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中国政府改变态度 1906年夏，回到中国后，我去了北京，向外务部汇报英美两国政府的态度，劝说他们立即派遣代表，出使英美。但外务部的领班大臣是个新人，对建立联盟的事情毫不关心，因而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 尽管中国政府过于胆小怕事，没能对罗斯福总统的提议作出回应，1907年中国代表在海牙和平大会上的提的一个问题，却使他从众多代表中脱颖而出。他提的问题没有人能回答得了：一个国家，如果别人向他宣战，他却不打算抵抗，结果会怎样？ 12 拜访伊藤博文公爵 1908年1月，我去了东京。在哈利斯（）主教的安排下，我在伊藤博文公爵在阿摩里的新官邸与他见了面。我对他说，这次来的目的是向他提供一个方案，在世界上十个主要国家间建立联盟，希望他能感兴趣。他一直听我把话讲完，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然后，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建议，它实在太有意思了，如果我手头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文字资料，他很希望能得到一份，好作进一步研究。他对这个方案的接受，实在是一件令人无比兴奋的事情。他不认为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只是认为实行起来比较困难。 伊藤的身材在一般日本人之下，非常敦实。他讲的英语不很流利，每说一句话都要考虑半天，好像要衡量每个字的分量。 在他政治生涯的早期，刚从国外回来时，他过于急切地要加速推进各种改革措施，结果招致了保守派的强烈仇视。有一个时期，他们决定除掉他；他不得不东躲西藏，逃避他们的追杀。他逃命的故事极不寻常：他躲进一家茶叶店，请求女店员把他藏起来。她移开几块地板，露出下面投放垃圾的洞口。“快躲进这个垃圾箱”，她说。当他安全地躲进去后，她把地板放回原来的地方，然后把木炭火盆（一种盒子状的烧木炭的炉子，上面是烧水的壶）移到他藏身之处的上面。追杀者进来后，发现那位女店员坐在火盆旁边——她通常坐的地方。他们问女店员，刚才进来的那个人在哪里。她对他们说，欢迎他们来一次彻底搜查。他们的搜查不过是白费力气，很快，他们就离开茶店，到别的地方搜寻去了。为了感谢她在危急之时出手相助，伊藤娶那个女店员做了妻子，她就是现在的伊藤公爵夫人。这就是他罗曼蒂克的婚姻故事。 在我离开之前，伊藤公爵热情友好地邀请我参观家里的一个大厅。内阁经常在那里聚会，设计日本宪法的框架；就是否加入宗教自由条款，在那儿曾发生激烈的争论（在《大伔鸾獭纺且徽吕铮樯芄饧碌睦戳ヂ觯！ 〈撕竺患柑欤毡竞推叫岬拿厥楸瓜壬耸辔挥忻猩矸莸娜毡救死纯次遥渲杏腥毡咀ぐ臀鞴埂⒌酃笱У墓史ń淌诘取Ｎ蚁蛩谴筇褰彩隽宋以诤推绞乱抵兴龉墓ぷ鳌�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卡内基先生在市政厅的演讲
13 卡内基先生在市政厅的演讲 1910年5月，我应邀在和平协会伦敦年会上发言。同一天，在伦敦市政厅，在多得数不清的听众面前，卡内基先生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和平演讲”。他讲到，塔夫特（）总统表示，所有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不了的国际问题，都应当付诸公断；并且完全不再像迄今为止所习以为常的那样，将国家的荣誉建立在各自决定自己的事务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接受了这种政策，而其它国家又跟着实行，将在实现世界和平的道路上迈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第二天，《晨报》就卡内基先生和我的观点发表了一篇社论，声称我已经“触探到有关和平的全部问题的根基了”。 我在这次和平大会上发表的讲话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以下文字里： 由世界上十个主要国家在互惠互利和机会平等的基础上结成联盟；把所有国际难题都提交世界联盟所组建的最高法庭，只保留一支陆海军，以保障最高法庭的裁决得以执行，从而维护世界的正义与和平；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对那些不愿意加盟的国家实行高额关税，而其它国家间则实行自由贸易。 14 仲裁协定 1911年4月29日，在伦敦市政厅的一次会议上，首相阿奎斯（）先生提议，前首相巴尔福附议，主张在英美两国间签署一份仲裁协定，以保障将来两国间不发生任何战争。看起来，这似乎是向着实现全世界和平迈出了实实在在的一步，而国家名誉问题，以前体现在每个国家各自决定自己的事务，现在第一次诉诸公断。 15 欧洲大战 1907年海牙国际和平大会提出的主题，不是国际联盟的建立，而是由德国代表团提出的一个抽象的学术问题：强权是否即是公理。1914年欧洲大战风烟顿起，导致了灾难性后果，这意味着强权的道德属性仍然是一个尚待争论的问题。 看到那么多国家实际上陷入了战争之中，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只有通过联盟，将来才能够避免战争。于是，我写了一份宣传稿，题目是《未来避免战争的唯一确定可行的办法》，把它寄给了英国、美国和远东地区的一些社会领袖人士。从开始写作，我就发现，国内那些具有思考能力的心灵，如盖伊特（）、罗兹·狄更生、阿克顿勋爵，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一些人，都曾经深思过同样的问题。英美两国的主要期刊都曾经大力倡导确立一个中央权威，认为这才是解决战争问题的唯一有效的办法。 早在1870年，格兰斯通（）先生就说过：“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公共权力的观点，作为欧洲政治的主导性理念，获得了最尊崇的地位”。1915年9月，在都柏林的一次演讲中，阿奎斯先生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在可以预见的范围内所应追求的目标，是“公共权力的观念”。他说这话意味着，“那种取代武力、取代相互角逐的野心导致的冲突、取代相互联合与结盟、取代脆弱的国际政治平衡的、欧洲各国之间真正的伙伴关系，建立在对平等权力的认识的基础上，并且为一个共同的愿望所确立、所强化”。 但仅仅在欧洲各国间建立一种伙伴关系，还只是一种补缀性的工作。那种给整个世界带来和平的伙伴关系，还必须包括美国、中国和日本，并且必须建基于把上帝作为人类事务的最高管理者的共识之上。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后记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提摩太走进了我们的视野，立即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这首先是由于他那鲜明而丰富的人格特征：他心胸阔大而作风严谨，姿态谦卑而仪节庄重，既有无私忘我的工作热情，又有领袖群伦的个性魅力；人性的高贵和种族的偏见、宗教的虔诚与世俗的卑琐、先进者的洞察力和强势者的傲慢自负、理想主义的天真和市侩式的精明算计、唐吉诃德式个人英雄主义与仗势凌人的殖民者的蛮横，等等，这些相互矛盾的要素都统一在了他那广袤而孤寂的心灵里，使他成了一个值得体味的历史人物。 其次是由于他身世的独特性、经历的复杂性和他所承担的历史角色的象征性。一个外国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如此深刻、如此全面地参与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实在是非常罕见的。他不仅是一位有影响的宗教人士，同时也是中外达官贵人的坐上宾、殖民侵略者的经纪人、维新派的幕后师爷、孙中山革命党的反对派。四十五年的时间里，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他结交权贵，联络士绅，顾问洋务，鼓吹变法，调停外交，抨击革命，时而幕后，时而台前，为了上帝，为了英国资本家，有时为中国人民，有时还为清朝的皇太后陛下，不辞辛劳，忙忙碌碌奔走于红尘深处，把捧场面、抬轿子、吹喇叭等等中国官场的传统绝技操练得炉火纯青，得心应手，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纵椑横阖，成为清末动荡世局中的一位风云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个人的经历，几乎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激烈较量、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政治经济侵略与思想和技术启蒙的对立统一等等这些重大矛盾，无不生动地体现在他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里。 总之，李提摩太不仅值得研究，而且不容忽视，也无法回避。但迄今为止，我们对他的了解却少之又少，一些最基本的材料依然无人光顾。 这就是我们翻译本书的缘由。希望我们卑微的努力能够为中国近代史及相关研究提供一块有用的铺路石。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多次向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韩兆颖教授、历史学院的李喜所教授、常建华教授、张荣明教授、聊城大学马亮宽教授等先生请教，他们渊博的学识和热情的态度使我们深受教益；责任编辑张献忠先生为本书的面世付出了辛勤的、卓有成效的劳动，与他的合作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难得而愉快的经历。在此一并表示真挚的感谢。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深望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教。
译者 2005…1…6，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