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若依他所重视的这些内容推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好像是双方物资的比较。由于是第一次见面，吴纪光没有在这个论点上和他展开讨论。
最后，分别时，中西功给了他一包大炮台香烟。说是他的党费，态度很是郑重。
拿回家打开一看，原来香烟包里装的是三张大额军票。真有意思。
第二个约见对象是在南京“中华通讯社”任顾问的“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日本同志西里龙夫。一眼看去就知道这是位老革命，态度很谨慎。中国话讲得不甚通顺，有点吃力。对吴纪光的谈话，唯唯而已，比中西功显得温和。关于情报科内部的情况，一概不谈。他关心的是在北平开展工作的尾崎庄太郎，打不开局面，派去个钱志行，到现在还没安排好一个适当的掩护职业。他提出意见：“希望新领导给以实际指示，从速加以解决。”
第三个约见的是“秀才”陈一峰。这个“秀才”已和吴纪光相见几次了，对吴纪光担任领导，一付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他还主动提出，在汪精卫公馆里的汪敬远，出行不便，吴纪光不必特地见他。由他给他打个招呼就行了。整个谈话，在陈一峰那“稀里马哈”的冷热不定中草草结束，使吴纪光产生了一种空落感。
第四个约见的是李得森，这条山东大汉，不容他多说，瞪起眼叫道：“有什么说的？叫你领导你就领导呗，我是绝对服从，你放心。”
至此，吴纪光心下清楚了：不客气地说，这是个乱摊子，每个人的能量都很大，却未能发挥，必须采取根本性措施加以调整。
他经过深思熟虑，果断行动，根据每个人的特长，从组织上做了调配。上海是大本营。派出李得森、张敏到南京和陈一峰组成个情报站，使每个人都得以发挥能力。经过调动，一个月后，大家各就各位，工作进入正常运行。
在人力使用上，他心里又有一个军事建制。
他把上海的中西功当“第一军”，把南京的西里龙夫当“第二军”。隐蔽在南京“中华联合通讯社”的采访部主任陈一峰，是“第三军”。隐蔽在汪精卫公馆里的汪敬远，是“独立旅”。活动在上海、南京、无锡的倪之骥、邱麟祥、程维德、郑百千等等，是游击队。李得森的南京情报站，只是个承上启下的交通联络机构。还有北平的尾崎庄大郎、钱志行，山西的白井行幸等，是驻华北的“野战军”。
他确实掌握着一个情报大兵团。
一年多来，这个大兵团，发挥了作用，他们随时掌握着日本南北两方的军事机密，或可直说掌握着华中、华北两大沦陷区日本占领军的重大行动计划。至于汪伪军的活动，汪精卫和西尾寿造、坂垣征四郎之间的秘密谈判，汪伪内部的宗派内江，汪派同王克敏、梁鸿志之间的明争暗斗，蒋介石“蓝衣社”在上海的活动，影佐祯昭通过“梅机关”摆弄汪伪这具败类木偶的一举一动，等等等等，更是一清二楚。华北八路军“反扫荡”，华中新四军“反清乡”，在哪摆战场，是军事首长的事，仗怎么打，由指挥员决定。上海情报科，可以向上级提供这些方面的情报，但打仗不是他的任务，更不用直接提供这方面的意见。
一年多来，“小开”没有拒绝过他的约见。每次对他的汇报都点头赞许，然后轻声说：“就这样干吧。”领导这样放手，当然是出自信任，而信任是出自领导对自己的能力的了解和表现的观察分析。
但是怎么说呢？他心里始终有一丝不安，这不安来自“小开”第一次见他时那眼角余光的一瞟。他至今没有忘记。那一瞟说明什么呢？他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他所意识到的对他那某种要求？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要求呢？
不管怎么说吧，他决心无条件地服从领导，这不会错。前天，上级突然来了个通知，说延安要上海情报科把日军即将南进，发动战争的行动日期，核实准确，及早报告。这可是个大题目，他一听，脑袋就胀了。日本要“南进”的国策，他是知道的。“南进”矛头是指向英、美、荷兰及泰国、马来亚、新加坡、越南、缅甸，这他也知道。可是，核实发动战争的日期谈何容易！他挠头，一筹莫展。这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各国都需要的重要大情报，非同一般。他意识到，把这样一个重大任务交给上海情报科，就是说，中央要上海情报科担负国际情报的重任了。任务完成得好，加速法西斯阵营的灭亡，减少全世界人民的灾难，这又是何等光荣！但是，怎么去完成呢？他还是挠头，一筹莫展。
挠来挠去，他想到了“第一军”。中西功有办法从“满铁”的密件里取得情报，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延安要的是准确日期，不是只提供些情况资料就行的。
正在为难时，程和生来了。“什么事？”他问。“中西功收到东京一份电报。”
“电报？什么电报？”
“叫他向西去。”
“叫他向西去？”吴纪光一下愣住了，他明白叫中西功向西去意味着什么。近卫倒台，他已经想到中西功有受牵连的可能。现在果然，他收到了警报。“你看到电报了？”
“看到了。”
“谁发的？”
“大概是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用的是中西功的一个笔名。”
“笔名，什么笔名？”
“叫白川次郎。”
“那就是。。发报人是日本革命同志？”
“他也说不清。”
“噢，他怎么说的？要向西去？”
“他考虑的很多，说怕他走了以后，敌人要追查我们，结果可能造成我们在上海站不住脚的局面。”
“噢。”
“不过从我们组织上来说，应该赶紧打发他走，送他到延安去。至少到苏南或者苏北根据地，离开上海！对不对？”老吴沉默了。“一个日本同志，我们要对他负责任。”程和生又补充说。“是啊！他是个好同志，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吴纪光心里掀起浪头，这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怎么办？这等大事，不是他作得了主的。他沉吟了一阵，告诉程和生：“等我请示了再说。”
“要快。”程和生要求。“就去。”他答复。程和生一走，他立刻去见“小开”。把事情作了汇报。“小开”听罢，沉思一阵，轻声问：“你见过那个电报了？”“没有。是程和生汇报的，”“叫他向西去？”“是。”“发报人叫什么？”“白川次郎。”“小开”沉思一阵，轻声说：“这种时刻，这种事，你得动脑子。”停顿一阵，又深沉地说：“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非常严竣，了解和掌握日军的战略动向，是我们的第一重要任务，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国抗日的范围。因此延安一直要求我们用一切力量注视日军南进还是北进的方向问题。我可以告诉你，德国进攻苏联以后，我们中央是从世界形势的发展考虑我们中国抗战可能出现的困难的。在延安毛主席和我谈过，他对日本南进还是北进非常关心，非常焦虑。说如果日本北进的话，我们将面临非常艰难的局面。因为英美有可能和日本妥协。他还说，果真出现那种局面的活，共产主义大本营和全世界、全人类都要经受一段黑暗时期。你看，形势多么严重？现在，日本南进已经明确。中央又要我们进一步搞清他们发动战争的日期，这是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提供更进一步的明白的战略情报。你想想，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怎么办？”吴纪光随声问。“是叫他离开阵地向西去？还是要他继续坚持？”吴纪光一下回答不出，他知道，这是关键问题的关键时刻。他不敢多嘴。“得慎重考虑。”“小开”点了下头：“容我想想。”第二天，他按时会见“小开”。“小开”说：“我考虑决定，不能叫他向西去。恰恰相反，不仅要他继续坚持岗位，还要请他向东去。”
“向东去？”吴纪光懵然地问：“去干什么？”
“完成延安交来的任务。”“这？！”吴纪光目瞪口呆了。半天，才低声说：“那是很危险的，万一？！”
“万一被捕？”“是啊！有这种危险。”吴纪光用诚挚的眼光向“小开”解释。“那就有这种危险吧。”
“小开”极平静地说：“他经验丰富，现在，只有他能取得这份情报。”“可是——”
“不用可是，他有胆有识，善于在复杂的斗争环境里完成任务。你对他的认识恐怕还不够，他是个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
吴纪光心里抱委屈。如果说他对中西功认识还不够，未免冤枉。他和中西功联系，已经一年多了。一年多来，他渐渐熟悉了这位日本同志，从第一次见到他所得的“不甚好”的印象里，快速地超脱出来，他为什么把中西功当“第一军”？就是出于对他各方面的信任。相信他的能力，更相信他对反法西斯斗争的坚定和忠诚。然而——他对“小开”低声说：“可他是个日本人。”
“不，不能从这个角度考虑，首先要从完成任务的角度考虑，要他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注意保护自己吧。我相信他有这个能力。更相信他会接受这个任务。要不要我跟他面谈？”“小开”用冰冷的眼光问他。
“不要不要。”吴纪光急忙答。
“那好，叫他马上行动。”“小开”好像看穿他的回答缺乏决心。然后轻舒口气说：“他去了，无非是两种可能，回来，或者不回来。回来，要完成任务再回来。不回来，必有他不回来的原因。”
吴纪光此时感觉到“小开”不仅斗争坚决，而且思路敏捷，跳跃跨度大。相比之下，自愧不如。但是，怎样才能完美地把这任务交给中西功呢？联络员程和生那一关就有阻力。果然。当他把“小开”的决定传达给程和生时，程和生两眼愁苦地眨个不停。
“在这种形势下叫他去东京？”程和生问。
“不派他派谁呢？”
程和生像突然被当头泼了一盆凉水似的全身打个颤，说：“你这不是把他往敌人手心里送吗？”
吴纪光望着他那一付憨厚而又天真的样子，心里也不是滋味，他从程和生脸上，看到了在这年轻人的心里蕴藏着对中西功深厚的革命友谊！但是。。
“听我说，阿程，”他轻轻地拍着程和生的庸膀用委婉的口吻说：“这是一种策略，也是将计就计。即使敌人的眼光已经注视上海，盯上了他，何不来个出敌不意，反其道而行之呢？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就像《西游记》里的孙猴子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那样，也许更安全。他在东京，可以找到那个朋友白川次郎，问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还可以根据情况，采取对策，我们不能收到一个不明来历的电报便糊里糊涂地叫他拔腿就跑。这是个常识问题。而且，我们还可以根据他得到的情况，确定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到时候，哪里该切断，哪里该撤退，再作决定也不迟。”
程和生不吭声了，老吴是领导，又有斗争经验，并且也知道他已经请示过上级了，上级的决定当然应该是对的。但他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就这样决定了？”
“决定了。”
“如果，如果中西持反对意见呢？”程和生的问话是有目的的，他寄希望于中西拒绝冒这样大的危险。
“当然，我们得尊重他的意见。不过，你得一字不改地把决定传达给他，快去吧。”
程和生悻悻地走了。看得出，他嘴上不说，心里仍很不服气。其实，吴纪光又何尝不知道，这个决定有多么大的冒险性呢！但是他更知道，整个情报科不是无时无刻都处在危险之中吗？在危险中再冒险一下，应该说也是正常的。
此时，我们的这位大兵团司令的内心真有点大将的气概了。
程和生去请示老吴以后，中西功没法使自己镇静下来。程和生同他谈话的表情，他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这位小弟弟的心情，他完全明白，也十分感激。程和生为他的安危担心，极力主张他“向西去”，用意很清楚，是为了保护他。他之所谓去请示老吴，十之八九也是去讨柄尚方宝剑，一旦领导决定了，他便只好执行，没有话说，“向西去”。至于方子和惠子，他相信组织也会作出妥善安排，不用担心，说不定会把她们送到西边去和他会面，那是不难办到的。
可是，那么一来，程和生、倪之骥、程维德这些在“特别调查班”里的同志们怎么办？都转移吗？如果都转移了，“满铁”这个重要情报点岂不就彻底撤销了。这个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不能容许这个局面出现。
一定要保住这个情报点。
怎么保住呢？
办法很简明，他仍旧坚持在“满铁”，不向西去。
只要他在，情报点就存。他走，情报点就亡。道理本来就这么简单。
可是，怎么坚持下去？
他设法带着“特别调查班”转移到某个日本驻华单位，或者到汪精卫某个机关？那样一来，可就拿不到在“满铁”所能得到的那类重要机密，实际上还是把“满铁”这个情报点放弃了。况且哪个单位又能收留他和他的“特别调查班”呢？“满铁”知道他的身份，绝对不会放他走。那样做，其后果还不及“向西去”来得干脆！
怎么坚持下去？
这是中西功收到白川次郎电报以后一直在思索的课题，也就是他所要想出的“万全之策”。在一瞬间，他后悔没有在“满铁”培养教育发展一个党员，没有后继力量。他想起研究室的津金，津金是京都人，毕业于帝国大学法律系，专业把他造成个能言善辩的雄才，有点锋芒毕露，不容人对他的发言有所辩驳。在几次研究会议上，他的发言说明他对共产主义理论有初浅研究，对国际形势也能作较客观的分析。中西功曾和他作过几次经济学术恳谈，从个别接触中观察，这个人基本素质是好的，心地善良，也可说是正派的。在他理屈词穷后，能认真思考，并且当即认真承认自己学浅，然后尊敬你，主动向你求教一些问题，在求教过程中，不带一点虚假的恭维。他应该是个有为的青年。中西功向他流露过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