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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怎么办？在难下判决的情况下，决定：长期监押。上海：（江湾日本军事法庭）日本司法官和汉奸达成共识：举凡与“中共谍报团”案有牵连者，无论有无供词，一律判刑。
于是，宣判前的最后审讯，匆匆地“按程序”进行了。每次3 至5 人，或者5 至7 人，点到名字，叫出监房，押进灯光阴暗的“刑庭”，宣判完毕，装上汽车，分别直送江苏无锡、苏州等监狱。这几天，监房通道里，不断响着点名的呼喊声。监房铁门里，挤满了人们各种表情的脸。
“郑百千！”“郑百千！”“郑百千！”
郑百千被难友们从稻草铺上扶起，全身疼痛，站立不稳。当狱警搀着他走出监房时，他一步也挪不了，那狱警只得背上他。被捕以来，日本“特高”警察、汉奸特务越是打得狠，他心里越觉得要坚持下去，越不能放弃“不承认主义”。一旦放弃，便是功亏一篑。而且，他被打得耳鸣，日本话问些什么，听不清，反正不过是皮肉之苦呗。可怜一介书生，也真难为他了。有一天，东京来了个“特高”对着他耳朵吼道：“你的同党，张明达、邱麟祥的，地址的？”这是个老提问了，他仍依葫芦画瓢，照样来个摇摇头。
“他们统统，抓来的，你不说，杀啦杀啦的！”他仰头眯眼：“拿来，我看。”心想，你们也真蠢，抓到了还拷问我！结果没有个张明达或者邱麟祥照面对证。好一阵后，又听到疯狂地吼声：“大日本，大大的，你的，不满？！”他揣摩，这半不拉的日本中国话，什么意思？“大日本”对我大大的不满？可不是吗。我对“大日本”大大的不满？可不是嘛。他笑了。但是脸已浮肿而且发青，谁也看不出他笑。“你的，承认！？”他点了点头。当狱警把他背进“刑庭”，扶他倚墙站定时，他几乎什么也看不清，眼前只有一片模糊的灯光。他凭感觉知道，在他左右，也站着几个等待宣判的人。“郑百千！”他用力仰了仰头。“你的，大日本，大大的，不满？”他点头。“郑百千的，服刑的，一年！”他又仰起头。什么？只为对日本大大的不满，就判一年刑？每个中国人对日本都大大的不满，在敌占区，这几乎是公开的，你们日本也承认的！就凭这判一年刑？见鬼！当他与另一个小老头似的青年难友一同押往江苏无锡监狱时，便轻声对这位“小老头”发牢骚，叫屈：“哼，凭什么判我一年！”
“什么，一年？！”
“小老头”有点结巴地向他皱着眉头说：“你听错了，七年！你和我一样判七年。你一点日语都不懂？”
“我的天，这是什么法律？关七年。七年，我就大大的满意了？”郑百千像在自语。
“难道你相信，他们还能在中国呆七年？”
这句话说得很轻，却充满乐观和自信，重若干斤地落入郑百千的心中。他抬头向对方投以敬服的一瞥，这是他被捕以来继那个“神秘女史”和那个“神秘青年”之后又一个“神秘老头”。相比之下，自叹弗如。看来英雄梦难圆，“百以当千”又谈何容易？！
后来他和这个“神秘老头”在一个牢房里达半年之久，朝夕相处，得以互相沟通思想，取得信任。他才知道，这个“神秘老头”原来是上海情报科的倪之骥，出身于一个革命家庭，大哥大姐都是老党员，他和程和生既是朋友又是同志和同事，所以被牵连上了。
为了要弄清张明达和邱麟祥是否被捕，郑百千写了一封只有邱麟祥能看懂的信，买通狱卒带出去发了。他不寄任何希望，只是试探一下而已。孰料不几天，邱麟祥竟来探监了，说他安然无恙，仍旧坚守岗位。又告诉他，听说张明达已经到根据地去了，没有消息。
他听后，笑了。这是他被捕后第二次笑，一次发自内心的笑。他的“不承认主义”，使他的战友——另一个共产党员保存在原岗位上，而且来探望他。这真是一出好戏。
汪敬远被押解去日本，他的母亲，一位孤寡女人，悲喜交集。喜的是她的独生儿子终于继承了他父亲的遗志，为“强国”作努力；悲的是敬远被押解日本，自然非吉祥之兆。邻居好心人劝解说，哭有什么用，还是想想办法才好。“哎，我怎么办呢？”她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条“没有办法”的办法。她凭借日籍华人的身份，又是“汪主席手下特任官”的母亲，壮着胆子给汪精卫写了一封日文长信，措词柔中带刚。大意是说：她二十年前嫁到汪家，既是汪家妇，自然已是中国人；再说汪敬远，是中国人的遗孤血脉，难道不是中国人吗？又说，她儿子说过，他“要一心辅佐汪主席。”可是日本并无提携中国之真心。随意捕捉主席的随从秘书特任官，又押解东京，把中246 国放在什么地位？即使敬远有罪，要判要杀，自有中国政府自治，日本有什么资格审判中国人？这席话，说得汪精卫落眉沉思，颇有“动情”之状。终于在1943 年3 月携团访日临行前，交代代理“外交部长”周隆库：此去你要和日方交涉，坚持把汪敬远等中国人引渡回国。周隆库照办了，也办成了。于是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乘汪精卫访问团回国的同一条船，离开东京，回到上海，这是国际间从未有过的名副其实的“引渡”。
在他们的苦难中也有可品味的场景。
汪敬远等三人在巢鸭监狱牢房里正盘腿面壁“反省”，一声声传唤，把他们先后传唤到了“接见室”。高桥坐在小桌后，每走进一人，他便客气地点一下头，并伸手示意，让他们在他对面坐下。
这是他们被捕后第一次三人见面，谁也不说话，好像互不相识。
高桥命令汪敬远作日语翻译，然后郑重地说：“我想，你们可以作证，大日本警视厅对你们是友好的，是吧？”
汪敬远未及翻译便用日语问：
“这话什么意思？到什么地方，向谁作证？”
“就在这里，向我作证。”高桥点点头。
“为了什么？”
“为了需要。”
“谁需要？”
“我们，大日本帝国。你们，中华民国，都需要。你们三位，也需要。”
“我不需要，中国的国民不需要。是日本需要吗？”
“大日本帝国警视厅需要你们作证，我们是按法律程序友好地对待邻邦国民的。”
汪敬远思忖一阵，抬头正色说：“我是中国人，他俩也是中国247 人，没有向日本警视厅作证的义务和责任。更不愿对日本的法律加以评论。”他决心和高桥单独“恳谈”下去。
由于他俩都说日语，李得森和陈一峰只能从他俩的语气和脸色上猜测发生了什么事。高桥想了想，点头说：“这样说，也可以合理通过，这一项可以免去。第二项，你们愿意回到中国去吗？”这话来得太突然，汪敬远毫无思想准备，不知他藏着什么杀机，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不愿意吧？”机灵的汪敬远，顿时明白了，用冷笑的口气道：“岂有不愿回到自己祖国的道理？”
“这是一种需要。”高桥无所谓地说。
“什么需要？谁需要？”
“我们需要，帝国法律要求你们来表示自己的意向。”
“日本帝国的法律对我国没有任何约束力。”高桥傲慢地挺了挺胸：“汪君，大日本帝国的法律，是件首相的大风雨衣，这件大风雨衣，可以披盖住汪精卫主席和他的国民的。”
“我们汪主席也有自己的风雨衣。”
“不不，那是大日本天皇赐给他的晚礼服而已。汪君，你太幼稚，我为你这一缺陷而惋惜。”
“谢谢。”
“而且你要知道，任何法律，都是胜利者按照他们的需要制定的外衣，它必须适合最高当局的身材。”
“诚然，以前我不知道日本对法律是这样看待的。谢谢。”
“好吧，既然你们愿意回中国，我们不勉强挽留，你们准备吧，请你翻译给他们。”
“什么时候走？”
“准备吧，具体细节由我们安排。”汪敬远不敢相信警视厅，他怀疑这些疯狂的法西斯将对他们下毒手，于是对李得森和陈一峰说：“他说，要我们回国去，但是，我准备牺牲。你们明白啦？”李得森和陈一峰向他重重点下头。高桥见状，对他们笑了。然后向汪敬远探过头，压低声亲切地问：“有件事，我不明白，请汪君告诉我。”“什么事？”汪敬远更加警惕地问。“你们为什么要送我一枚勋章？”
“什么勋章？”汪敬远也向他探过头去。
高桥从衣袋里掏出一只方形镀金盒，揭开盖，取出一枚蓝白相间的勋章，捏着缎带扣针，举在汪敬远面前，故意摆动了一下，使那勋章在汪敬远眼前摇来摆去。同时他的两眼疑惑地注视着汪敬远：“看，金鸷勋章。”
“我们没有送你这个鸟东西！”汪敬远忿怒地回答；他一直生活在南方，南方人读“鸟”，同北方人发音不同，这是个骂人的贬词。
高桥不懂这话。
“是你们送给我的。”高桥慢吞吞地说：“如果我们逮捕了中西功之后，你们马上逃跑，我或许得不到这样高的奖赏。确实是这样的，这个鸟，叫“鸷”。你没见过吧？这是枚金鸷勋章。谢谢你们。不过，我仍旧迷惑，你们为什么不逃跑呢？中西功已经落到我们网里了，可是你们，半年不动，真奇怪！”
我们的汪敬远毕竟是一个共产党员。被捕以来，为这个问题。他一直对老吴懊恼不已。今天经高桥一问，心里不是滋味。但是，在这个法西斯面前，他必须作出共产党员的正面回答。他冷静地想了一下，满不在乎地一笑，继之轻蔑地注视着高桥，正经地说：“这个问题，我即使对你详细说明白，你也不会理解，更不会接受我的观念。”
“不妨事，可以作为我请教你的话题。”
“好吧。”汪敬远眼神肃穆地沉思着说：“简而言之，我们中国共产党员目前的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封建主义的压迫。将来，还要进行更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为此，我们都宣誓，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这一系列的革命。我们的党，分配给我们每个人的任务，都是革命所需要的局部。我们必须坚持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完成革命的需要，在任何困难危险的情况下，即使牺牲个人性命，也绝不后退一步。”
“这还是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说的那一套嘛。”
“不错，在我们看来，谁能做好这一套，就是一个‘完人！’”
“不可思议，一个人失去了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汪敬远微笑着：“所以我说，你不会理解的，更不能接受这一套。因为这一套太伟大了，而你，太渺小了，警官先生，我为你这个先天性缺陷而惋惜。”
汪敬远估计，经他这一骂，高桥完全会暴跳起来，于是，等待着。
高桥竟没有发作，只是默默地思索。
。。
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在上海下船后，被直接送到南京汪伪“中央军人监狱”去了。
在这个“中共谍报团案”中撞进网又跳出去了的张明达，眼泪泡着心，又回到了他熟悉的上海。他找到刘广胄，详细说明和分析了苏北根据地不收留他的原因。请刘广胄再想办法帮助他找到党的关系。刘广胄也知道，他离开党在上海一天也呆不住。半个月后，把他领到法租界萨坡赛路一幢三层楼的人家去。这里住着一位70 多岁的老中医，名叫李复石，是一位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多年来，这里一直是地下党组织进行隐蔽斗争的重要联络点。刘广胄向李老详细介绍了张明达，老人答应，“尽力帮助，且待机会”。这以后，张明达一两个星期便到李家去探一次信。半年后，李复石老人告诉他：“你的机会到了。”经李老的“亲戚”写了封信，他带着，第二次到了苏北根据地，见到了新四军某师主要负责人，暂时被安排在盐阜地委工作，不久调到师司令部工作。
这次“亲娘”总算接收了他，因为他经过了李老半年多的实地考查。从此他重披战袍，又走上抗日征途；在沙场上而不是在魔窟里，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面对面的拼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从1943 年春季开始战略反攻。这之后，英美报刊记者们，在宣传报道战争发展形势方面，起了正面作用。德国、日本己无防守战略可言，他们的败退是混乱的。苏联红军的炮兵部队使用了“喀秋莎”，英美记者们亲昵地称她是“斯大林的手风琴”。说“德国士兵听到她的演奏声，便神经失常，混乱地向自己的友邻部队开冲锋枪扫射。”
斯大林拉着他的“手风琴”，一直走到柏林。
斯大林走向柏林的一路上，铺满了德国法西斯军旗和德军的尸体。这景象，由近代化的电讯工具无线电台广播，一幅幅地送到了东条英机和日本内阁成员们的案桌上和重臣们的官邸里。太平洋战场上，滚滚浓烟里，皇军连续地“玉碎”，海空军舰飞机，难得靠近去营救，更无参战力量可投入。只好让他们“碎”下去，“碎”到最后为止。这些消息日渐压迫着在中国战场上的百万“大日本皇军”，在他们周围，不是重庆方面的国军，便是延安方面的共军。尤其华北，那些封锁沟，原是为对付共军而挖的，现在实地一看，竟变成共军包围他们的阵地了，好像特意为共军挖下的，找不出一条可撤退到海边的通道。“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焦虑不安。重庆方251 面，倒还好办些，因为毕竟有着某些关系在暗中联系着。而且，那个反共的大目标，双方已有过默契和行动，将来也必然是一致的。但是，延安方面却毫不容情，反攻性战斗，天夭打，夜夜打，野外打，围城打，眼见得其意图是逼皇军投降。蒋介石先生远在四川，怎么办？
冈村宁次决定和中共周旋一番，下令在占领区的监狱中寻找中共的“高级要员”，作为他的特派使者，邀请中共代表，举行秘密谈判，以施“缓兵之计”。于是在南京中央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