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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充当风水先生
那位司库天天来旅馆与我见面。大约过了一个月光景，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你是个大忙人，不该总是持续不断地被那些来旅馆瞎逛的闲杂人员所骚扰。为什么不自己找一所房子呢？” 我回答说：“有一所自己的房子那可是太好了，但如果没有人为我担保，证明我是一个诚实的、爱好和平的人士，我就不可能租到房子。我是个外国人，没有谁了解我。人们认为所有的外国人都不是好东西”。 “啊？这就是唯一的原因吗？”他问了一句。关于这个问题再也没说什么。 然而，第二天，他告诉我有一所房子可以租，并说愿意做我的保人。于是我就跟他去看房子了。房子靠近城市的行政机构——衙门，每月租金为九元（大约三十先令）。只用了三天时间，我就不费任何周折地成了房子的主人。 我的房子建在一个座北朝南的小四合院里，院子长约二十码，宽约十码。房东喜欢花，小院被各色各样的花草塞满了，有盆栽的，也有繁花盛开的灌木类丛。他每天都来照料一番。我居住的是北面的三间，是这所房子的主体部分。中间最大的那间一开始用作会客室，旁边朝西的那间铺着石头地板，下边有烟火道，从外面可以生火取暖，这在冬天会使我舒舒服服免于受冻，不用再生炉子了，因此把它用作卧室兼书房。其它房间的地面是陶土，也或者是一般的土。正屋的后面是一个面积约有半亩的果园，栽满了桑树，桑树的叶子是用来养蚕的。房子和院子再加上一小部分家具的租金，每月共需要我花费四个半墨西哥银元，约合每年六英镑（中国人仍然根据月亮的圆缺周期计算时间，而不是采用公历的月份制）。我无需为房东做我的园丁支付任何费用，对他来说那种劳动完全是一种消遣。 我的食物非常简单。早餐一直是小米粥，类似于燕麦粥，是由我的仆人从街上买回来的，通常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红糖，在冬天可以使下面的粥保温一个小时。这样满满一碗粥只花费五文钱。喝粥时通常我还吃一种薄如纸的小米煎饼，圆周约如威尔士奶酪大小，一张煎饼花费三文钱。只有在一件事上我算的上是奢侈：吃煎饼时总是抹上外国黄油。全部早餐的花费，加上茶在内，从来没有超过十文钱，兑换成英币大约半个便士。我的午饭也是由仆人从街上买回的，包括四个粽子 ，每个都裹着宽大的树叶，是沿街叫卖的小贩出售的，加起来花费不超过一个便士。 晚餐比较奢侈。通常不在家里就餐，而是下馆子。在饭店里，第一天我会点一个煮鸡片（汤煮的鸡身上的白肉，味道好得很），第二天晚上则可能点一个熘鱼片（用一种很有味道的汤做的鱼）。叫过主菜后，我会再要四个小馒头，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小玻璃杯。整个晚餐的花费全部加起来不会超过一百二十文，合六便士。 在冬天，晚餐之前我一般会先喝两盎司热黄酒，大概花费六便士。喝过酒不一会，原来被冻得冰凉的双脚就会变得热乎乎的，舒服得很。 晚饭后，我会同一些来访的人聊天，以练习汉语，同时了解一天里所发生的新闻。 为了换换口味，有时我也到一家清真餐馆就餐。与汉人开的一般餐馆相比，清真饭馆更清洁一些。在清真饭馆，我可以吃到红烧牛羊肉，味道美极了。 在山西发生大饥荒那段时间里，食物被减到了不能再减的地步。根本弄不到任何肉类或蔬菜。然而，有一种很好的替代品，当地人称之为“果皮”（橘子皮） 。走进一家饭馆，能点的菜也就只有它了。开店的师傅倒出一些面粉，加上水，揉成一个面团，擀成一张很大的薄饼，然后他把面饼捏在手里，撕成小片，扔进滚着开水的锅里。几分钟以后，把煮好的面片舀进盘子里，滴上几滴醋，撒上一撮盐，“橘子皮”就可以吃了。这种食物很卫生，做起来也很快。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一个排外的退休官员
城里有一个退休了的知县 ，对外国人持有一种强烈的偏见。他专门去访问警察局长 ——正是我的房东，郑重其事地责备他怎么敢把自己的房子租给一个外国鬼子呢。这位警察局长是个很聪明的人，应对这种情况绰绰有余。他回答说：道台（管理着三个州，青州是其中之一）最近发布了一道公告，警告民众不要辱骂外国人，以免引起国际争端。在这种其情况下，他能做什么呢？如果他拒绝把房子租给外国人，道台会找他的麻烦的。并且还要考虑州府司库的因素，因为司库是那个外国人的保人。 那个退休官员十分狼狈，因为没能说服警察局长——他以前的下属——而大为光火。他又去找现任知县，声称只要有外国人在场，总会引起骚乱，请求把我赶出城去。知县回答说，我的上司——管理十个县的行政长官——知府，就住在城里，你最好去拜访一下，只要知府传下命令，我就会采取行动。 于是那位退休知县前去拜访了知府——是个满族人。得到的回答是：“北京生活着许多外国人，从来没出现过什么麻烦。我听说那位外国人发放过药品，对民众做了不少好事，因此无缘无故地找他麻烦是说不过去的。然而，如果你听说他做了什么错事，来告诉我，我不会坐视不理的”。 在中国，做什么事都不能瞒过别人的眼睛。很快，整个城市都知道了退休知县吃瘪的消息，并且没有人因为他的无事生非遭到政府官员的抑止而表示同情。从此以后，比退休知县地位低的各色人等没有谁敢跟我过不去了，我得以平安无事地在青州待了下来。 那位退休官员仍然想尽一切办法找我的麻烦。在大饥荒期间，我设立了一个孤儿院，收容父母死于饥荒的孩子。一天，我的一位作者，是一位中文学士（秀才），正领着一个孩子向孤儿院走去，在街上，与他迎面相遇。那位前知县质问道：“你，一个学者，是不是正在帮助洋人诱拐小孩？” 这样的罪名是我的作者所承受不起的。他愤怒地进行了反击：“谁敢说我诱拐小孩？”他直截了当地进行了反驳，街上的所有看热闹的人都目瞪口呆。 在大庭广众之下受此侮辱，这位退休的政府官员恼羞成怒，直奔知府衙门告发我们诱拐儿童。我的房东——警察局长——一直对我不错，将此事透露给了我们。为了把麻烦消灭在萌芽之中，我写信给知府衙门抱怨有些搬弄是非者煽动公众反对我，并央求知府把作恶的人控制起来。 第二天早上，知府衙门的公告被张贴在城墙上。公告说，凡收留在饥荒中失去父母的孤儿的人，都是有助公益的慈善人士，理应受到众人的尊敬。任何人倘若居心不良，传播谣言，将严惩不贷。这样，这位退休知县反对我的最后企图以失败告终，并且，出于对孤儿利益的考虑，公众舆论也转向了他的对立面。 9 研究当地的宗教书籍 在自己的房子里安居下来后，我可以不受干扰地继续从事我的学术研究了。此前，我已经学习过理雅各（）博士翻译的儒教经典。现在，我开始研习更大众化的宗教书籍，那是一些虔诚的宗教团体使用的教科书，其中最重要的是《近思录》，这是汉语中最重要的儒、道思想家布道小册子的汇编。在问及佛教最重要的书籍时，人们告诉我说是《金刚经》。一位中国朋友送给我一套，分上下两册，非常漂亮，完全是手写的。其做工是那么雅致，文字是那么精美，我想最好还是作为习字帖使用。因此每天我都花费大约一个小时来研读和抄写《金刚经》。每一段经文之后，都附上对相关术语的简要解释。 通过这种学习，加上对《近思录》的研究，我掌握了一套中国人所熟悉的宗教词汇，这些词汇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在《圣经》的翻译中所采用的。接受了这些典籍中的宗教思想和词汇后，我用中文写了一篇《教义问答》，尽可能避免使用外国名字，因为中国人痛恨外国的事物，并且采取了我们的主诉诸良心的自省方法，而不是求助于一个中国人所不熟悉的权威。与此同时，我还翻译了《拯救之道》，是一个宗教社团内部的布道小册子；同时还翻译了泰罗（）的《神圣生存》和弗朗西斯·索尔斯（）的《虔敬人生》的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拜会伊斯兰教徒
这时，发生了另一件在我一生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从爱德华·伊尔文（）关于传教的著名演讲中我学到，传教的正确方式，就是去结识当地的思想领袖。青州府有两座伊斯兰教清真寺，属于两个不同的伊斯兰教派别。还有一所培训伊斯兰教师的神学院。并且，城周围的农村也有很多清真寺，每一座都有一个牧师（阿訇）主持。 我派人致函青州府最主要的清真寺的首席毛拉，问可不可以去拜访他。他很客气地答复了我，定下了见面的确切时间。我如期登门拜访，发现他还邀请了神学院的教授和周围寺庙的主要教师们。寺庙主持接待了我，把我引到圣台前，安排在贵客的座位上。我面前的桌子上摆上了各种点心。他亲自给我斟茶。饮茶期间，我们谈论的大都是关于阿拉伯、埃及、欧洲以及我怎样绕过非洲到达中国，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然后这位善良的绅士作了一次精心准备的布道演讲，持续了大约二十分钟，讲的是伊斯兰信仰的价值和重要性，不断援引大量令人惊异的奇迹作为这种宗教之神圣起源的证据。在对犹太人的大族长和先知、以及基督和他的使徒们表达了敬意之后，他落脚于穆罕默德的更高优越性，以此结束了布道。 在他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幅图表，可以称为宗教系谱树，从亚当开始，逐级分开的枝杈上标有历史上著名的犹太大族长、先知和基督使徒们的名字；但最高的树枝上结了一只苹果，代表穆罕默德。 对我的主人在谈话中表露出来的认真劲，和准备演讲稿时的小心谨慎，我不能不表示赞叹。等他结束后，我对他的殷勤款待表示感谢，并说对他所讲的一切，我将进行认真思考，将来有一天可以就这个问题再做深入讨论。这样说着，我跟大家道了别。 回家以后，我反复思考了这位阿訇所列举的伊斯兰教信仰的证据，意识到我原来准备为基督教辩护的证据摆到伊斯兰教徒面前时会毫无用处，因为凡我所能引用的预言，他们都能举出相似的例子来针锋相对；而针对我提到的每一项奇迹，他们都能举出一百条来分庭抗礼。因而，我要想把伊斯兰教徒争取过来，使他们改信基督教，必须立论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于是，我开始研究手头所有的伊斯兰教典籍，同时研究索尔斯（）和罗德维尔（）翻译的《古兰经》。我还重温了卡莱尔（）等人的观点，他们把伊斯兰教看作同基督教相同形式的唯一神教，认为它在把阿拉伯人的信仰从偶像崇拜和迷信提升为犹太人和基督徒所启示的一神教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缘此，我准备了一个以首席阿訇为对象的演讲，来支持基督教的信仰。神学院的校长和大约十二名学生利用一个假期访问了我。那天校长也准备了一次布道，在一开始的客气之后，他着手发表自己的观点，其中大多数观点与那位首席阿訇的看法在本质上没什么不同。他演讲结束后，我向他表示了感谢，并问他是否有意听听我就基督教发表的看法，这是我不能不说的。他表示愿意聆听。于是我开始发表自己的演讲，其间学生们不止一次地深表激赏。也许我一针见血的发难有点过分了，但确确实实，此后校长再也没有带着他的学生到我这里来，一面削弱他们的信仰。然而，还是有一位年老的阿訇经常来看我。针对他，我不得不采取了一种新的战术，这种战术尽管过于大胆，但事实证明是成功的。 每次来我这里，他都带着自己满脑子的信仰，往往还引用阿拉伯和波斯权威的话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反对我的观点。一天，我对他说：“再也不要引用这些权威的观点了”。“为什么？”他异常吃惊地问道。我回答：“确实，与他们那时代的人相比，他们不仅仅是有学问而已，但他们的知识在现时代已经被超越了。我在许多他们从来不了解的国度里旅行过，熟悉不同种族在生活、习俗、礼仪和思想上的细微之处，研究过他们各不相同的宗教制度”。 这并没有触动他，相反他还振振有词：“然而，他们是在上帝之灵的指导下写作的，那不会有错”。 我回答：“我，同样也是在上帝的指导下著书立说的。眼下我没有必要非得到中国来，是上帝之灵派遣我来的。上帝是离我们最近的教师，比你们伊斯兰教的任何神明离得都近”。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他站起来，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异常庄严地说：“我苦恼的是，从来没有得到过上帝的指令”。 临别时他询问能不能经常到我这里来，说在我工作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