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
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
端。春秋战国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
由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与商业也发展起来，城市也随之大批兴起，出现了
如临淄、安邑、邯郸、咸阳、定陶等繁华的大都市。伴随着地主阶级的产生，
大量的奴隶获得解放，而成为耕种私田的农民，或者成为小块土地私有者，
也就是自耕农。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社会上对立的两大基本阶级。尽管
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奴隶也还大量存在着，官营手工业作坊私家的奴隶仍然
没有获得解放，但是在农业生产中已经不使用奴隶了。个体工匠和商人在城
市和乡镇中占有相当的数量。当时的社会阶级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
春秋战国社会，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士”阶层的大量涌现
与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
那么“士”这一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所办的。
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
夏商周三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
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例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
记载：“受法于司徒”，也就是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
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周礼》明确规定，那时
的学校只允许“国之贵族子弟学焉。”普通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
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
入各诸侯国，有些则流落民间。《论语》卷十八《微子》记载流落民间的“太
师”、“乐师”、“鼓师”、“少师”等都是“王官”，是专门为王室服务
的。在动乱中，他们分别逃到齐、楚、蔡、秦等国；有的人居于黄河或汉水
之滨，有的则处于海边。因而他们就把本来属于官府的文化传播到民间。正
如孔子向郯子学官之后对旁人说：“‘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
还有另一种使王官散入民间的途径，例如，《吕氏春秋》卷二《当染》记载，
鲁惠公使宰让请周平王派史角到鲁国传授“郊庙之礼”，史角被鲁惠公留在
鲁国，“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也就是史角及其后代便定居于鲁国，成
为墨子的老师。他是西周末年周王室掌管“郊庙之礼”的史官，他被留在鲁
国以后，经数代相传，“郊庙之礼”并没失传，可是，他的后代已经不是周
王室的史官了，于是“郊庙之礼”便流传于民间。
随着“学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私人办学之风开始兴起来了。入学条
件也比西周时期大为改观，如孔子所办的私立学校招收的对象则不分高低贵
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脩”（即一串干肉）作为学费，就可被接收。
这样一来，就大大地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就迅速地多了
起来。这些人就是“士”。
“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
官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就记载，中牟的地方官壬登（原文误为王登）
在一天之内推荐两位学问渊博的人 （即“士”）当上了中大夫，而且赏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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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宅。因此，中牟的人纷纷抛弃自己耕种的田地，出卖了房屋与园圃，“而
随文学者邑之半”。也就是说改学文学的人竟多达中牟人数的一半。由此可
见，当时弃农为“士”的人数不少。虽然“士”的来源还有多种途径，而私
人办学的发达，则是最主要的。
“士”阶层的活跃，还和当时社会上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
关系。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
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他们还需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
从而形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尊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
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稷下学宫，
招来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大贵族“四公
子”也就是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
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还有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有“食客三千”。
这些食客都是有一技之长的“士”。
春秋战国诸侯、大夫、贵族的“养士”之风，使“士”受到重视，既使
他们生活有了保障，又使其学术活动有了方便的条件。其中一些出类拔萃的
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取得卿相的地位，如吴起、商鞅等。这就鼓励了“士”
阶层的活跃和大大促进了“士”阶层的发展。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出现，正是上述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
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可是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
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
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
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因为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
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
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因此，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
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统治地位的地主
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这就为诸子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
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教育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
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而且不受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可是一
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
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的盛况了。
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与当时各个诸侯国宽容
的学术政策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
这一阶层往往都采取了一种比较宽容政策，允许学术自由发展。这就为他们
著书立说、发表个人见解，创造了十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
期的思想解放。
各国对“士”都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
稷下学宫尤为突出。田齐政权尽管倡导黄老之学，可是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
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
和随意议论政事。例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可是
在稷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孟子问政，甚至
象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最后，终因为彼此政见不合，
孟子离开齐国。然而，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屋和万
钟的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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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各国诸侯的尊贤礼士，是因为他们需要巩固政权，力求从多方
面多角度来总结政治的得失，探索统治人民的经验，所以对各家各派都能“兼
而礼之”。对于各派的主张，当时各国的统治者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都
进行了选择而各取所需。因为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
者留，不合则去”。所以“士”就好象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棲”，
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他们便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
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而，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从而形
成了“百家争鸣”的错综复杂、异常活跃的局面。
在当时的“百家”中最早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派是儒。儒家的创始
人是孔子，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他出生在鲁国一个没落
贵族家庭，六世祖孔父嘉是宋国的司马，被华督杀死，其子逃奔鲁国避难，
后来就定居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昌平乡陬邑 （今山东泗水县南）
的一个职位不高的武官。他在年迈时娶了一个年轻姑娘颜征在，即孔子的母
亲。孔子的父母曾在尼丘山祷告求子，以后生下了孔子，所以给他取名孔丘，
字仲尼。孔子在3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孔子从小勤奋好学，刻苦读书，
掌握了西周时代流传下来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知识，熟悉了
古代的典章制度。青年时代的孔子，在曲阜城内就以崇古好古、知识渊博而
出了名。孔子最初当过管理牛羊的小官，到30岁的时候，就招收了一批学生，
开始了私人讲学生涯。以后，跟他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弟子有3000人，著名
的有颜渊、子路、子贡等72人。孔子在我国历史上首先开创了私学（私人设
立的学校）。他和他的学生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派——儒家。
孔子的政治思想集中表现在“仁”学上。孔子提倡“仁者爱人”、“克
己复礼为仁”。也就是说，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克服各种错误和缺点，
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做一个仁者。这样一个“仁”者，
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他所不希望得到的东西，他做不到的事情，也不
要强迫别人去做到。同时，而且在思想道德方面为全社会的普通人做一个榜
样，用自己的道德力量去感化别人，推动社会向着和谐美好的方向发展。因
此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都应该具有一颗“爱人”之心。孔子提倡的“爱
人”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人“包括劳动者在内”的重视，毕竟是一种
进步思想，有进步意义。但在阶级社会中，要想调和阶级矛盾，实行一种超
乎阶级之上的普遍的“仁”的主张，显然是行不通的。而且孔子提倡“仁”
的终极目的还在于“克己复礼”——就是在当时社会普遍“礼崩乐坏”情况
下，妄想通过实行“仁”达到恢复过去的西周时代的那种天子、诸侯、卿大
夫、士、庶民等级森严的统治秩序。这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孔子一生最大
的贡献是在教育方面，不仅表现在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而且在教育思想和
教学方式方法上都提出了极具重要意义的思想和主张。
孔子办教育，推广私人讲学，这对打破“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是
有贡献的。他的“有教无类”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孔
子在教学实践中还十分重视启发学生的学习自觉性、主动性；强调实事求是
的学习态度。他还重视互相学习，“不耻下问”，取长补短，他说“三人行
必有我师”，应该经常请教别人。他还重视学习与独立思考、学习与复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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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他认为学习而不思考则等于没学，光是思考而不学习的人也是很危险
的。孔子提倡“因材施教”，不搞一刀切，要求学生对所学知识能够“举一
反三”，触类旁通。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我国教育史上一笔极为丰厚的文化遗产，对于我们今
天的教育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文化开始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同时，其对立面
也几乎同时产生了。由墨子开创的墨学开始同儒家交锋，影响不断扩大，最
后竟达到与儒家并显的高度。关于儒墨之争的主要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
第一，是爱有差等与“兼爱”的对立。儒、墨两家虽然都提倡“仁”，
可是，两家“仁”的含义却是各不相同的。儒家的“仁”尽管也主张“爱人”，
从表面上看来是爱一切人，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这里所谓的“爱人”，对
统治阶级来说，是要调和其内部矛盾；而对被统治者来说，表面上的爱，是
为了使劳动者为统治者卖力。况且，儒家的“仁”，还受着宗法制的制约，
强调“亲亲、尊尊、长长”的区别。比如，《孟子·告子上》记载就明确说：
“亲亲、仁也”。这样便使爱有了亲疏厚薄。所以，儒家主张爱有差等的。
墨家主张的“仁”，是“兼相爱”。这是一种普遍的爱，是理想化了的
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因此，孟子批评墨家的“兼爱”是“爱无差等”。
第二，“罕言利”与“交相利”的对立。儒、墨两家都提倡“义”，然
而两家“义”的含义也各不相同。儒家常常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可
是墨家则认为“义”与“利”是合一的，而且还认为与“兼相爱”是密不可
分的。“兼相爱”的具体表现在“交相利”。这与儒家的“义利”观是显然
对立的。孔子不仅“罕言利”，而且还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
义，小人喻于利。”他把重视“利”的称着“小人”。
第三、“天命”论与“非命”的对立。儒家认为人的长寿或短命，贫穷
或富贵，国家治乱与安危等等，这些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是不可更变的。即
《论语·颜渊》所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墨家否定儒家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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