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抬床的日军宪兵仍旧把他抬进三楼院长室，准备审讯他的日军宪兵军官看了看他，不知所措地惊叫了一声。
至此，日本警视厅特高课一共逮捕了中西功、西里龙夫、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程和生、陈一峰、汪敬远、李得森、张敏、郑百千、倪之骥、程维德、以及“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特别调查班”里的程鸿钩等中共党员和同情分子二十多人。
于是，一个再次震惊日本朝野的“中共谍报团案”的极密文件在东条内阁各相和皇室重臣间，随同“太平洋战区”的告急电报一起传阅。
各相和重臣们震惊之余，对日本警视厅又展开了一次猛烈的谴责。他们问：
“这样一个‘严重集团’在中国占领区政治经济中心上海和南京长期存在，是受谁保护的？”
这是个警视厅怎么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他们找不出可以把责任推到近卫文麿的根据。
东条英机对存在这么个“中共谍报团”的重视程度，几乎超过对太平洋诸岛战况发展的关心。
“大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自中途岛战役后，完全丧失了制空权，基本上丧失了制海权。失败的丧钟即将敲响，或者可说东条英机已经听到了这钟声。在中国战场上，“占领区”内的“皇军”，不能向任何地方移动。中共正规军已经形成阵地作战力量。民兵、游击队就在他们城门外、碉堡外，日夜活动，有时眼看他们吹哨子集合，“皇军”不敢出动和他们交火。
这些形势的造成，和这个“中共谍报团”有没有关系？
这个谍报团送出过那么多的危害“大日本帝国”的情报，直到今天才发现，他们能说这是警视厅取得的一个胜利吗？这个所谓的“胜利”，能挽救帝国失败的命运吗？那个“大东亚战争”的战略计划，肯定在战争爆发前便已经被这个“谍报团”窃取去了。也就是说，在战争爆发前，帝国失败的结局便已经铸成了。
于是，偷袭珍珠港取得战役胜利时挂在东条首相眉宇间那惊喜的笑意不见了。在几次内阁恳谈会上，他开始向与会的各相和重臣们深深叹息说：“大东亚战争本来是可以不发动的，但是，如果不发动这场大战争，那么日本必定要败给中国战场的蒋介石和中共，那将是日本帝国永久的耻辱。为了避免日本帝国的耻辱，我们才作这样重大的努力。”“开始我也知道，这场战争，维系着帝国的存亡。但是，谁肯出面负起这个战争之罪责？我，只有我。”说到这里，他的眼圈竟被泪水润湿了。待到后期，他又向各相们强调说：“战前，重臣们普遍认为，为救日本之独立与生存，南进战争，宁败也无悔。那么，现在我们只能再作努力了。”
这个论调，当时，曾被许多忠于天皇的臣民们争相传说。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他们在痛悼这位忠于天皇的大将、首相时，仍认为他是“忠于日本帝国任怨负罪的英雄”，甚至把他供在日本“神社”里。
高桥兴助的两个打手把中西功施刑到“适可而止”至内脏出血、不省人事。为继续从他口里到重要供词，不得不给他治疗。
为此，高桥受到警视厅长官的严厉责斥，说：“把他打死，还能搞到什么重要口供？”在给中西功治疗期间，高桥又接手审讯西里龙夫。
一见西里龙夫，他就呆了。无论如何，他也不敢相信这个教授式的人会是个中共党员！他的举止谈吐，一盼一顾，无处无时不自然地表现出一种贤者的尊严和风范。他的神态、气息，自然地告诫你：他身上具有一种神圣的光环，不可侵犯。他睥睨地卑视你。使你感到，日本臣民不敢仰视的天皇，在他面前，也不过是一草芥。高桥自惭形秽了，不敢对西里龙夫施狂，倒是西里龙夫慢条斯理地对他讲共产主义。西里龙夫从容他说：他确实不遗余力地帮助过中国共产党抗战，他反战。他说，作为他，要拯救日本，在眼前只有走这条路。他也承认，他和中西功“志同道合”。
至于他和中共的什么人来往接触，他回答说：“你们调查去。”这使高桥很伤脑筋。绕过这个提问，问他给中共提供过些什么情报，他便从1938年说起，一件又一件，夹叙夹议，有许多国际形势变化，日本内阁的争斗，日本派遣军的罪行等等内情，高桥在此之前是从未听说过的。这使他惊奇，同时又感到大大的兴趣。
这种“审讯”断断续续进行了两个月。后期，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审讯开始时，西里龙夫在高桥对面坐下，清清喉咙说：“今天讲一讲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日本的影响及其未来。”或者：“今天讲一讲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史及其未来。”
这方面，他有真才实学。审讯他的高桥兴助是个什么东西？他毫无学问，不过是一条法西斯政权豢养的狗而已。当然，狗也有狗的思维活动。高桥在西里面前，渐渐产生了一种迷惑：共产主义具有这样大的力量？这样的大学问家信仰共产主义？在这种迷惑的基础上，他渐渐产生了一种恐惧。因为战局的发展，恰如西里龙夫对他讲解的那样：日本必败无疑。
正当他如此这般由疑惑而恐惧的时候，来自上海的报告说：“一个‘中共谍报团’要员跳车自杀了。名叫程和生。”
高桥兴助一听之下便大发雷霆：“怎么可以让他跳车？宪兵‘特高’们还有一点常识没有？他们是不是故意纵放要犯？给我一个个彻底进行审查！”
他要求警视厅长官下令，把此案要犯们押送到日本，由他亲自审讯。
不几天，东京派出的“特高”会同上海宪兵司令部派出的专差，给他送来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三人。
他一见这三个人，心里便叫苦不迭。看他们，一个个，脸上、身上，青一块，紫一片，到处是伤，已经打成这样，还能指望他们“合作”？
所幸他们都还活着。暂且将他们送进巢鸭监狱，将息几天再说。趁这期间，他去“视察”中西功。
中西功经过治疗，身体仍很虚弱。但是已经能够讲话了。
他决定及早和他“恳谈”。
中西功还是不改初衷的神态，端坐椅上，面对高桥，从人类发展史的必然性说起，说到马克思主义，说到苏联和世界各国共产党，说到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说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状，说到她必胜的诸因素，说到他为什么断定日本必败，说到日本人民应该反对军阀集团给他们带来的灾难，有条有理。
高桥无可奈何，只得由他讲。
他也直言不讳地实说他为自己的党提供了哪些日本重要的军政战略情报。这是些用来证明他阐述的共产主义必胜的实例。简而言之，他是为了打败日本军阀，为了实现中日和平，为了在日本实现共产主义。
他还津津乐道似地说了他是怎样主动联络、组织日本革命同志，帮助中共进行对日军士兵作反战宣传的经过，从形式到内容，他提出过一些怎样的独到见解。
最令高桥震惊不已的莫过于他说：他根据得到的信息和资料，椎论判断出日本将在1941 年12 月8 日发动太平洋战争。这份情报也交给了中共负责人！他说得很轻松，眉尖隐藏着隐约可见的笑意。
高桥实在忍无可忍了：
“你是个绝对死心塌地为中共服务分子！”
“不不，我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
“又是你那个共产主义！”高桥习惯地要跳起来，但仍强忍着。
中西功叹了口气，然后皱了皱眉头：“看来你真是个不可救药的法西斯分子。”
高桥知道，现在再不可使用打手“教训”他了，因为他的身体不能再承受那种方法了。也叹了口气，皱了皱眉头，问道：
“你真的以为大日本帝国一定要失败？”
“我不想再对你重复这些道理了。”
两人沉默了一阵，高桥压低了声音：“你再说吧。”
中西功也压低了声音：“我从另个角度对你说说吧，你想想看，日本还有什么力量能挽救它的失败呢？军事斗争胜败的重要基础是经济力量。现在的日本呢？你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在经济方面进行一点掠夺的地点是上海，你们接收了上海公共租界，一部分目的是要动员上海的中国民族资本和日本在华中的经济相结合，结果呢？毫无成效。后来，你们把这个难题移交给“兴亚院”去研究对策，同样也没有结果。汪精卫实行了市制改革，不仅帮不了日本，实际是和你们闹独立。你们的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却看不出其中危机，糊里糊涂把公共租界接收了，背上了个大包袱。这些你都不知道吧？我还告诉你，你们接收上海租界以后，上海的工人、店员、公司职员等等各阶层人大量失业，米价上涨，从原来的130 元一担，一跃为250 元，再一跃变成400元、600 元。市民在米店门前大声吵闹，眼看就要造成暴动，你们派军队镇压，饿死了很多人。你想想，上海400 万市民暴动起来，会是什么后果？我可以说，现在的上海，是处在没有暴动的暴动之中。
“如果这一点你陌生的话，我可以对你分析一下太平洋战争之后的日本经济实况。不错，你我都得承认，日本占领了南洋群岛，确保了日本巨大的物资地带，造成了日本战时经济的小康状态。米、油、砂糖等等，都可得到些满足。而世界各国的国力都在迅速消耗，相对而言，日本国力有所好转。”
高桥瞪了瞪眼珠。
中西功继续说：“但是，尽管如此，由于日本战时经济基础脆弱，这种小康状态，实际上比战前还是恶化了。就说南方物资吧，第一，种类不均衡，橡胶、砂糖过剩，其他则不足，米、钢铁，都不足；第二，运输距离遥远，石油开采设备被破坏，用于运输的船只不足。太平洋战争以来，日本船只损失60 万吨以上，船只少。而且在海上航运过程，又常被英美拦阻，好不容易运到日本的那点物资，可供消241 费的数目便寥寥无几了。
“铁呢？这是用于战争的重要物资，造船及各方面都要铁，日本铁矿极少，现在年产铁坯400 万吨，炼铁设备严重不足。你们要在这个艰难的战争中迅速增加产量，是不切实际的。还有煤呢？在南洋你们得不到它，这是日本炼铁不能增加的基本原因之一，。。喂！喂！你在想什么？我说的你听到了吗？”
高桥恼怒地眨眨眼：“你在对谁说话？！”
他像受了委屈，因为他真的在认真听。
经过这样的恳谈，高桥对中西功毫无希望了。于是提笔在判刑建议上写道：“被告背叛帝国，投靠中共，长期埋伏在我核心部位，窃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大量情报，其利敌行为，造成帝国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尤其在大东亚圣战即将发动之际，被告潜回东京，刺探帝国进军日期，如此狂妄，其为害之大，令人战慄。被告在被捕后，仍不思悔改，在法庭上甚至在监狱里，对执法警官和狱吏，执意宣传共产主义，总以引导帝国失败为能事。。鉴于被告罪恶极大，应该依法判处极刑。。。”
写完，他忽然觉得，有一种沮丧情绪，重重地压在心头，难能摆脱。
在这种沮丧情绪下，他着手审讯从中国解来的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
第一个，先审会说日本话的汪敬远。
这个汪敬远开始就令他十分恼火。因为他熟悉外交和法律，大喊大叫地说他是中国人，日本无权审问他。高桥知道，他是在搞合法斗争，也是他顽抗的方法和手段。准备对他用刑，他冷笑道：“阁下，你听着，待日本战败后，你要十倍百倍地承受我们中国人对你的惩罚。”这使高桥不寒而慄。
他转而审讯李得森。
李得森不像汪敬远那样“骄狂”，他不大说话，不争辩，承认是中共党员。但是仅此而已。关于其它，好像都与他无关。似乎他是在不知不党中，为中共谍报团工作似的。这种手段自然瞒不过高桥兴助，便对他施行毒刑，他便叫冤枉。若不拿出人头照片为证，便得不到他一个点头。在他身上费去的时间不亚于汪敬远。
对陈一峰的审讯，没法进行。这个莫测高深的记者，不识时务，始终端着一副“无冕皇帝”的架势。他冷对刑具，威胁高桥：“我要发消息，向全世界公布你们的野蛮行径！”但是，他能忍受重刑，在这方面他是一位超凡脱俗的“皇帝”！
高桥率领他的审讯班子，轮流和他们三个交锋“恳谈”、用刑、取证。每场审讯下来，累得他筋疲力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不见成效。
“中共谍报团”案发后，上海“日本军事法庭”对郑百千、倪之骥、程维德、程鸿钧等的审讯，比高桥兴助在东京巢鸭监狱对中西功的“恳谈”尤为卖力。那些陪审的汪伪汉奸卖国贼，作梦都希望日本能取得大东亚战争的胜利。虽然日本必败的形势一天天逼近他们眼前，他们仍旧要向大日本帝国表示“亲善”。其办法就是在审讯中，尽可能表现出“仇共”面目来，给日本司法官看。这些人多半都知道，大日本皇军和蒋介石之间，不断眉来眼去，在“反共”这一点上，日蒋是相同而有默契的。因之，现在表现出一点“仇共”来，即使日本战败，他们在蒋介石座前，也将有一份表明心迹的机会，以便得到蒋家政权的信任。所以他们陪审时特别卖力。
然而这些“共党分子”，一个个，那脸色，那眼神，那答话，特别是那语气，不仅使日本司法官恼怒，更令这些汉奸们心惊胆颤。
随着大东亚战争和中国战区形势的变化，日本警视厅奉东条内阁之命，快速了结“中共谍报团”案。
东京：（巢鸭监狱）
高桥写西里龙夫“罪状”的报告书时，竟不知如何措辞为好。他想借机显示一下自己从中西和西里那里新学到的知识，又怕绕来绕去绕不明白，反而绕出个“被赤色宣传蛊惑”的罪名。没法，指令书记官逐条誊抄了西里龙夫的“言论”和“事实”共厚厚四大本。最后，他在结尾部分，按例写上：“鉴于该犯坚信共产主义，危害帝国，应处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