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思想的主要论点。
“过犹不及”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贡问他：“子张和子夏两个学生，哪
一个更好一些？”孔子说：“子张有些过头，而子夏显得不及。”子贡说：
“那么，子张好一些吗？”孔子说：“过犹不及。”即是说，过头和不及同
样不好，也就是说，唯无过无不及的中正是好的。过与不及都是相对于一定
的标准来说的，二者是在相反方向脱离标准的对立倾向，构成名副其实的两
端。中庸思想认为，只有把握两端，才能更好地坚持中，并且运用中。所以，
“过犹不及”的思想实际上是中庸原则的具体运用。“过犹不及”的思想，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质与量的辩证关系，一定质是与一定的量联系在一起
的，量的过与不及都会影响质的规定性。为了保证事物具有一定的质，必须
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
无过无不及并不是折中主义。折中主义是在原则上对立的观点之间采取
的无原则的迁就态度，既承认这一个，又承认相反的另一种，没有原则性，
不管是与非。但是，无过无不及则不然，它是有原则的，此原则就是在处理
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上，都必须遵守礼。礼是仁的形式，可以作为决定中的
标准，实际上，孔子不但不搞折中主义，而且十分痛恨搞折中主义的人。对
于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到哪里都受欢迎的人，孔子称其为“乡愿”，
他说：“路过我的家门不进我家，而我不感到遗憾的人，只有乡愿！乡愿是
道德贼！”由此可见孔子对折中主义者的厌恶和痛恨。
“和而不同”在先秦时代，人们把保持矛盾对立面的和谐叫做和，将取
消矛盾对立面的差异叫做同。和与同是根本不问的。比如君臣关系，和是指
君臣不同看法的协调，君认为可行的，其中有不可行之处，臣指出其不可行
的地方，而使其可行的更为完善。君认为不可行的东西，其中有可行之处，
臣指出其可行的地方，而去掉其不可行的，这样就可以达到政治安定，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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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心的局面。所谓同，就是君说可以，臣附言说可行，君认为不行，臣也说
不可；取消矛盾，造成君主一言堂，结果是使君主犯政治错误，而且愈演愈
烈。孔子认为，唯有和是可取的，而同是有害的。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是说，君子坚持有原则
的和睦相处，反对无原则的苟同；小人则只喜欢无原则的苟同，而不喜爱有
原则的和睦相处。“和而不同”意味着，凡无关原则的小事，要讲协调，重
和睦，下要小题大做，闹不团结；凡是有关原则性的大问题，就要坚持原则，
不应苟同。
“尊五美，屏四恶”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张问孔子：“怎么样才可以
从政呢？”孔子回答说：“尊重五美，屏弃四恶，这样才能从政。”子张又
问：“那什么叫五美呢？”孔子答道：“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
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即为五美。”“那什么为四恶呢？”子张问，孔
子说：“不进行教育便动不动杀人，谓之虐；不说明意图便要别人做出合乎
自己心愿的成绩，谓之暴；起先懈怠不管突然限期完成，谓之贼；答应给人
钱财物却出手悭吝，叫做小气。以上即为四恶。”“惠而不费”、“劳而不
怨”，是讲经济方面的惠民政策。惠民之道，不是要政府向人民提供给养和
废除徭役，而是要从政策上保证人民从生产对象中获得利益，并把徭役放在
非农忙季节，使之不超过人民所能负担的程度，只有这样，人民才能既有物
资生活保障，而政府又不必花费财力；既能完成必需的国家公役，而又不引
起人民怨恨政府。政府才称得上“欲而不贪”，政府施仁于民而自己也得到
的好处，怎么能叫做贪呢？“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此二美是对施政
者作风的要求。孔子认为，无论人数多少、势力大小，一律不摆官架子，不
怠慢，这就是“泰而不骄”，衣冠整洁、举止庄重、使人产生敬爱之心而又
不以势压人，即为“威而不猛”。
在惩与教的关系问题上，孔子反对单纯使用惩办手段，主张把惩办同教
育结合起来。如果不是在这方面花力气，而只是发现不好就进行惩办，就是
虐政、暴政和贼人之行。孔子要求把教育置于首位，显然包涵一个思想前提，
即承认公布法律的必要性。各国司法现象中层出不穷的法律制裁和社会犯罪
使他强烈感到，不仅要反对严刑苛法和滥用刑法，还要加强法令、法律方面
的教育，以免除民众因不知法而招致的灾难。
五美全是从两面立论，把每一个问题的利与弊都联系起来，兴其利而防
其弊，以防弊为兴利所应掌握的度，这就是孔子所要求的中。而四恶中，在
惩与教的问题上，联结两端，以教育为惩治之前提，以惩治济教育之所不及，
二者互为补充而取其中。这充分表现出，孔子力图用中庸之道去探讨一条切
实可行的治国方针。尊五美、屏四恶就是中庸思想在治理国家中的应用，它
的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教育、道德和领导作风等诸多方面，实际上是一篇
施政大纲。
儒家学说的基本特征是：以《诗》、《书》、《易》、《礼》、《乐》、
《春秋》的思想为育人的内容，崇仁厉义序人论为儒家的思想中心，培养君
子人格，成为贤人圣人为儒家育人的最高理想；把仁的思想扩大到政治上，
实行德治，重民生，行教化，旨在维护以等级制度和纲常秩序为核心内容的
封建社会。儒家各学派虽有其共同的特征，自从孔子制立儒家学说后，儒家
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时代特征，而且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
孟子（公元前385年～前304年），名轲，鲁国邹邑（今山东邹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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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是战国中期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孟轲幼年
丧父，家庭贫困，孟母特别重视对孟轲的教育。据说，孟轲幼年的时候，他
家住在坟墓旁边，小孟轲做游戏就学埋葬死人，孟母惟恐这样下去对孟轲产
生不良影响，就把家迁到集市附近去住。小孟轲在集市旁边，又去学商贩叫
卖。孟母感到这不是教育孩子的环境，又把家迁到学校旁边，使孟轲从小就
学习礼仪。这就是有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小孟轲有些贪玩，读书不努
力，孟母问他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小孟轲借口说，我的东西弄丢了，我去找
东西去了。孟母听了很生气，就用刀子把织机上正在织的布割断，小孟轲又
惊又怕地说：“为什么要割断布呢？”孟母说：“要你读书，增长知识，就
是要你成名。现在你不读书而去玩耍，就像我割断机上的布一样。现在学习
不努力，将来就只有干点勤杂劳累的活了。”孟母的严格教育使小孟轲养成
了用心读书的好习惯，“断机教子”的故事一时传为美谈。
孟轲稍大以后，从学于孔子的嫡孙子思。孟轲通《五经》，尤长于《诗》、
《书》、《春秋》。孟轲是孔子的崇拜者，一生的出处进退也与孔子相似。
壮年以后从事教学，中年以后怀着政治抱负访问各国，是游士阶层中很有名
望的人物，经常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所到之处，国王都以宾客
相待。他曾任齐国卿相，但无职守，后来因为不赞成攻打燕国，与齐宣王意
见不一致而辞去卿位，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实际成就。晚年时候，他退居讲学，
与弟子万章等人著有《孟子》七篇。该书在北宋以后被列为封建大夫必读的
经典，而孟子则被封建统治者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如果说孔子的思想为“人学”的奠基，那么孟子的思想则是“人学”的
发展。他的仁政学说和民本主义，意味着“人”的初步发现，其理论基础是
性善论，并蕴含着不少的辩证思维。 （“人学”指探讨有关人的价值，人的
完善的品德，以及人性的冶炼的思想学说。）
孔子“人学”的核心范畴是“仁”，其基本含义：一是“爱人”，二是
“复礼”。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孔子“人学”的继承和发展。
孟子也讲“礼”，但他所讲的“礼”在一般情况下是指聘辞受等的礼仪
而言，没有维护奴隶制度之意。实际上，他对周礼关于等级身份关系的种种
规定是很不满意的，孟母死时，他埋葬母亲用了很好的棺木。有个弟子以请
教的口气批评他说，棺木似乎太好了，暗示按等级身份，其母亲不该有这等
待遇。孟子回答说：“上古对于棺椁的尺寸没有一定的规炬，到了中古，才
规定棺木厚七寸，椁的厚度以相称为准。从天子到老百姓，讲究棺椁，不仅
是为着美观，而是这样才尽了弟子之心。为法制所限，不能用上等木料，当
然不称心；能用上上等木料，没有财力，也还是不称心。既能用上上等木料
又能买得起，古人都这样做了，我为什么不这样呢？”
孟子将孔子“爱人”与“仁”引深到人心中去，他说，“爱人”就是一
种“不忍人之心”，即不忍看到别人困苦危难之心。他打比喻说，如果突然
看见一个小孩掉到井里去了，任何人都有惊骇同情之心。这种心情的产生，
不是为了要和这孩子的父母攀结交情，不是为了要在乡里朋友中博取名誉，
也不是厌恶这个孩子的哭声，而是不忍看到孩子痛苦危难。这种发自内心的
同情心，就是“仁者爱人”。另一方面，孟子又把这种“爱人”精神扩展到
政治上去。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同情别人之心。先王因为有同情别人的心，
这才有同情别人的政治。凭着同情别人的心去实施同情别人的政治，那么，
治理天下就像运转小物件于手掌之上一样容易。因此，他主张以“爱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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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为施政的出发点，要求统治者“施仁政于民”。这就是孟子的仁政学
说。
孟子的仁政学说，其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上，主张
正经界、行井田、薄税敛。他说，实行仁政，一定要从划分整理田界开始。
田界划分不正确，井田的大小就不均匀，作为俸禄的田租收入也就不会公平
合理，所以暴虐的君王和贪官污吏一定要打乱正确的田间划界。田间划界正
确了，分配人民的田地，制定官吏的俸禄，都可以毫不费力地作出决定。二
是政治上，主张实行禅让制、尊贤使能、省刑罚，尊贤就应该像尧对舜那样，
把王位让给有贤能的人，这就是禅让。省刑罚，就是要减免刑罚。军事上，
孟子反对争霸和并战争，而主张兴仁义之师。文教上，孟子主张君主要与民
同乐，重视民众的教育。
在孔子思想中，“仁”既是一个伦理的范畴，又是一个政治概念。而孟
子用“仁”和“仁政”将伦理范畴和政治概念区别开来，这是人学理论体系
严密而完善化的一种表现。
春秋以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潮，但儒学开创者孔子
并没有对这种思潮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孟子的民本主义把“以民为本”的社
会思潮推进了一步，其特点是从君民关系上大胆地论述了民为国本的激进思
想。他的脍炙人口的名句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就是说，
民众最为重要，国家次一等，君比民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孟子认为，一方面，
按等级地位来说，君位是尊贵的，臣民地位是卑下的；可是，就道德意义上
来说，君对有德的臣是师事的关系，“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便谈不上随
便召唤了。孟子还认为，不仁的君主只会残害百姓，是不称职的，这种无道
之君，是可以杀掉或换掉的。
孔子在创立儒学时，曾经提出了“人”的问题，并从哲学、伦理、政治、
教育诸方面对“人”的价值作了一定的探讨，但这只是一个开始。由于孔子
主张复礼，在政治上有保守倾向，没有能够对当时流行的“以民为本”的思
想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孟子从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革中，看到了百姓的
作用，并对当时流行的“以民为本”的思想作了理论概括。孟子的民本主义
思想在先秦的诸子百家中是很少见的。道家的庄子主张“小国寡民”，“使
民复结绳而用”，基本上没有民本思想。纵横家虽然有一些民本思想，但他
们注意的只是智谋策略，而不是民心臣力。法家则是民心民力的否定派，韩
非把哀怜百姓与国家安危对立起来，以“严刑重罚”来驱使平民百姓。孟子
的民本思想成为民主思想的前奏曲。
人性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孔子曾提出“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但并没明确指出人性的善恶。孟子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人性问
题，并主张性善论。性善论的人性论，是孟子伦理道德和仁政学说的理论基
础。
孟子认为人生下来都有四种善的萌芽，他称之为“四端”，即“恻隐之
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端”的扩充和发
展就是“四德”——仁、义、礼、智。孟子说，仁义礼智，不是从外边给予
我的，而是我先天所固有，不需要人去思索它已经存在了，认为人天生就具
有仁义礼智等善性。
孟子认为，两三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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