它一些罗马天主教的权威性著作，以便理解天主教和基督教两种观点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之处。当时，可用于赠送的基督教书籍很少，主要的有花之安（）博士的《西方文明》 、《使徒马可评议》、威廉臣（）博士的《自然神学》、林乐知的《政要年鉴》、丁韪良博士的《基督教证》和《寓言》，还有一本由中国信教者所写的小册子《良知之镜》。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基督教书籍可以送给中国的知识分子了。 19 新教传教工作的无组织性 我和朋友们经常谈起新教各传教会之间缺乏组织的问题，并且在讨论各种方案时认识到，我们应当效法罗马天主教徒所采用的一些好的政策。他们的方济各会在中国的某个地方，耶稣会在另一个地方，拉撒路会又在另一个不同的地方，相互之间选定一个不同的地区。同样，新教的不同派别也应当在中国的不同地区传教，而不应当把同一个地区分裂得支离破碎。 我们讨论的另一个方案是，不同的派别应当放弃各自的名称，在不同省份成立中国联合教会。但财政难题是一个障碍，横挡在各派别传教区的再分配之路上。不同派别之间缺乏宽容，也是当时无法实现联合的原因。只是过了30年以后，我们基督教各派之间开始建立联合学校和医院。 一天晚上，希尔、特纳和我一起吃中国餐。希尔告诉我们说，在经过了多年的布道之后，并没有取得他希望看到的巨大成功，因此他重新研读了《新约圣经》，发现他已不再像我们的主所做的那样，强调在大地上建立上帝的天国，而是开始宣讲另外一种教义，并且从那时起，他更加接近《圣经》的原文本意，而神学意味越来越少。他说，在《新约圣经》中，他发现了一条福音，会使中国人和欧洲人都感到快乐——那是关于上帝天国的福音：在那天国里，有的是永恒的正义、大地的和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善心。我们来到中国，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拯救；不是为了毁灭肉体，而是为了充实灵魂；不是为了使人悲伤，而是为了给人们幸福。 听了这些，我从桌子边站起来，走进自己的卧室，拿出了一个日记本，上面写着我的传教经验和对一些问题的思索。我宣读了自己以前得出的结论，与希尔先生所说的非常相近。听了以后，他开心地哈哈大笑。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吕洞宾
那时候，只有两种基督教的宣传册子在传播：一种攻击偶像崇拜，一种攻击祖先崇拜。 它们把许多中国文化习俗贬低为罪恶，而不承认中国人所崇敬的大多数的事物是值得肯定的。结果是，这些小册子所到之处，都会爆发对传教士的暴乱。之所以发生暴乱，不是因为中国人邪恶，而是因为小册子的作者的无知——他们没有全面研究过中国人的观念，却在当地人毫无过错的地方，指责他们有罪。这就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成为对基督教怀有敌意的对手。这样，这种小册子恰恰破坏了它们的作者所要实现的工作目标。 在我来中国的第一年期间，一位传教士朋友得胜回朝一般来到我面前，手里拿着他的一位当地信徒家的祖先牌位。他告诉我，那人已经成了一名基督徒，他将把这牌位烧掉。我对他说：“当他烧掉他家的祖先牌位时，我想你也应该同时烧掉你父母的照片吧？”。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新的思想。那牌位最终没有被烧掉。 21 失落的基督徒 在山西时，我听说大约1000年以前，那儿生活着一位著名的将军，叫郭子仪，他曾率领中国军队在西北边疆打败了匈奴人和突厥人的进攻。他是一位基督徒，他的家就在平阳府。那时，在山西的南部，有很大一批基督徒。从那以后，那一带兴起过多种基督教宗教团体，它们影响所及，向西南到达陕西的首府西安，向东到达河南的首府、也曾是中华帝国的首都——洛阳。 据说，在某个时期，有不少于3000个外国传教士，分别来自于印度、波斯、坎布尔和叙利亚，这还不包括洛阳的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教徒。听说中国有那么多的外国传教士，日本政府派出了由他们最有智慧也最忠诚的学者组成的外交使团乘坐四艘船来到中国的首都。这些学者中的两个领袖人物，为日本带回了一种新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基督教——直到今天仍然是日本占统治地位宗教，此即大伔鸾獭！ �22 吕洞宾 大约在同一个时期，公元755年，在中国出生了一个叫吕洞宾的人。他原来是一个儒生，曾在道教大教主的老家江西 做过地方行政官。因为对道家思想产生了兴趣，也因为受了景教和其它教派所启示的精神真理的感召，他由道家的方术转向宗教的伦理和精神方面，写了一部评论道教的书，直到今天仍然是道教的权威著作。这样，外国宗教在中国古老首都的引进导致了这个教派的影响迅速扩大到山西、陕西、河南和山东等地，它的信条直到今天还或多或少地为成千上万的人所信仰。关于吕洞宾的另一种记载是这样说的：他是来于西方的一个宗教教师，有一副白人而不是黄种人的面孔。他有很多追随者。他们在生病时往往到庙里去，点上香，向一位白面孔的神灵乞求治病的处方。一支铅笔悬挂在神像前面的一根横杆上，祷告以后，那支笔在一块事先撒上谷子或沙子的占写板上移动，划出的文字就被视为药方。这种到庙里求神的活动，直到现在在中国北方的大多数省份里，还可以见到。获取处方的另外一条途径是，烧香跪拜后，从盛在一个筒子里的一把竹签中抽出一根，上面刻着一个数码；庙里四面的墙上都悬挂着长8英寸、宽2英寸的黄色纸条，每张上面都有数字，下面就印着处方。与抽到的数码相对应的那张纸条上的处方由祷告者带回家，为病人治病。 当这种宗教派别大量出现时，政府的残酷迫害也就随之而来。政府有时候信奉佛教，迫害所有其它形式的宗教徒；有时候信奉道教和儒教。据传说，基督教一度被禁止，它的信奉者被罚作理发师，穿着特制的服装。直到今天，戏子和理发师都不能参加政府举行的考试。许多理发师把吕洞宾看作他们的宗教的创立者，而清政府直到不久以前还禁止把神像的面孔做成白色的。 白莲教的故事在满清王朝的历史中很广泛地秘密流传。它同莲花图案——佛教文学艺术中最常见的题材、以及同追求长生不老的术士们的丹药之间的联系，却并非人人皆知。格鲁特（）对这个题目进行了有趣的探讨，写了一部关于龙华派的宗派主义的著作。我们因此可以发现发现，在中国北方的地区，人们充满了对宗教的热忱：这是一块值得“投资”的土地，对任何宗教上的投入，它同样能产生巨大的效益。 1879年，赈灾工作彻底结束，我们开始考虑怎样才能更好地为中国人提供“生命的食量”。为此，我们必须准备一些基督教文学作品，并且这些作品对统治中国的儒生，对在帝国各个地方拥有最好的寺庙的佛教徒，对缘于吕洞宾的教导而从迷信、魔法和符咒半醒来的道教徒、对伊斯兰教徒以及对那些仅仅在山西一地就拥有数十万徒众的各种秘密宗教派别，都有吸引力。大卫·希尔能用中文写作，是传教士之中少见的睿智之士，开始写一部书和一本小册子。我感到有必要学习更多的中文词汇，开始坚持用中文写日记。我还试图同远在平阳府与特纳先生一起工作的希尔用中文通信，不过，是我口述给我的中文助手，由他写成书面文字。 1879年初夏，希尔先生回到了太原。在太原，我们一起工作，经常心有灵犀地想到同一条道上去。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在半道上相遇，他来找我，而我正要去找他，打算跟他讨论一些新的工作思路；而他也同时有了类似的想法，要来跟我商量。我们之间的友谊是亲密无间的、幸福的、美好而甜蜜的，这种友谊关系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23 在108个县里传播福音、散发传单 我们决定，在传播福音、散发小册子和各种专门制作的传单时，要小心谨慎，避开那些在其它省份引起过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