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忠君爱国”似乎已经成为杜甫汰之不去的污点，我认为这样的评论是不公正的。前面说到实现和维护天下一统是儒家群体意识的最高境界，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是很少的。那时人的眼界极为狭小，大多只是局限在个体生命的自生自灭上。一生执着于“忠君爱国”，其道德、其胸襟都是那个时代很难达到的境界，这样的人是需要具有忘我的灵性的。在杜甫那里，“君”不是坐在皇帝高位上的独夫民贼，而是天下民众这一群体的代表。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杜甫的忠君爱国不是作为臣工的职业性的奉献，更非泯灭了个性以后惟一的选择。杜甫是注重个体自我价值的人，他把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融入了对群体的关注之中。这些在他的诗歌中有长足的表现。
流传到现在的杜诗绝大部分写于滞留长安以后，从长安诗开始，杜甫大多作品中都表现了他的忧国忧民精神。从早年的志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直到临终，仍在惦念着：“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杜甫的拳拳之心，永远是那样执着。杜甫不仅随时随地不忘君国，如苏轼所说“一饭不忘君”（当时的“君”就是“国”的代表）；更令人感动的是，他把这种感情视为其生命的一部分。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开篇就描写忠君爱国之情，当时摆在杜甫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归隐田园，过“潇洒送日月”的浪漫生活；一是出仕做官，介入纷纭复杂的官场争斗。选择引起杜甫内心的激荡，诗人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如剥春笋似地一层一层地展示出来，最后，杜甫表明自己心迹：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向太阳，物性固难夺！
忠君爱国之心已经成为了诗人的天性（如葵藿之向阳），想纠正也不可能了。正是这样的“物性”，当事关国家之时，他不仅能够这样要求自己：“济时敢爱死”（《岁暮》），而且对于朋友他也能说出：“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后者看来更难。所谓“严公”就是杜甫落难成都时全身心依靠的顶头上司严武。严武入朝有可能出任宰相，为这样有光辉前程的人物送行，帮忙或帮闲们大约要说尽人间的祝福话语的。我想聪明的今人更会如此。而杜甫本着儒家的“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的精神却讲了这样不吉利的话，而且讲得如此富于激情、掷地有声！这不是远比孔子的“臣事君以忠”更富于感召力吗？
杜甫的忠君爱国又不是后世儒家倡导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式的“愚忠”。杜甫是着眼于民众群体的，当他感到皇帝这个独特的个体在违反他本应该代表的老百姓的利益时，
便把批评的矛头指向皇帝。杜甫的“忠君”主要就表现在对皇帝的批评讽刺上（这也是原始儒家所主张的为臣之道），杜甫敢于写作这类作品。孔孟这些儒家的创始者们谈到君臣关系时，多是从相对关系着眼的。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说得更情绪化一些，“君之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强调臣子要绝对忠顺是法家。杜甫对“君”的批评的情绪化是不让于孟子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唐尧真
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位忙”（《忆昔二首》）；“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遣遇》）！这些诗句在“怨”之外，还有愤怒，然而它与忠君爱国之心并不矛盾。因为在孟子看来，国家社稷是老百姓为主体的，不顾普通百姓利益、任意胡来的皇帝只是“民贼独夫”，人人得而诛之。孟子对“民贼独夫”所表达的愤怒成为后世进步士人的榜样。
大儒杜甫（4）
7杜甫笔下的“老妻”——说仁爱之一
杜诗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其中所体现的仁爱精神，杜甫的仁爱渗透其作品的各个方面，而且表达得十分完美，能给读者以长久的感动，因此，梁启超赞美杜甫是“情圣”。我体会这个“圣”字不仅仅是完备，还有“圣洁”之意。
杜甫的仁爱之情像儒家的“爱有等差”一样也是由近及远的，这一点从社会学上说，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它反映了人的情感的投注也像认识一样是由近及远的过程，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种“爱”比西方文化中倡导的、由宗教神学出发的博爱更好理解，更具有可操作性。
杜诗给读者留下印象最深的人物形象可能是他的“老妻”。儒家除了大谈“夫妻有别”和“夫为妻纲”以外，关于丈夫如何对待妻子，孔孟谈得很少（很奇怪，孔孟二老都休过妻）。孔子说过要“敬妻子”（这个“妻子”是包括儿子的），这是从“妻子”在宗法制度中位置来立论的。而杜甫的仁爱精神应该说是始发于妻子（根据“由近及远说”，妻子距自己最“近”）的，因而其作品中涉及到妻子的篇章就格外动人。无论是“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咏怀五百字》）那不能稍去于怀的惦念；还是“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的对团圆的期待，读者都可以从中体会诗人的一往情深。杜甫一生逆境多、顺境少，特别是40岁以后，穷困、衰病、奔走、逃难，接踵而至，几乎没有过几天好日子。他的妻子杨夫人在饥寒交迫中担负起抚育儿女的重担：“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晚年又时刻关心着疾病缠身的丈夫：“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遣闷奉呈严公》）；丈夫漂泊在外，她没有埋怨，只有理解：“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杜甫笔下的妻子是那么可亲可近、可爱可敬，是那么具有奉献精神，这里的“敬”不是出于某种功利的考虑，更不是令人产生冷冰冰之感的“相敬如宾”，而是表达了杜甫对妻子的歉疚之感。“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竿”（《江村》），从这样的诗句中，读者可以想像，坐在一旁的杜甫看到“老妻”、“稚子”居处稍稍稳定、生活又有些兴味时的喜悦之情。读者从中感受到的是诗人对妻子的爱。
唐代是个浪漫的时代，诗人的生活则更是如此。历数唐代著名的诗人当中，很少有像杜甫这样终生与原配妻子厮守而不旁鹜的。那时金屋藏娇、买伎教舞、寻欢艳遇、始乱终弃等等花样都被视为文人、士人的特权，受到人们的艳羡。而杜甫是与这些划清了界限的，他在《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中就明确地说：“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但是杜甫又不是那种“丈夫正色动引经”的迂腐的角色，他还能体现儒家近于人情的风格，所以其笔下的妻子也有非常女性化的一面，不是像汉代的孟光嫁了一位有德的梁鸿，非得要“椎髻布衣”，隐藏其色相。“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月夜》）这是杜甫心目中妻子美丽的形象；“粉黛亦解苞，衾ND074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籍画眉阔。”（《北征》）这是借写小女儿顽皮，调侃久别的妻子。从这些诗篇可以看出杜甫能把儒家的道德情感表现得极富温情。
8朋友间的深情——说仁爱之二
杜甫描写友情的诗章尤为动人。朋友是儒家伦理中所关注的“五伦”之一，与其他“四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比较起来，“朋友”一伦更富于“平等”的特征，因为“朋友”不像前“四伦”几乎是不可选择的。
杜甫的朋友大概可分为两类，一是与身份大略相同的文士诗人；一是没有文士诗人身份的普通朋友。杜甫的交游是很广泛的，开元、天宝时期有成就的文人才士大多与他有往来。这在杜诗中都有记载。其中最重要的是李白。正如闻一多所说，李杜的交往，仿佛天上的日月走到了一起，世间要看作祥瑞，顶礼膜拜的。
如果你没有读过杜甫写给李白与怀念李白的作品，你就不会懂得古典友情会那样诚挚动人。从这些诗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什么是人间最美好的情谊，它与古代“管鲍之交”的传说相比也毫不逊色。李杜之间的来往没有丝毫的势利和功利的的成分，纯粹是因为互相欣赏，铸成了他们终生不渝的友谊。李白晚年，由于参加了永王ND241幕府，被唐中央王朝所嫉视，弄到“世人皆欲杀”的地步（所谓的“世人”是指有影响力的官人与文士）。此时的杜甫虽然也在朝廷任职，但他对李白的认识和友情没有随着朝中的舆论而改变。杜甫写诗为李白抱不平，为他剖白辩护，并向世人呼吁。杜甫的《梦李白》二首，是怀念李白作品中最杰出的篇章。诗中不仅写出了对友人的思念，更表达了他对李白的理解。如“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读者在一片朦胧的月色中，仿佛见到了李白忧郁的目光；“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可以说是悲剧人物李白的小像，其中饱含着拍摄者的同情；“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是李白一生的定评。因此，我们说李杜交游放射出的光辉，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才”，更重要是因为杜甫的“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李白是幸运的。
杜甫写到他的这些第二类朋友时，多是描写这些朋友对他的关爱、写在他遇到困难时，朋友给予的无私的援助。读杜诗会有这样一个感觉，似乎杜甫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朋友帮助他，他生活在关爱之中。如病卧长安时，有一位叫王倚的朋友曾热情地招待过他，为此他写了《病后过王倚饮赠歌》，诗中热烈歌颂了穷朋友之间相濡以沫的深情；战乱之中，他偶然遇到老朋友卫八，受到热情的款待，他写了《赠卫八处士》。这首诗描写了在一个沉沉的暗夜，为温馨友谊的灯光所照亮的生活一角。又一次，杜甫全家逃难山中，遇到大雨，饥寒交迫，狼狈不堪，当深夜路过彭衙、来到朋友孙宰家时，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感动的场面：
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从此出妻孥，相视涕阑干。众雏烂漫睡，唤起ND067盘飧。
孙宰是全家动员，招待这位落难的不速之客，使杜甫一家老小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杜甫把他的感激写到这首朴素的《彭衙行》中，使千载以下的读者又一次体验了友情的珍贵。杜甫的后半生漂泊生活中也是如此，他一家的衣食住行几乎完全依靠朋友的帮助，如果没有这些，杜甫一家早就成为饿殍了。如果文学史上没有留下这些温馨的描写，后世的读者岂不会怀疑我们祖先是在黑暗而冰冷的世界里匍匐！
儒家创始人把朋友列为人际关系中的“一伦”，但是他们除了谈到交友的原则是“朋友有信”和朋友之间要互助外，并没有作更多的论述。杜甫不仅以友谊作为其作品的重要主题（这几乎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永恒的主题”，其重要性可以等同于西洋诗歌中男女爱情的主题），而且用极富感情的诗句为读者展示了友谊所应遵循的原则，如互相尊重（杜甫在诗中谈到其友人的诗歌作品时都是竭力肯定的，而且这种肯定不是胡吹乱捧，都能中肯地分析其好处之所在），彼此理解，经常往来，在心灵深处为友人留下一个位置（杜诗中大量的怀念朋友的作品，表明这些友人在他心中的位置），并且常常用思念去填充。后一点也很重要，因为眼前许多不能或缺的事情都可能把这个位置挤占掉，以致于一个人终生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朋友。可以说杜诗中描写友谊的作品大大丰富了儒家这一伦理。
大儒杜甫（5）
9第六伦——说仁爱之三
其实，“五伦”不足以概括人际之间的复杂的关系，例如有些有接触又达不到朋友程度的人们如何对待？这不能不说是儒家伦理的一个盲点。台湾伦理学界提出“第六伦”，讨论如何对待在日常生活中偶然遇到的人，这也是儒家伦理所未触及的。杜甫也是本着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来处理与偶然相逢的人们的关系。晚年，他逃避战乱、漂泊湖湘，深感“乱世少恩惠”（《宿凿石浦》）；然而，杜甫仍然是：“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解忧》），并没有因为个人的苦难而减少对他人的同情。
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问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忘“爱人”之心，并付诸实践，这是很难的。读杜诗会感到最难得的是，杜甫时时刻刻关注着弱者的不幸，并用他宽广的心胸去温暖这冰冷的世界。例如杜甫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就是他由秦州到同谷和由同谷到成都期间。此时，正如他所写的“岁拾橡栗随狙公，日暮天寒山谷里”（《寓同谷县作歌七首》），过的像原始人的日子。然而，在这个时期写的20首纪行诗中，处处可见诗人对其他不幸者的关怀。在路过绝险之地石龛时是“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就在这种环境下，他看到在山峦高处的伐竹者：“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石龛》），杜甫把他们的悲歌传达给千百年之后的读者。诗人在过嘉陵江经水会渡时，船夫的勇敢和撑船技术的高超引起他的赞叹：“篙师暗理楫，歌啸轻波澜。”但此时他也关切着他们的艰辛：“霜浓木石滑，风急手足寒。”（《水会渡》）这种精神贯穿他的后半生的所有作品之中。许多人当自己处于不幸时，变得谁都恨，仿佛整个世界都欠他的，甚至要向所有的人报复。杜甫为人正与此相反，他在遭遇苦难时往往能想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孔子赞美其弟子颜回“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也是这个意思。
这种仁爱精神使得他与邻里乡人多能和睦相处。《又呈吴郎》是一首写得很通俗、很平淡的诗。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杜甫对那位“无儿无食”的老妇人的同情和关爱。而且诗中所表达的不仅是一般的恤老怜贫，更感人的是杜甫对老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