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颜渊》所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墨家否定儒家的这种“天
命论”，因而主张“非命”，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奋发图强，“不
敢怠倦”。
第四、不重鬼神与“明鬼”的对立。墨家尽管主张非命，可是又不是无
神论者。墨家相信鬼神，主张“明鬼”。这与不重鬼神的儒家也是对立的。
孔子尽管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鬼神，但是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又说：“未
能事人，焉能事鬼”，并“不语怪、力、乱、神”。所以，他确实怀疑鬼的
存在，至少也是不重视鬼神的。
第五、“厚葬”与“节葬”的对立。儒家从贵贱有别出发而重视礼仪。
特别是古代“厚葬”、“久丧”的礼仪，为儒家所维护和提倡。据《庄子·天
下》说，古代的葬礼，“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然而丧礼据《礼记·曾子问》记载，是实行“三年之丧”；墨家则反对“厚
葬”、“久丧”，而主张“节葬”、“短丧”，其出发点是节约社会财富。
因“厚葬”、“久丧”会造成“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的后果；
墨子制定的埋葬的办法是仅用3寸厚的桐木棺材，穿2件衣服就可以了。送
葬时仅“哭往哭来”，不过分悲伤。埋葬之后，照常从事劳动。总而言之，
墨家主张不因丧葬而影响物质财富的生产。
第六、重乐与“非乐”的对立。儒家不仅重礼，而且重乐，孔子教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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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六艺”之中就包括了“乐”。“乐”与“礼”是相辅相成的，对于维
护等级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样，音乐也是一种精神抒情的活动与享受，
可是也应该有所节制。不仅贵族享受，还要象孟子主张的那样“与民同乐”；
可是墨家主张“非乐”，反对音乐享受。他认为享受音乐浪费人力、物力和
财务，而且影响从事国家的管理和参与生产劳动。
第七、“正名”与“取实与名”的对立。儒家要按照周礼的等级名分来
匡正当时实际上已变化了的“名”、“实”关系；墨家则主张取实为名。
儒墨显学之争主要表现在以上七个方面。为什么两家在一系列的问题上
形成对立呢？从其根本原因来说，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儒家是站
在维护统治者的立场，显得保守，然而，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他们也主张
改良。虽然是改良，也还是从维护统治者利益出发的，这与代表小生产者利
益的墨家显然是格格不入。“兼爱”反映的是小生产者的要求平等的美好愿
望。可是儒家的“爱人”则是为建立新的等级制度而服务的，所以，明确爱
有差等与亲疏厚薄。儒家从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出发，注重伦理道德。在“义”、
“利”关系上，强调“义”，甚至把“义”、“利”相对立。而墨家则多注
意切身的物质利益，把“利”作为“义”的具体体现。儒家的“天命”论，
明显是维护统治者统治地位，以欺骗民众。而墨家的“非命”与强调“力”
与“强”的主张，则是揭露这种欺骗。而墨家“天志”，与儒家的“天命”，
完全不同，它是墨家自身善良人格的理想化。同样，墨家“明鬼”的主张也
是如此，它表现出小生产者的软弱性，他们一方面否定命运，可是另一方面
把希望寄托于天与鬼神。这只能是自己欺骗自己。所以，不仅达不到目的而
且往往被统治者所利用，使这种主张起着麻痹老百姓斗志的消极作用。
然而儒家不重鬼神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积极的影响。中国古代
社会虽然不断改朝换代，但传统文化总是以儒家为主体。尽管道教、佛教、
天主教等宗教也在流行，但是宗教在政治生活中未能完全居于主导地位，形
成与西欧中世纪政教合一迥然不同的特点。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
传统。
而墨家的“节葬”、“节用”以反对儒家的“厚葬”、“久丧”，其实
质是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来反对宗法制度与等级制度。儒墨两家在“名实”
观上的对立，则是从“名”、“实”关系的角度，反映了两家的相反的政治
态度。儒家重视音乐，虽然有维护等级制度的作用，然而，音乐的作用并非
如此而已，它还有反映民间疾苦和政治好坏以及鼓舞士气等作用。所以，音
乐在传统文化中是不可缺少的。而墨家的“非乐”主张，则反映了小生产者
的狭隘性。战国早期到中期，在邹鲁儒墨显学之争以后，由于代表小土地私
有者利益的杨朱学派的产生，又形成了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
春秋战国之交的儒墨显学之争，大致说来，儒墨两家的势力还能平分秋
色，不相上下。可是，到了战国中期孟子之时，杨朱学派如异军突起，打破
了儒墨显学对峙的局面，而成为鼎足三分之势，而墨、杨两家的矛头都指向
儒家。儒家的势力已露出衰颓之势，所以，孟子认为：“杨墨之道不息，孔
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是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杨朱、墨翟的
学说如果不停息，则儒家的学说不会发扬光大，这就会造成异端邪说蛊惑民
心，而使儒家宣传仁义的道路被阻塞。所以孟子认为必须出来捍卫儒家的“先
圣之道”，尽力反对杨朱的学说，批判那些“荒谬”的言论，使这种主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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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站不住脚。
孟子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杨、墨的学说直接危害儒家思想的传播，而且还
看到了杨、墨的学说对封建统治政权的巨大妨碍。孟子认为，杨朱的主要学
说是“为我”。只重视自我，这种学说就是“无君”论，用我们现在的话说
叫做“无政府主义”。墨家主要学说是“兼爱”，爱天下一切人，可是，没
有亲疏厚薄之分。这种学说就是目无父母。一个人如果心目中既无君主，又
无父母，岂不是和禽兽一样了吗？孟子对杨、墨学说的斥责，显然有些过份。
不过他这番话也是有所依据的，基本上抓住了杨墨两家学说的要害，而且对
其“危害性”有清醒的认识。
为什么从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的儒、墨显学转变为战国初中期的儒、
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墨家产生的阶级基础和特殊的文化环境。
春秋末期，“工商食官”的格局已经完全打破，在官府手工业之外，出
现了私营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其经营者，我们叫小手工业者。这批人本来
是从官府手工业分化出来的，又居住在城镇，消息比较灵通，又有墨翟这样
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领袖，所以比较快的形成代表小手工业者利益的学术集
团墨家，并且能够写出《墨子》这样的著作来。当然这还与墨子生长在鲁国
这样文化繁荣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其次，杨朱学派产生的阶级基础和文化环境。
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杨朱与杨朱学派产生的社会背景，在此不再重复。
要着重指出的是，杨朱及其学派是小土地私有者利益的代表。小土地私有者
要出现代表他们利益的思想家，不如小手工业者那么容易。
那时新兴的地主阶级，正忙于如何巩固他们的政权而实行变法改革。他
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占的地位并不重要，而且诸侯之间与贵族之间、诸侯与
贵族之间，各种各样的战争连绵不断。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在当时还不剧烈，
小土地私有者得到发展的良好时机，这就形成了杨朱学派的阶级基础。
从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时学术已经从官府走向民间。最
先形成私学并开始进行争鸣的，当然只可能出现在保存西周文化最为丰富的
鲁国。学术的解放，士阶层的兴起并不断扩大等种种条件，为小土地私有者
甚至包括农村中最下层的贫苦农民 （相当于贫雇农）中产生出代表他们利益
的思想家提供了历史的契机。这样，杨朱学派和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便应运
而生了。这就出现了儒墨显学之争正方兴未艾，而杨朱学派又异军突起 （此
时农家虽也开始积极活动，不过未能发展成为较大的势力，因而有人认为许
行属墨家），形成三家鼎立的局面。这一发展趋向说明了小生产者 （包括小
手工业者和小土地所有者）势力的发展壮大，形成了短暂的对儒家似乎有压
倒优势的局面。因此，孟子把矛头指向杨、墨两家，同时也对农家许行有所
批判。
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家除了孔子外，还有孟子、荀子。
孟子，名轲，鲁国邹 （今山东邹县）人。孟子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后
来接受了儒家思想，并成为一代儒学大师。孟子政治上主张兴“王道”、行
“仁政”。他反对暴政，希望各国的统治推行古代圣王的“王道”，恢复西
周的井田制。这种思想在当时也是落后于时代的。孟子与孔子一样，表示了
对民众的更多关怀，他更进一步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
种民本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进步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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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孟子相比，荀子的思想则比孟子进步得多。荀子名况，字卿，是战国
后期赵国人，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杰出的思想家。时代的变
化，使其思想和孔、孟有很大的不同。他虽然接受了孔、孟儒家学说中那一
套礼治、孝悌、任贤等思想，但又肯定和赞扬了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强调加
强君权、统一国家的重要性。因此，荀子的思想对以后封建社会的影响非常
深远。
战国中期以后，在当时的思想战线上，随着各国加强君权，逐鹿天下的
需要，出现了一批与儒、墨等派迥然而异的思想家。这样，法家学说异军突
起，再次把百家争鸣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人，他们不仅大力
倡导法家主张，而且大都以执政身份在各国推行法家主张，从而使战国改革
运动风起云涌。后期法家的代表是韩非、李斯等人。
韩非是法家集大成者，他综合法家主张，全面地批判和继承了战国诸子
的思想，提出了一套比较全面系统的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治、防止人
民反抗的学说，韩非的学说后来就成为了秦国统一中国的理论基础，为统一
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除了以上各家各派外，春秋战国时期还涌现了许多影响略小的门派，其
中较有影响的有老庄的道家学派、孙武的兵家学派等等。
老子、庄子的道家学派主张“无为而治”、“顺其自然”，从而达到“无
为而无不为”。这在当时社会急剧变动的社会时代背景，显然是一种消极避
世的思想。老、庄思想在当时并无多大影响，但它在以后的岁月里却影响深
远，中国古代以至近现代思想、文学艺术无不浸润其智慧之光。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呜”，呈现出群星灿烂、盛况空前的局面，这是
我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百家争鸣”过程中，各家之间存在着极为错综复
杂的关系，他们既有思想交锋，又有相互影响。这种情况在齐国的稷下学宫
表现尤为突出。到战国末期，统一已成为大势所趋，诸子百家的融合更为明
显，吕不韦组织其门客编撰《吕氏春秋》一书，则是诸子百家融合的重要标
志。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相互诘难，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可是，这只是
“百家争鸣”的一个方面。在争鸣的过程中，各家还有相互影响的一面。过
去对“百家争鸣”互相诘难的一面比较重视，而争鸣中相互影响一面则往往
被忽略了。
“百家争鸣”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在稷下学宫表现得十分明显。
齐国稷下学宫各学术的争鸣，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高潮。我们可以把
它看成百家争鸣的缩影，从中可以见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盛况。除宋钘、
尹文、田骈、慎到、环渊、捷子等人外，还有儒家孟子、荀子等；阴阳家邹
衍、邹姡В幻叶怠⒚脖纭Ｆ渲猩鞯健⑻镦椤⒁淖拥扔质籼锲敕摇４尽�
于髡“学无所主”，属杂家。成书于稷下学宫的《管子》，内容庞杂，更是
稷下“百家争鸣”的反映。那里有黄老之学的《心术》、《白心》、《内业》、
《宙合》等篇；有阴阳家学说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
《侈靡》、《水地》、《地员》等篇；有属于兵家思想的《兵法》、《七法》、
《参患》、《制分》、《地图》等篇；有属于儒家思想的《小称》等篇；有
属于法家著作的《法禁》、《法法》、《霸言》、《禁藏》等篇。在《霸言》、
《禁藏》两篇中有纵横家的纵横捭阖的权术思想；《立政·九败》有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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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在内的诸家的评论，可是，不批评儒家。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老帛书》
（或称《黄帝四经》），很可能是来自楚国的稷下先生的著作。
诸子百家的相互影响到战国后期更为明显。由于政治上的统一已成大势
所趋，“百家争鸣”渐渐转入了总结阶段。荀子不仅是儒、法合流的关键人
物，也是总结诸子百家的第一人。此外，韩非对儒、墨、杨朱学派和道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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