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周祥千进城闹事的人，必定不肯再当他的党羽，周祥千就被孤立了。周祥千孤立了，东乡的张潮青和俞能贵还能长久为患吗？
段光清读了匿名信，便请来众绅商量。众绅表示，信中观点平允，但不知道乡民接受不接受。段光清说，如此定价，只怕绅衿大户不肯，你们既然说平允，此事就算定了。于是开征钱粮。果然一切顺利，人心大定。
公元前201年，刘邦平定天下不久，就逮捕了为他打天下的大英雄韩信。韩信被绑在后车上，感叹道：“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韩信毕竟是大英雄，一句“我固当烹”，道出了对现实利害格局的清醒而深刻的认识。邱吉尔也有这等大见识。他领导英国人民战胜了法西斯德国，1945年7月，他正在德国的波茨坦与美苏讨论战后秩序，英国国内的大选就把他选掉了，更加重视劳工利益的工党上台。邱吉尔在卸任时说：“对杰出内阁首相的无情，是伟大民族的象征。”
现在鄞县也到了“天下已定”的关头，平民胜利了，大家要过平常日子了。假如没有危险，老百姓还不妨保持对昔日英雄的尊敬。如果英雄只能给百姓招致官府的报复，或者利用这种尊敬出格越轨，他就成了多余的祸害——英雄这种东西，本来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物，稳定的常规秩序中不需要英雄，也没有英雄的位置。
开征钱粮不久，周祥千便到官府投案自首。城乡大众听说周祥千前来投案，观者如堵，人声鼎沸。周祥千坦然坐在大堂的地上，等着官府来拿。而宁波毕知府惊魂未定，听到外边的喧闹，吓得不敢出来见周祥千。段光清被招到现场，在众目睽睽之下握住了周祥千的手，说：大丈夫做事一身承当，你今天来这里，毫不波及同乡，真不愧为大丈夫！说着，扫视围观的民众，朗声道：要不是周祥千今天来，恐怕你们的身家都不得安静。你们都应当感激周祥千一人！此话一说，那围观的人山人海顿时波澜不兴，一片肃静。
从全局看来，这是决定周祥千命运的最后关头。设身处地替那些看着周祥千跳入虎口的乡民想一想，他们的内心是有愧的。他们暗自希望周祥千投案自首，所以不会认真劝阻他。现在他真来投案了，却加强了他们心中的愧疚。此时此刻，如果官府的态度稍有失误，哪怕动他一个手指头，就可能有人绷不住大声喊打，再次闹翻天。
进了后堂，段光清与毕知府商量了一个办法，认为此案不能在这里办。按律条惩办周祥千，民心不服。释放周祥千，案子太重，对上头交代不过去。最佳方案，莫过于把此案推到上边，请周祥千到上边投案。周祥千一走，围观的人自然就散了，此事就彻底平息了。到了省上，还要建议缓办此案。立即严办，石山的党羽就不易散伙了。商议已定，当天便礼送周祥千赴省投案。到了臬司那里，他们果然整天酒肉款待，显示了对周祥千的人格的尊重。
时隔一个半世纪，我在书本和实际生活中见过了一些类似的事情，便知道周祥千还是有其他选择的。投奔“解放区”自不必说了，更有利于闹事首领的策略，就是把事情挑大，得寸进尺地将目标提高，让官府难以让步。对周祥千来说，最理想的结局就是激化官府和民众的冲突，联合东乡揭杆而起，率领一支人马加入太平军，甚至自己闹出一场太平天国运动。那些中农自然是不容易卷入的，但是还有贫农，还有闹事的积极分子，可以利用他们组建纠察队，严厉打击一切企图与官府妥协的机会主义倾向。按照律条，周祥千反正也是一死，何不闹他个痛快？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英雄，在他们可以挑拨激化事态，可以裹胁和利用民意的时候，主动放弃自己的最后一线希望，挺身当了民众贡献给统治者的牺牲。我对他们充满同情和敬意。
五、天下已定英雄当烹
假如周祥千不去投案自首，我们也能根据张潮青和俞能贵的遭遇推测出他的结局。
段光清去石山谈判的时候，与张潮青和俞能贵的谋主李芝英私下交换过看法。段光清问李芝英最后是不是要造反，李芝英说，百姓抗官出于无奈。官府不问罪，百姓就不会主动进攻。段光清也告诉他，此事闹大了，官府不可能完全不问罪，但只要抓到挑头的人，也可以敷衍了事。段光清劝李芝英及早为自己考虑后路。李芝英没有接茬。
周祥千投案后，段光清通过一个医生约李芝英私下会晤，以免罪的许诺换取他的合作。李芝英此时面临的抉择是：或者与官府合作，或者造反。与官府合作，干脆说就是当叛徒，是个人风险最小的选择。不合作，长期拖延下去肯定不是了局，东乡不可能长期维持一支足以对抗政府的军队。那就要将事情闹到造反的程度。事实上当时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主张，一个邻县的举人，建议他们先打下宁波，再打下绍兴，然后占领杭州，同时派人与广西的太平军取得联系。这个彻底革命的方案显然很对张潮青和俞能贵的心思，举人的名头也比李芝英这个监生高一大截，因此这位举人几乎成了东乡的谋主。目前企图造反的领袖正努力说服大家跟他们干，所谓“日扬狂言，煽惑人心。”如果李芝英选择这条路，风险极大不说，利益也很不确定。毕竟谋主的地位已经归了举人。
李芝英最后选择了与官府合作。他建议立刻划定盐界。这大概是良心上最容易通过的背叛方式：出卖了造反首领，却为乡民争来了实际利益。段光清立刻接受，备下上百根石柱，刻上肩贩地界的字样，同时晓谕全县。界桩很快就大张旗鼓地安插到位，人民胜利了，“天下已定”的局面又在东乡形成了。
李芝英明白此事的意义，界定之后，便卧床不起，好像大病了一场。俞能贵前往探病，李芝英流泪道：盐界既然定了，大家各自安居，谁还肯和我们一起抗拒官兵呢？我也要像周祥千那样去投案自首了。俞能贵这时才明白过来，骂道：原来我们中了毕、段二贼的计了！邻县那位举人也明白大势已去，当晚潜逃回乡。
进入五月，张潮青和俞能贵仍然占据石山，跟随者却日益减少，最后只剩下十余人，而且防卫懈怠。时机成熟了。
官府方面继续贯彻分化方针，发布公告，专拿张、俞二人，其余概不株连。公告说，乡民有能擒两犯送案者，每名赏洋800元。以粮价折算，这笔钱大约有十五六万人民币，三四十户农家苦干一年也未必能挣这么些钱，其诱惑力可想而知。
六月的一天，段光清正在坐堂问案，街上忽然大乱，哄传东乡数百人手持器械蜂拥入城。正询问时，一个穿着湿衣服的东乡乡民跪到堂前说，他们把张潮青抓住送来了。他说，昨夜张潮青自石山潜回村里，村中数百家共同商议，说县里已经出了告示，只抓张、俞两人，不连累东乡，而且有重赏。我们东乡为什么不拿张潮青归案，以保东乡安宁呢？于是全村同心，黎明时分一起行动。张潮青听到风声，翻后墙逃到河里，乡民又在河里捉住他。现在我们乡民一同来送张潮青归案。
六、变心的计算
在最后结案之前，我想站在乡民的立场上算算账。他们一直隐蔽在幕后，却又是真正的主角，他们的利益和心态是如何变化的？
假定这位白封小民是一户殷实的中农，有五六口人，十五六亩地，五六间房的院落，总计近十万人民币的家产。纯粹从经济角度计算，他愿意带头闹事吗？
清朝各地征收的地丁银子数量不一。以每亩一钱二分计算，16亩地约交二两银子，这笔银子是折钱交纳的。按照土政策，白封小民以3200文钱折银一两，红封绅衿却按市价以2200文钱折银一两。这一场大闹如果成功，与红封阶级享受同样的折算率，该中农每年可以少交2000文钱。以粮价折算，这个数字大概相当于一百二三十元人民币。但是全交红封，政府的小金库就空了，官吏衙役一点外快也没有了。这个目标太高，恐怕不能指望。真正有可能实现的结果，是大家分担陋规，绅衿不要按2200文折，小民也别再按3200文折，折中之后再减少一点，大家都按2600文折。这样算来，闹事的利益也就是每年少交1200文钱，约合人民币70元左右。这大概相当于中农全家七八天的生活开支。
这笔钱足以让他动气，让他愿意参加闹事，但是不足以让他挑头。假如他是40出头的男人，在中国社会摸爬滚打多年，自然知道官府是多么不好说话。不管小民的请愿有理没理，公道不公道，只要他看着不顺眼，说抓你就抓你，说杀你就杀你，最后肯定还是官府有理。带头惹政府生气，不是玩命也是玩火，这风险岂是百八十块钱所能抵偿的？把那十万家产都搭上，也未必抵偿得了！
算清了这笔账，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潜规则通行数十年而不遭抵抗。大家都愿意搭便车，最多不过出力拉拉边套，谁也不肯驾辕。驾辕者必须是一个不计较物质利益、不怕或不知风险、同时又有号召力的人。受儒家理想主义精神熏陶的周祥千恰恰满足了这些条件。他是红封阶级的一员，却热情地为白封小民争取道义要求的公正。这样的人，即使在读圣贤书的环境里也难得一见。所以，在他入狱后，那些愿意闹事又不敢挑头闹事的中农，在后怕和庆幸之余，难免会感到愤慨和良心的冲动。张潮青入狱后，东乡人的心理也应该类似。只要别太危险，他们当然想踹官府一脚，同时也为周祥千和张潮青做点什么。
那么究竟有多大风险呢？在那段时间里，江南的空气中弥漫着骚动的气息。用段光清的话说，就是“人心思变”：大家都感到世道要变，都期待着某种重大社会变化的到来。洪秀全在广西建立了太平天国，随后向江南进军，一路如摧枯拉朽，势不可挡——这既是人心思变的结果，也是人心思变的原因。此外，尽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十来年，官军的无能仍然被全社会耻笑。本来军官们带着顶子上街，骑在马上，是一件很威风的事情，战争过后却威风不起来了。宁波的老百姓指指点点，笑话他们遇到洋人就扔了顶子逃命，见到老百姓就戴上顶子扬威。于是军官上街便不再戴顶子招骂。政府内忧外患，财政拮据，被迫削减马粮，军官们上街连马也不骑了。官府的表面威风和实际威慑能力双双下降，鼓起了民间闹事的胆量。
总之，只要不是领头，民众有愿望也有胆量劫监狱烧衙门。
事情闹大之后，利害格局突变，乡民在官府眼里由顺民转变为暴民。此时，乡民的第一愿望是不要遭到官府的报复，不要被官军作为暴民镇压，为此连平粮价的要求也可以放弃——争取收益是第二位的，先要保住本。这个前提保住后，平粮价的目标不妨尽量争取。官府若厉害不妨退让，政府若退让就该坚持。假如官府以平息事态为第一目标，不仅承诺不报复，连平粮价的要求也一并满足，被官吏私下扭曲的秩序得以恢复，周祥千这颗火种便如同落入了湿柴。此时，交纳钱粮并抛弃周祥千，乃是符合乡民利益的最佳选择。
最需要费心理解的要算捉拿张潮青。但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自从县里打桩定界，两个月过去了，他们还在那里闹个没完，这不是给乡亲们惹祸吗？这不是硬往乡亲们头上扣暴民帽子吗？开始大家还不好说什么，也愿意凑钱维持他们的自卫团。但政府满足了买卖私盐的要求，又说了不株连百姓，被盐商勾结官府扭曲的秩序得以复原，大家可以继续当良民了，就没理由再支持他们了。看看人家周祥千，好汉做事好汉当，对比之下，张潮青和俞能贵不能不掉价。至于悬赏，几百户平分十五六万元，每家也不过几百块钱，有诱惑，但不足以糊弄良心。关键不在钱。关键在于，一旦有人倡议抓他，村里开会人人表态，如果大家都不反对，个别人即使不情愿，也不敢反对，不敢不参加行动。利害计算还告诉我们，从根本上乡民们是不会反对这类倡议的。另外一方的风险计算也会告诉我们，倡议者一定不愿意单干，一定要召集全村开会，以免在万一失利的情况下单独面对张潮青和俞能贵的报复。
从头到尾分析起来，民众尽管没有固定的脸谱，却始终是理性的趋利避害集团。他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自己的利益是永恒的”。而这个利益的安排和变动又可以在社会制度的特征中得到解释。
民众开始并不敢闹事，在正当秩序中的良民早就当不成了，他们照样在贪官污吏建立的潜规则中当了数十年顺民，如果没有替他们承担组织成本和法律风险的英雄出现，顺民还会继续忍受霸道不公和敲诈勒索。英雄的出现改变了利害计算，顺民发现搭便车闹事风险不大，才作出官府所谓的暴民行径。后来，比较正当的秩序恢复之后，如果官府不把他们当暴民对待，不以镇压相威胁，不拿赏金去诱惑，他们也未必去做洗刷自己出卖英雄的勾当。伟大的民族可以不选邱吉尔，也不至于砍下英雄的脑袋。
鄞县民众的困难在于，开始的平粮价的愿望，后来的对周祥千和张潮青的同情和敬意，很难找到表达的正常途径。假如周祥千或张潮青组织了一个农会，或者发动了一场诉讼，必定有许多人愿意交纳会费，愿意捐款请律师，就好像他们愿意维持自卫团一样。这样做既是合理的，又是合算的；既没有多大风险，又维持了一个良民的身份。在一个合理的秩序中，这些人力和财力应当可以帮助百姓争取到法律承诺的公平，还可以使领头人名利双收，鼓励他们以后继续带头。奈何专制制度不允许集会结社，不许大家集资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一切都要由他们代表。于是，可以克服搭便车障碍的、挑头谈判的主体无法组成，同时掌权者又一手遮天，民众也找不到与官府讨价还价的既和平又合法的其他途径，良民硬是当不成。重大的失衡和不公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