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由兄弟投二龙山去了罢。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
这也是《水浒传》第一次出现“招安”。在“评论《水浒》”的运动中为了把罪名坐实在“投降派”宋江头上，不引武松说的这句话（因为武松已被定为反“招安派”），而突出之后宋江与武松告别时所说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可见在招安问题上他们是没有多大差别的。除此而外，江州小吏出身、已经在梁山入伙的戴宗，在遇到游民石秀时挑动他说：
如此豪杰流落在此卖柴，怎能够发迹？不若挺身江湖上去，做个下半世快乐也好。
石秀表示自己不能发迹时，戴宗鼓动他上梁山，并说：
如今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
这一席话不仅为石秀等人赞同，而且引起他的无限歆羡，当前的享受，未来的前程，都是游民所向往的。社会下层人物如此，至于那些朝廷命官出身的好汉，其招安意识则更强烈。
许多研究者认为，梁山好汉中反对招安的领袖人物是军师吴用，他数次破坏宋江的招安计划，把宋江置于尴尬境地。这确是事实，然而，吴用也不是根本反对招安，作为军师，他要全面考虑到梁山的现实利益和招安以后梁山全体人员的安全问题，这是他的职责所在。所以他不能像宋江那样简单地、一心一意地想快点招安。当被奸臣蔡京、高俅所左右的招安使陈宗善到山东招安梁山好汉时，吴用向宋江建议说：
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
可见吴用主张在实力的基础上才可以谈判招安，不能胡乱受招安，给将来留下隐患。高俅攻打梁山作了俘虏，曾许诺梁山若放他回京，他将在皇帝面前力奏保举梁山，并请皇帝派人来招安。高俅走后，宋江有些不相信他，吴用便对宋江说，梁山应该再派两个“乖觉的人”，多将金宝前去京师，探听消息，打通关节，让皇帝了解真实情况，实现招安。吴用在招安问题上也是尽其军师的责任，破除朝内奸臣对招安的破坏，实现完满的招安，并非一味反对梁山排座位后争取朝廷招安的总方针。
实际上，梁山泊中出身于社会最下层的英雄好汉们也是认同招安的，他们从开始进行武装抗争时就有招安意识。劫取生辰纲的好汉在抗拒官府逮捕的战斗中，渔民三阮唱的渔歌中已经表现出来这一点。他们不满的是贪官污吏，而非宋朝皇帝，而且他们与贪官污吏的战斗正是用以报答皇帝的。
例如阮小五唱的：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
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阮小七唱道：
老爷生长石碣村，秉性生来要杀人。
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
“报答赵官家”、“献与赵王君”的前提都是“招安”做官。
5宋江招安疑案的解决
历史上的宋江是被招安了的，这一点，过去也有些争议。史书上关于宋江的记载很少，有的还互相矛盾。但在马泰来先生于1981年第一期《中华文史丛刊》上发表《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的文章，披露了李若水的《捕盗偶成》以后，宋江被招安就成为定论。
这首诗是这样的：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
今年扬江起河北，战阵规模视前作。
嗷嗷赤子阴有言，又愿官家早招却。
我闻官职要与贤，辄ND057此曹无乃错。
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
不如下诏省科繇，彼自归来守条约。
小臣无路扪高天，安得狂词裨庙略。
说招安（8）
这首诗坐实了宋江一伙人是被招安的。此诗第五至八句描写宋江等36人受招安入京觐见皇帝时的情景，与《水浒传》第八十二回的“宋公明全伙受招安”中的描写是很相似的：
宋江传令，教铁面孔目裴宣，选拣彪形大汉，五七百步军，前面打着金鼓旗幡，后面摆着枪刀斧钺，中间竖着“顺天”、“护国”二面红旗，军士各悬刀剑弓矢，众人各各都穿本身披挂，戎装袍甲，摆成队伍，从东郭门而入。只见东京百姓军民，扶老挈幼，迫路观看，如睹天神。
从这首诗看，宋江一伙被招安这个历史疑案基本上可以定了下来。从中可见老百姓是赞成招安政策的。诗中已经写明“嗷嗷赤子阴有言，又愿官家早招却”，因为老百姓想的是少受些战乱之苦。李若水从统治者长远利益着想是不同意招安的，他认为招安政策会有不良后果，不仅官吏的选取要有一定的标准，而且从长远来看，招安政策也会鼓励不逞之徒群起而效尤。他还认为要使人民不为盗，根本还在于轻徭薄赋，减轻对老百姓的压迫剥削。
6从历史上的宋江到小说中的宋江
因为缺少记载，对于历史上的宋江我们知之甚少，我们只知道他是36个武装造反者的领袖，这群人活跃在北宋最繁华的地区——汴京四周，数万官军对他们无可奈何。侯蒙推断，宋江“其才必过人”，龚圣说他“识性超卓，有过人者”，都是有道理的。他能把36人的作战能力发挥到极致，并把数千倍于他们的官军搞得团团转，没有谋略、勇气行吗？没有才智行吗？他必定还有强悍、富于进击精神的一面。作为36位英雄好汉的领队，与做数万人的寨主不一样。作为大寨主，他不必身先士卒，只要在后方指挥若定就可以了。可是作为36人的领队，他必须冲锋在先，撤退在后。这种生活对他的性格必然有决定性的影响。元人陈泰从“长老”那里听说的宋江为人是“勇悍狂侠”，这是接近宋江的本来面貌的。《大宋宣和遗事》中的宋江还有其粗犷豪迈、敢做敢当的一面，杀了阎婆惜，还要在墙上题诗，不诿罪于他人。
可是到了《水浒传》中，宋江面貌、性格有了很大改变。首先在宋江还没有正式出场时，作者就把他定位为名满江湖的英雄好汉。他号称及时雨，受到见过面与没有见过面的英雄豪杰的爱戴与拥护。这种称赞调动了读者的想像力，以为我们将面对的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大英雄。待他出场之后，除了慷慨大方、该花钱的时候决不吝啬而外，宋江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个普通人罢了。他没有什么武功，不能像鲁智深、武松、李逵那样去打抱不平，也不是像吴用那样的聪明智慧，大者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小者也能为人排难解纷，主持公道。当面临死亡时，他也不能像石秀、史进那样英雄气十足，视死如归。在上梁山以前，他还做过几件漂亮事，如为晁盖通风报信，杀阎婆惜，结识武松，等等；待上了梁山之后，所作所为，多是现代读者难以接受的。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每次梁山与朝廷作战，梁山好汉得胜，俘虏朝廷的文臣武将，押到大营，作为主帅的宋江都要为俘虏亲解其缚，并跪拜在地，向他们请罪，甚至对梁山的死敌高俅也是如此，而不考虑与高俅仇深似海的林冲会作何感想。这种屈辱的表现，并非是礼贤下士，而是要表达他对朝廷的忠心，为实现招安作铺垫，而不考虑这样做是否符合宋江的身份以及由此决定的思想意识和性格。作者随意决定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思想意识和动作行为，不尊重人物形象的性格本身发展逻辑，目的在于实现作者为作品所设计的情节。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为了实现“招安”必须把宋江写成这样，它既远离历史真实，也不符合艺术的逻辑。因此，评论家在论及宋江形象的意义时分歧最大。赞美者说他“忠义仁厚”、“忠义之烈”、“农民的革命领袖”；反对者说他是“犬彘不是”的“盗魁”，“虚伪猥琐”的反派人物，说他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投降派”等等。这种认识都是只抓住《水浒传》所写的宋江形象的一面，而且不懂得江湖艺人在创造宋江这一形象时，是寄托了他们在反抗主流社会同时又有所妥协的态度。这种态度他们要寄植在游民领袖人物身上，也就是说寄植在他们的“大哥”的身上。
这种“大哥”类型的形象还没有被人们认识到。《水浒传》中宋江艺术形象成为了江湖艺人所创造游民团体中的“大哥”的典型。这种“大哥”不是像现实生活中游民群体的“大哥”一样带领着弟兄们去冲锋陷阵，而是游民弟兄们向主流社会进击时的制动机，防止游民的反社会行为发展到为主流社会所不能允许的地步。当宋江还没有上梁山的时候，虽然江湖好汉们也称他为“大哥”，但他还没有“大哥”这个位置，所以“制动”作用还不明显。他上了梁山以后，在与官府特别是与朝廷较量时，才变得处处委曲求全起来。这样塑造“大哥”的形象，几乎成为通俗文艺作品的一种模式，为许多江湖艺人所模仿。如《三国志演义》中的刘备（此书是在游民艺人创作的“说三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带有强烈的游民倾向），《精忠说岳》中的岳飞，“西汉”、“东汉”长篇评书中的刘邦、刘秀，“说唐”中的秦琼，都是具有这种倾向的“大哥”的形象。江湖艺人之所以塑造“大哥”这种类型的艺术形象，目的是在于取得主流社会对于游民文学的认同。为什么具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的文艺作品能在主流社会中通行，甚至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原因很多，江湖艺人有意识地用“大哥”的形象作为游民群体抗争的制动阀也是其原因之一。在社会斗争中的制动作用，说白了也就是向主流社会靠拢，不把反社会斗争搞得那么激烈，从而在求生存、求发展的道路上倡导多种选择。这样宋江是一身而二任的形象，他既是游民造反的领袖，攻城掠地，给宋王朝造成很大的威胁；又是呼群保义，时时不忘招安，比孤臣逆子更能效忠尽孝。这除了表现出游民在社会斗争中投机的一面之外，也是主流社会所倡导的“中庸之道”在游民中的反映。我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反复强调不能用现代意识去解读古代和近代的游民斗争，他们斗争的目的就在于求得“发迹变泰”，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游民不在乎
招安的悲剧
7招安的悲剧
论者在谈到《水浒传》的招安问题时，常常强调梁山好汉中的“反招安派”，把吴用、李逵、武松、鲁智深等看成是“反招安派”的代表，还把吴用说成反对招安的总后台。这是不符合书中实际的。在招安问题上，吴用是与宋江发生过分歧，而且两人就此问题也辩论过。吴用的态度实际上是代表了作者的意见。作者也是把招安看成是梁山好汉的惟一出路，但是他不同意宋江那种饥不择食、委曲求全的招安。从《水浒传》对梁山被招安过程的描写中，我们可以感到作者把招安看成一种交换，朝廷以不同等级的官位来换取江湖好汉们的效力。这种交换应该是有担保的，这不仅要朝中有同情江湖好汉、并能为江湖好汉说话的大臣当政，而且江湖人要保有一定的实力，时时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本钱。这两点都没有具备，而宋江等人急于成交，才导致招安的失败。作者（也就是吴用等人）反对的不是招安，而是不成功的招安，失败的招安。一些论者笼统地说他们反对招安，这是不准确的。
本篇前面说过，宋朝一代武装抗争中被招安的很多，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从概率上说失败的大于成功的。既然成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那么人们就要探讨如何争取成功、避免失败的问题。可惜仍是无规律可循。上面说的两点有些作用，但也非牢靠的办法。
第一，支持招安的大臣不可能永远当权，他不当权了怎么办？如果他在权力斗争中垮了台，力主招安就会成为他的一大罪状。
第二，保存实力，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不把枪杆子交出去。这样做分明是对朝廷不信任，朝廷如果不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决不会答应的。
被招安者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这是因为封建专制社会实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招安的成功、失败都只系于皇帝和主持者“一念之间”。因此《水浒传》的作者对梁山好汉征方腊以后所处的悲惨境地的描写，实际上是对不成功招安的批判，其中也包含着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批判，虽然这一点作者还不太理解。
宋元两代史书关于宋江招安以后境遇如何都失去记载，但从现存的宋元两代有关“水浒”的文艺作品中来看，选取悲剧结局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从说话分类上看，这些作品属于“朴刀杆棒”类，这类作品主题是写游民奋斗的，但奋斗结果一定要“发迹变泰”，“发迹变泰”则是大团圆。《水浒传》这部小说虽然还有“大团圆”的痕迹在（如第七十一回写一百零八将排座次，有的研究者认为最初的《水浒传》就是写到这里），但最后还是以英雄寥落，“神聚蓼儿洼”作结，完成了悲剧结局。这可能与全书完成于明代中叶有关，明代对于各种反抗镇压的严酷在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特别是明朝初年的洪武、永乐两朝，不要说对被统治者的反抗，就是对统治阶级内部镇压的恐怖也是骇人听闻的。那些特别忠心的臣民，如对某皇帝稍有拂逆，往往下场更惨。南宋的岳飞自不必说，明代靖难时的忠臣方孝孺、天顺时期的于谦，都是令有心人扼腕浩叹的。在镇压人民的反抗时，明代统治者虽然也有时使用“抚”的一手，但是当他们有力量时，反攻倒算、“杀降”也是常见的。《水浒传》作者也许有感于此，把宋江招安后的结局写成悲剧性的，其所批判的不仅是招安，其中也包含了对于“忠”的观念怀疑。
总之，招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