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主动向你求教一些问题，在求教过程中，不带一点虚假的恭维。他应该是个有为的青年。中西功向他流露过友谊之情，他极为珍视。可惜没敢和他深入交谈有关共产主义的话题。更没敢向他流露一丝有关他的隐蔽工作。
不过，中西功又想，即使已经把津金发展成中共党员，一旦我向西去了，他能否保持下这个情报点，也是件未可预料的事。如果程和生等“特别调查班”里的同志们都撤退了，他得另建一套搭配班子。建一个班子谈何容易！他建立这个“特别调查班”，曾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啊！
他深深叹口气。无论如何要想出个“万全之策”来，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也要把“满铁”
情报点坚持下去，全部症结在于怎样做才能坚持下去。“怎样做？！”他紧锁眉头在沙发上苦苦思索。“先生！”耳边响起一声轻柔的呼唤，他睁眼一看，见惠子手按沙发扶手，弯腰凑在他耳边，调皮的笑着：“请君幸膳！”他往饭厅看，方子在厅门里探出半个身向他微笑。他勉强起身，走进饭厅。依惯例在他的位子上坐下。佐酒是经过精心准备的。鱼青虾红，都是新鲜的。一盘嫩茭白丝，像还没下过锅。方子为他斟酒满杯，他握着酒杯还没缓过神来。“你为什么这样？”惠子的眼光在他和方子之间看来看去。“公事上的小困难。”他应付地随口说。“你这愁苦的神色很像爸爸没钱还债时那样。”惠子笑了。“是吗？”他苦笑一下，开始“幸膳”。然而仍旧“心不在焉”的两眼发呆。“有时候，爸爸会找人临时借一大笔钱，打发几个债户，消息一传开，别的债户便不急着登门催讨了。”惠子一边吃饭，一边开心地笑着。“是吗？”他又应付。一杯酒喝下，方子再为他斟酒间，他像受到惠子说话的某种启迪似的，双手合拢，拍了一下，发出清脆的一声响，好像是向方子道谢。这一来，饭桌上的空气顿时变得和谐了。然而他却起身到书房去了。他拿起电话听筒，拨通了南京陶谷新村“同盟社”首席记者西里龙夫私宅。“西里君，我有事需要见你。”“我也想会见，如果你有时间，我立即到府上造访。”西里龙夫说。“不不，谢谢，我到你府上拜访，立即动身去南京。”他抬眼看看壁上挂钟，又重复一声：“立即动身。”挂上话筒，他抓起件外套，转头向饭厅招呼一声：“我走了。”便出门而去。待惠子追到门口，他已经转过楼房的墙角不见了。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之间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微妙关系。说来他俩都是中共党员，都属上海情报科领导，似乎颇为简单。但是他俩又都被一种特别的感情所煎熬，所驱使，这就是为自己的祖国日本的命运而焦虑。共产党员讲国际主义，但是连自己本国的命运都不能掌握，这国际主义从何谈起？日本军阀侵华给日本人民造成的苦难虽然被御用工具严密封锁，但他们却了若指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亲眼目睹，真可谓“罄竹难书”啊！处于这个战争漩涡中的日籍中共党员，国际主义的责任是最直接的了。关于这个问题，他们都心里自明。由于痛苦的压迫，才使他们都不夸夸其谈，而只埋头隐蔽地艰辛工作。
西里龙夫不仅比中西功年长，若从“东亚同文书院”这个学校的班级顺序论起来，还是他的学长，或者说是他的前辈。西里龙夫的学问道德，在与他交往的人中被广泛称赞。中西功对他敬佩有余。若从这方面而论，他内心把西里当师尊。
西里龙夫在分析战争局势方面常有独到见解。近卫文魔施政期间，他就对中西功预言过：“如果近卫的‘大政组合’只维持一个形式，而不能从政治观点上彻底统一，那么它将徒有虚名，无所作为，最终必然被军国主义分子所压垮。”现在，不论近卫倒台出自什么原因，事实的发展，证实了西里的预言。
关于白川次郎发来的电报，不仅是对中西功报警，也是对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等人的报警。需要大家研究，采取统一对策。他对“满铁”情报点的“万全之策”，已经有个朦胧的设想，需要和西里龙夫商量，听听他的评论。中西功从登上火车到踏进西里龙夫宿舍门，一直都在为他的“万全之策”作各种方案的设计和修补。两人见面，没有一句客套，开门见山，首先的共同话题都是“近卫倒台、东条组阁”的内幕可能是什么。
两人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事情来得这么突然，他们都没见过这方面的有关资料。但是他们都感觉到：近卫的私人秘书尾崎秀实，很大可能随着近卫的倒台而受到某种牵连。
“尾崎秀实凶多吉少。”西里龙夫口气断然。“我怀疑‘白川次郎’的警报是他发的。”“是吗？如果是那样，事情也许不至于太糟糕，因为他毕竟可以给你发报，说明他还有自由。”“那也说明在近卫的档案库里有关于我们的报告材料。”“是啊！不过，情况不明，任何判断都是盲目的。”“所以，我想回东京去一趟，实地侦察一下。”
西里龙夫隔着眼镜片向他投来的眼光充满惊愕，脸也渐渐伸长了。好一阵，两人就这样四目相对着，谁也不说话。
“那，”西里龙夫问：“目的何在？”
中西功沉思了片刻：“东条的广播讲话，虽然承袭了近卫关于战争国策的调子，但是，我觉得，这个武夫，比近卫更急于发动战争，‘南进’好像要开始了。我要掌握这个战争之神的脉搏。”中西功边说边观察西里龙夫的脸色，见他仍旧那么惊愕地直视着他，显然对他的回答，觉得文不对题。便进一步阐说，他拟东京之行要达到的具体目的是：希望侦得东条发动南进战争的具体计划和准确的时间，然后再决定是否“向西去”。他希望力求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坚持使“满铁”这个情报点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他有点激动地说：
“我的作用是别人难以代替的。
我向西去了，对上海情报科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我不作无谓牺牲，但我绝不怕牺牲。”
西里龙夫的眼帘隔着眼镜片渐渐垂了下来。
在日清码头送中西功上了轮船，程和生慢步倘徉在马路上。前天晚上，他把老吴的意见传达给了中西功，他从来没遇到过这么难堪的局面。本来，他是要劝说老吴催中西功离开上海“向西去”的，结果碰了钉子，而且老吴一再坚持要中西功“向东去”。既然是组织决定，当然要一字不改的传达。在他想来，中西功定会表现为难，而且可能婉言推辞。如果他推辞，是在情理之中。如果他推辞，自己便可以返回去再和老吴细细商量，把中西功送到根据地去。孰料，中西功听后，竟肯定地点点头，说和他想的基本一致，满口答应了。虽说程和生只是个负责他们两人之间传递意见的联络员，可是作为党员，他对老吴这位上级作出如此的决定，心里不能接受。他觉得老吴只知道任务，不为中西功着想。所以在向中西功传达的时候，便带着一种情绪。中西功倒反过来劝说他，热情勃勃地解释，说老吴的决定是如何如何正确，任务是如何如何重要，更不能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草率撤退。至于到东京以后，不必为他担心。他有很可靠的朋友，可以保护他。比他在上海方便得多，安全得多。中西一席话，说得那么轻松，那么乐观，那么无私无畏，程和生不但未能说服他，反而被他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了，事情既然如此明白、壮丽，使他一时间连同对老吴的不满也一古脑儿烟消云散了。
但是，当时的心情变化是当时的情绪。码头方向传来低沉的汽笛声。中西功走了，他程和生那深藏着的不安的心情却没被带走。眼前所见，活动在街面上熙熙攘攘的市民们，好像都没有什么不安和愁肠。日军占领上海4 年多了，人们好像已经习惯这种被异族统治的生活了。他想，这些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健忘，父母兄弟被野兽枪杀，大街上的血迹被洗涮之后，他们脑海里的仇恨也随着被洗涮去了。
忽然，传来刺耳的汽车喇叭声，活动在街上的人们都往两边躲避，上海人都熟悉这种声音了。果然，眨眼间，三辆敌伪警车嚎叫着，由北而南开来；程和生被一个急忙躲避的老太太撞了个趔趄，老太太口念“阿弥陀佛”，低声骂了一句“‘赤佬’又来抓人了！”
程和生赶忙扶住老太太，站定街边，目送军车驰去，心里暗暗生出一丝喜悦：中国人并不健忘，他们的武器是沉默中的实际行动。只要有人站出来组织领导，每个上海人都会是点火就着的干柴。
恰在这时，倪之骥不知从哪里钻出来，挤到他身旁，低声说“76 号抓了蓝衣社，他们的头头陈恭谢，也被抓了。”
“噢。”程和生推了倪之骥一把，两人便分头走开了。
陈恭澍是“蓝衣社”潜伏在上海的头头。“蓝衣社”的活动，上海情报科是很不赞成的。但是没法子，管不得他们，既要和他们打交道，又得躲着他们，既要渗入他们内部，完成我党的推、拉他们抗日的任务，又不能让他们有丝毫察觉，这真大艰难了。这个陈恭澍，前年3 月在越南河内跟踪行刺汪精卫，结果，打死了个曾仲鸣，打伤了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汪精卫连点皮也没蹭破。汪精卫派人和陈立夫交涉了一阵子，双方没达成协议。去年6月，“蓝衣社”要给汪精卫点颜色看看，打死了《国民新闻社》的社长穆时英。汪精卫急了，发表声明：“要坚决消灭在上海的蓝衣社”。现在果然动手了。蓝衣社在上海有多少人，他们的活动计划，汪精卫是不掌握的，但是他们在上海的存在，汪精卫是明明白白的。蒋汪之间的矛盾已经激烈化，表面化，这必然使日汪特务的破坏活动强化，对在上海的各种抗日力量也是个威胁。
这帮子“蓝衣社”！
话说回来，他们也只会这些办法、相信这些手段。
第三章谁是重大情报的获取者
随着轮机声缓慢、沉重地停止，轮船停靠在码头前。东京到了。
中西功向船窗外望去，只见白茫茫一片海水。舱室外通道上，已经有人提箱背包准备下船了。他不着急，决心走在最后。
两昼夜的海上航行，他没到甲版上去走过一趟，也没到餐厅去吃一餐饭，只沉沉地大睡。醒来，喝杯水，吃点饼干，躺在铺上大睁双眼思索到达东京后怎样进行活动。
第一件事，先寻找发电报的“白川次郎”。是谁呢？他搜遍枯肠地想来想去，十有八九是尾崎秀实。只有他才有机会得到有关他的安危方面的情报。也许，近卫下台，尾崎秀实在整理文件时，看到了警视厅给内阁的报告之类的东西，其中有涉及到他的材料。于是尾崎发了警报。
如果不是尾崎秀实，还可能是谁呢？
水野成？浜津良胜？他们现在都在东京。他们几位知道我用过“白川次郎”这个笔名。可是，他们从什么地方得到关于我安危的消息呢？他们都不在可以得到这种机密消息的机关。
这几位朋友，都是日本革命志士，1938 年，日本取缔共产党和革命者，他们辗转分散到了满洲。这时中西功前后在“满铁”大连分公司和天津事务所当调查员。他把他们、还有现在在北平的白井行幸和尾崎庄太郎，各别联络起来，成立了个“中国满洲共产主义者组织”，还在大连老虎滩开了个会，研究开展反战活动。中西功率先行动，写了一篇报道性的文章，题目叫作《镇压日本左翼的状况》，严厉抨击日本当局“正在制造黑暗的政治”。此文由尾崎秀实协助，传递到上海，在《中国论坛》杂志上发表，用的笔名，写了个“白川次郎”。这篇文章，在中国左翼人士间和日共流散各地的党员中，引起很大影响，给各地日共党员带来希望。他们偷偷互相打听，白川次郎是谁？结果谁也打听不出来。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人们对这个名字也淡漠了。但是知道此事的几位，肯定不会忘记。
会是他们之中的哪一位？白井行幸和尾崎庄大郎在北平和山西活动。在东京的就是他们几位。
第二件事便是要设法拿到日军发动“南进”战争的确切日期的情报。现在这个任务变成此行的主要目的了。只要见到尾崎秀实，这是有希望的。什么事瞒得过首相顾问兼秘书？虽然近卫下台了，但是船大掉头难，战略计划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在上海，他已经听过新首相东条英机的广播讲话了。东条讲话的重点是申明新内阁执行国策的立场，他说：“新内阁将继续坚持关于处理中国事变和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既定国策。”这就是非常明白地说，日本“南进”的国策没有改变。所以上级才要了解日军发动战争的日期。
总之，见到尾崎秀实，就一切都好办了。
他提起皮包，走出客舱，跟在下船旅客们的最后。
他还不知道，此时，尾崎秀实确实已被东京警视厅逮捕，关在临时刑审室里已经12 天了。
他更不知道，水野成、浜津良胜，也早已被拘留了。
他走出客舱通道，来到扶梯口，转眼望见了东京市，从这里高处看东京，还是那样子，一片低矮的民房，散落几幢灰色的楼，很寂静。
下完扶梯走上码头，抬头望见岸上挤满了人，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
他最后一个登上岸，岸上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们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走散光了。在检票的木柱门外，有三个穿军装的光头青年人，抱着挂在脖子上白布裹起的方盒子，神色木然地站着，几个妇女对着他们哭泣、鞠躬，孩子们莫名其妙地拉着女人们的长裙。不用说，那方盒子里装的是日军阵亡者的骨灰盒。
他决定按计划先找个旅社住下。奇怪，海边所有路上都清静无人，进了市区依然街道冷清，不像往昔的东京街上总是那么热闹。他在一家叫“千代”的旅社里住下了。这是家小旅社，但是，有电话线从二楼窗旁拉进房去。
住宿的客人不多，柜台前很清闲，店员招待很殷勤。这店员走路一拐一瘸，很艰难。他见中西功低眼看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