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教妇女们唱起了《花脚歌》：“我们妇女真可怜，封建压迫几千年，别的暂不说，裹脚苦难言。脚小鞋子尖，走路要人牵，破皮又化脓，害人真不浅。大家快放脚，真正好喜欢！”一九二七年三月，贺子珍担任中共永新县委妇委书记。不久，她被调往吉安县，担任国民党永新县党部驻吉安办事处联络员，又任中共吉安特委委员兼特委妇委组织部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冲击波，也波及远离上海的永新县城。永新的国民党右派在六月十日黎明时分动手搜捕中共党员，原永新县工人纠察队军事教官萧金然叛变，带领国民党军队捉人。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等中共党员和群众八十多人被捕入狱。
贺子珍在吉安闻讯，心急如焚。左思右想，搭救贺敏学等人的唯一办法，是求救于袁文才。袁文才是贺敏学的中学同班同学，跟贺子珍也很熟悉。贺子珍便跟中共永新县委联系，由她向袁文才写信求援。
贺子珍还给狱中的哥哥写了信，托永新的舅母在探监时秘密塞给贺敏学。贺敏学也把自己写给袁文才的一封信，塞在一把竹柄油纸扇里。舅母一边摇着这把扇，一边走出监狱。袁文才接到贺子珍、贺敏学的信，会同王佐，率部攻打永新县城。七月二十六日晚，他们攻进县城，占领了监狱，救出了贺敏学等人。不久，贺子珍也从吉安赶来永新，随着哥哥一起，和袁文才、王佐上了井冈山。贺子珍上了山，就得了疟疾，只好在山上住下来休养。稍好，她下了山，住在茅坪大仓村。袁文才的部队，正驻扎在那里。贺敏学也住在那里。十月三日，从宁冈的古城传来不寻常的消息：毛泽东率中国工农革命军来到那里。据传，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呢。消息是龙超清传来的。龙超清说，毛泽东还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有名气呢。龙超清向袁文才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说是过几天来大仓村跟袁文才会面，要送枪给袁文才。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永新一枝花”贺子珍 2
袁文才很高兴，吩咐部下把银元一叠叠装入竹筒，一百银元一筒，装了六筒，说是送给毛泽东部队。十月六日，五六个男子走进大仓村。他们的脖子上，都系着一根红布条。为首的那位，瘦高个子，脸晒得黝黑，那眼睛里布满血丝。他跟袁文才握手之后，袁文才开始介绍他手下的部将。袁文才介绍了贺敏学，最后介绍站在贺敏学旁边的贺子珍。
那为首的人物，便是毛泽东。他见到十七岁的贺子珍，以为这姑娘是袁文才手下部将的女儿。
袁文才道：“她是中共永新县委委员。”毛泽东连声说：“看不出！看不出！”毛泽东询问了她的姓名，一下子记住了：“哦，祝贺的‘贺’，善自珍重的‘自珍’！”毛泽东在茅坪住下。那里有座八角楼，原是攀龙书院的课堂，楼上用明瓦砌了八角形图案，使课堂光线明亮，也就得了“八角楼”之名。那里本是贺敏学住的，让给了毛泽东。袁文才的住处离八角楼不远。疟疾未愈的贺子珍常坐在袁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来来去去，总要路过袁家门口，跟贺子珍有时聊上几句。渐渐地，她和毛泽东的接触多了起来。
贺子珍的疟疾渐愈，被派往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那里是贺家祖居之处。贺子珍父亲在捐官之前，就住在那里。贺子珍在黄竹岭工作了一些日子。后来，又到九陇山那儿工作。真巧，毛泽东带着警卫路过九陇山，跟她相遇。毛泽东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两人天天都在一起工作。当毛泽东离开那里回茅坪时，她跟毛泽东同路去茅坪。
贺子珍佩服毛泽东的才智学识，毛泽东喜欢贺子珍的俏丽坚强。毛泽东把贺子珍调到身边工作——担任秘书。从此，贺子珍的职务是“毛委员的秘书”。在那炮火纷飞、戎马倥偬的年月，爱苗居然悄悄在两人心头滋长。据东方出版社二○○三年四月出版的《贺氏三姐妹》一书称，为毛泽东和贺子珍做大媒的是袁文才的夫人谢梅香见《贺氏三姐妹》，第一百二十五页。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的日期、地点，各种说法不一。
据谭政的回忆文章《难忘的井冈山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中说：毛泽东同志与贺子珍结婚就是在夏幽，是一九二八年四月至五月，热起来了，穿件单衣，结婚很简单，没有仪式，没有证婚人，从夏幽退出以后，两人就是夫妻关系了。夏幽，也就是永新县夏幽区。讲得更具体一点，是夏幽区的塘边村。那时，贺子珍率工作队到塘边村打土豪、分田地，住在一位老婆婆家。没多久，毛泽东也带一些战士来到塘边进行分配土地试点。他俩和中共永新县委的刘真、胡波一起召开许多次群众座谈会，毛泽东提问，贺子珍记录。毛泽东在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永新调查》。毛泽东在塘边村先后住了四十来天。
毛泽东来到塘边村的日期，谭政只说了个大概。当时在中共夏幽特别支部工作的徐正芝的回忆，则讲得很具体：“一九二八年古历四月二十七日，毛司令率红军来到我们塘边村。”徐正芝：《忆塘边的革命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一九二八年古历四月二十七日”，即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四日。
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一书说是“三打永新”之后，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塘边村“终于结合在一起了”。三打永新，是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由中共永新县党史办公室编印的《永新人民革命史》（一九八九年九月版），内中的《贺子珍》一文，则写道：“一九二八年五月的一天，天气晴和，阳光明丽，毛泽东和贺子珍在茅坪洋桥湖的八角楼上结婚了。”虽然关于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的日子的各种说法稍有不同，但大体上都是说在一九二八年春夏之间。袁文才跟贺敏学、贺子珍有着亲切的友谊，又跟毛泽东建立了战斗友情，何况他是当地人，自然，由他出面请客，为毛泽东、贺子珍贺喜，是最合适不过了。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东方出版社二○○三年四月出版的《贺氏三姐妹》一书中，却有这么一段毛、贺之间“爱情描写”：毛泽东道：“谢谢你的一片心。”“难道说一个谢字就能表达了的吗？”“你让我怎么样？”“我让你看看我的心，有多爱你。”子珍终于鼓起勇气将“爱”字说出了口。毛泽东沉思良久说：“我知道你的心，我也知道你是位好同志，好姑娘，我也很爱你，因为……”“因为什么？”贺子珍追问。“因为我……”接着他说出自己的身世：“我已结婚，妻子还在家乡，路途遥远，杳无音信，再说那里是白区，也不知道她是死是活。”说着，毛泽东眼圈发红，低下了头。“你不要难过。天会晴的。”接着他们谈理想，谈明天的希望，越谈两个人的心越近，越谈越觉得志同道合。事隔不久，从家乡传来杨开慧英勇就义，被军阀何键杀害的消息。这一消息着实震惊了毛泽东……井冈山的天黑得早。在一个花好月圆的傍晚，大家围坐在一起，清茶一杯，袁文才夫妇又烧了几个菜，以水当酒，敬天敬地，共祝革命的成功。简单的婚礼，孕育着革命必胜的哲理。见《贺氏三姐妹》，第一百二十四至一百二十五页。
这本《贺氏三姐妹》把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礼写成是在毛泽东得知杨开慧英勇就义之后举行的。这完全违背了起码的事实：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是在一九二八年春夏之间，当时杨开慧带着长子毛岸英正被军阀何键关押在长沙狱中。杨开慧是在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被军阀何键枪决于长沙，年仅二十九岁。这时，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已经两年半！其实，历史毕竟是历史，大可不必为尊者讳。《贺氏三姐妹》一书为毛泽东粉饰，大可不必。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年谱》写道：
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塘边一起工作的日子里，结为革命伴侣。
同书第三百二十五页写道：
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
与毛泽东结婚后，贺子珍担任井冈山前敌委员会秘书，在书记毛泽东身边工作。
在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之前，一九二八年春，朱德和二十五岁的伍若兰在湘南结婚。伍若兰是湖南耒阳县城南金兰村人，曾就读于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任耒阳县妇联会主席。她参加湘南起义，跟朱德相识、相爱，结合在一起。一九二八年四月底，她跟朱德部队一起来到井冈山。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钦差大臣”瞎指挥 1
“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欢快！欢快！真畅！真畅！”胜利的歌儿，在井冈山传唱。歌声和笑声交织在一起。就在这时，两个“生意人”从安源出发，昼伏夜出，朝井冈山方向进发。他们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绕过一道道哨卡，冒着生命危险，去井冈山做“生意”。从安源到井冈山，半途有一个莲花县。那是最难通过的一关。当他俩好不容易过了这道关，便分道而行，一个去永新县，一个去宁冈县。毛泽东正在永新，红军的大本营则在宁冈，两处都是做“生意”的重要去处。
那个朝永新进发的“生意人”，二十一岁。六月三十日黄昏时分，他到达永新城里，找到了毛泽东。他扯开衣服上的补丁，取出一卷纸。那纸看上去是白的，一经涂了药水，字就出现了。毛泽东皱着眉头，看了一遍。那是中共湖南省委在六月二十六日发出的两封指示信。其中一封给湘赣边界特委，全文如下——
湘赣边界特委：
省委决定四军（即红军第四军——引者注）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并由二十八团拨枪二百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在同志中即纠正对红军的依赖观点。应积极提高群众的自信力与创造力。至要！至要！ 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同志参加特委，并指定莲花派两个最有能力的同志到特委工作，其余的仍旧。
详见省委通告，并由省委巡视员杜同志及杨开明同志面述一切。
此致
敬礼
湖南省委
六月二十六日
原来，那两位“生意人”，是奉中共湖南省委之命而来的。前往永新的，是“省委巡视员杜同志”，即杜修经。前往宁冈的，便是新任特委书记杨开明。
杜修经又名杜辉义、杜非，湖南慈利县太乡太国村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在长沙负责学生联合会工作，此后，担任过中共湖南华容县委书记、醴陵县委书记。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杜修经是个“不懂事的学生娃子”。在一个月前，杜修经来过一次。可是，这“学生娃子”毕竟是“省委巡视员”，成了毛泽东的“上司”。杨开明比杜修经大两岁，湖南长沙县板仓村人。他是杨开慧的堂兄。杨开慧之父杨昌济和杨开明之父杨昌楷是亲兄弟。他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来宁冈之前，他是中共湖南省委秘书。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设在安源。省委书记是安源工人廖宝庭，但实际上是由常委林仲丹和贺昌负责。那两封指示信，便出自林仲丹之手。林仲丹即林育英，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俄学习，回国后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中共汉口市委书记。毛泽东最怕省委乱指挥，最怕“钦差大臣”满天飞。三月间，那位“钦差大臣”周鲁使他吃够了苦头，成了党外“民主人士”；此刻，又来了“钦差大臣”，要他“立即向湘南发展”，而且规定“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毛泽东看罢省委指示信，双眉紧锁。他已得到情报，打垮“江西两只羊”之后，敌人正在准备报复，发动第二次“会剿”，此刻怎能把主力调往湘南呢？在省委看来，调兵去湘南，简直像喝米汤那样容易，所以后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称之“诚乎其为喝米汤的省委也”。面对这“喝米汤的省委”，毛泽东自有主意。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了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委的联席会议，传达了中共湖南省委的意见，并说明这指示“不适宜”。朱德、陈毅、宛希先、刘真都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一下子就使天平倾斜，几乎无人支持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就连巡视员杜修经本人，也不得不最后在会上表示，省委指示“不适宜”。这样，毛泽东便以联席会议的名义，否定了“喝米汤的省委”的意见。会毕，毛泽东吩咐警卫员去买草纸。警卫员买来后，才知毛泽东要用药水在草纸上写密信。那信是七月四日写的，写给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写道：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钦差大臣”瞎指挥 2
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赣敌易攻，赣敌被我连败四次，其胆已裂且受我释放俘虏影响，军心大摇……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会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
毛泽东还写及，红军离开了井冈山，在湘南会“虎落平阳被犬欺”。信末的落款是“特委、军委”。发走了密信，毛泽东松了一口气，离开永新县城，到五十里外的永新田溪乡去做巩固根据地的工作。过了些日子，忽地传来惊人的消息：二十八团、二十九团离开井冈山，在朝湖南酃县进发，看样子要进军湘南！毛泽东急忙写了长达三页的信劝阻，交给江华（当时名叫黄琳）即刻送去。江华一天一夜跑了一百二十里，赶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