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声音在庐山上回荡。四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痛下决心，非在第五次“围剿”时“剿灭赤匪”不可。连蒋介石也惊呼共产党“星火燎原”了！他曾这样形容形势：中共“在瑞金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鄂豫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豫、皖七省，总计面积二十万平方公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苏俄在中国》，蒋介石著）面对这“燎原之势”，蒋介石部署第五次“围剿”。这一回不同既往，他从训练军官入手。当过黄埔军校校长的他，深知训练的重要，于是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一期接一期地办下去。
由“中正手制”的《剿匪手本》，成了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课本。此书分“绪言”、“救民”、“气节”、“纪律”、“智勇”、“勤劳”、“战机”等章。此书的附录“赤匪的战术”，倒是十分形象地勾画出毛泽东用兵的特点。
一、遇敌不轻交战，多用疑兵，眩敌耳目，集结主力，坚守静待，察破敌人弱点，变更阵势，冒险冲进。
二、取大包围，兼程猛进，速而且匀。
三、不轻试锋，必待敌找我，而我不先找敌，以逸待劳，镇静坚守。
四、行走飘忽，瞬息百里，从山僻险要，人迹罕到之处，昼伏夜行，旋磨打圈。
五、围城不宜离城太近，免敌人潜出，难于防范，奸细混入，难以稽查……围城，应离敌远，巡查严密……因地制宜，出奇制胜……《剿匪手本》，江西省档案馆收藏。蒋介石跟毛泽东交手多回，对于毛泽东战略战术，说得八九不离十。
《剿匪手本》中形容红军的战术特点是“射击命中，侦探敏灵，行动轻捷，伏兵要击”，所擅长的是“隘路战，山地战，夜间战”。蒋介石在海会寺“官邸”，案头所备的是《曾文正公全集》。当年曾国藩“进剿”太平天国的“太平军”的经验，成了蒋介石最好的借鉴。他的《剿匪手本》，不时引用“曾文正公”。军官训练团以半个月为一期，学员为上校以下、少尉以上的中下级军官，也有少数高级军官参加受训。一九三三年夏日，他在庐山办了三期军官训练团，受训军官为七千五百九十八人。这些军官，成了第五次“围剿”的骨干。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蒋介石坐镇庐山 2
蒋介石还提出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的“总体战”。八月起，他又开办“党政人员训练所”，训练军队的党政人员，以求加强对红军的“政治攻势”。当蒋介石在庐山上训话时，他的身后总是站着一矮一高两个人物。这两人是蒋介石进行第五次“围剿”所倚重的左右手。那个子矮小的，便是蒋介石在军官训练团开学典礼上训话时一开头就提到的“陈团长”。此“团长”非一般的团长，而是指庐山军官训练团团长。庐山军官训练团团长向来由蒋介石自兼。他任命陈诚为副团长兼教育长，习惯地称之为“陈团长”。陈诚，蒋介石最忠诚的门生。一九二○年，陈诚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炮兵科，先在浙军第二师当少尉排长，后于一九二二年南下任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上尉连长。当时，邓演达任该团团长。一九二四年，邓演达调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陈诚随他来到黄埔军校，担任上尉军事教官。
一天，校长蒋介石在子夜之际，巡视宿舍，唯见一扇窗口泄露出灯光。蒋介石步入室内，见一军官在灯下看书，如痴如醉，竟不知校长驾到。蒋介石对那本书扫了一眼，一望而知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不声不响地走出去了。翌日，校长蒋介石在训话时，宣布把那个军官破格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队长。
那个军官便是陈诚。从此，陈诚成为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两年后，北伐开始，陈诚担任总司令部参谋，由团长、副师长升为师长。一九二八年，陈诚升任南京警备司令。这时，陈诚不过三十岁。一九三○年，宋美龄有意把“干女儿”、谭延辏У拇闻废榧薷昵嵊形某鲁稀Ｓ谑牵鲁匣乩霞艺憬嗵铮⑵尬馐习炖砝牖槭中锤盎τ胩废槌汕住Ｈ绱苏獍悖鲁细闪私槭那仔拧！ �
第四次“围剿”时，蒋介石任命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虽然陈诚出了大力，仍成为败军之将，大哭一场，在南昌躲起来，羞见蒋介石。蒋介石没有怪罪陈诚，仍起用他，任命陈诚为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又一次使陈诚感激涕零。
陈诚跟红军交过手，领教过此滋味，所以他宣称：“彼等虽属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陈诚：《剿匪战史》，第五卷，江西省档案馆收藏为了打胜第五次“围剿”之战，陈诚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封锁围进，配合迫进，逐步稳进，乘虚突进。”站在蒋介石背后的高个子，一头银发，碧眼高鼻，举止傲慢。此人是蒋介石请来的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蒋介石仿照曾国藩当年“借洋兵助剿”，只是把“洋兵”换成了“洋顾问”。蒋介石十分看重德国，以为在“洋人”之中，德国的军事经验最值得借鉴。他的眼光是不错的。后来，希特勒纳粹德国崛起，果真几乎踏平欧洲。
从一九二八年末起，南京三元巷总司令部东面的礼堂里，每逢星期五晚上，常有德国军事顾问讲课。总司令蒋介石带头前往听课。他手下的将领也就跟随其后，步入礼堂听讲。一个由四五十名军官组成的德国军事顾问团，驻扎在南京。首任总顾问是德军鲍威尔中将。第二任总顾问为德军佛采尔上将。眼下，站在蒋介石身后的，则是德军派出的第三任总顾问赛克特。
比起前两任总顾问来，六十七岁的赛克特要显赫得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就出任德军驻土耳其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战后任巴黎和会德国代表团军事代表；一九二○年至一九二六年，担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他于一九二六年退休，退休前晋升为一级上将（也有的说是元帅）。在德国军界，他堪称德高望重。
蒋介石请来了赛克特，待其为上宾。
赛克特引用希特勒的“名言”，给蒋介石以启示，“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赛克特随蒋介石从南京来到庐山，目的是为第五次“围剿”出谋划策。赛克特的最大“贡献”，在于为蒋介石制定了“堡垒政策”。赛克特主张用密集的碉堡群，对中央苏区进行包围，然后缓缓推进。一边推进，一边筑碉堡。赛克特指着江西地图说：“共产党的统治区不过五万平方公里，只要保持每天前进二里的速度，不出一年，就可以全部吃掉！”蒋介石深以为然。他引用曾国藩的话作为佐证：“扼要立营，加高加深，应战应守，皆能有备。”他说：“前几次失败，败在‘长驱直入’！”
在赛克特的“顾问”之下，蒋介石制定了第五次“围剿”的新策略：“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军行所至，立建碉堡，逐步推进，稳扎稳打，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进得一步，即守一步。逐渐前进，缩小匪区。”蒋介石在庐山上摩拳擦掌，大声疾呼：“如吾军上下，果能以诚信相孚，以礼义相尚，而以廉耻相勉，专心一志，实行主义，则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何患匪寇之不灭哉？诸将士其将以吾言为剿匪操胜之左券乎？”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博古也请来了德国“高参”
就在蒋介石请来了德国顾问赛克特的时候，博古也请来了德国“高参”……
一九三三年九月，瑞金热得像蒸笼，终日端坐着的报务员更是汗流浃背。忽地，从中共上海局传来的一份密电，报告了重要消息。正在机要科担任译电工作的项英妻子张亮译毕电文，迅即交通讯员把电报送到博古手中。博古一看电报，马上召来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告诉他有一重要人物由上海前来中央苏区，务必做好接护工作，做到万无一失。
来者一男一女。男的是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女的是博古夫人何群先。博古从上海来瑞金时，何群先正怀孕，无法同行。此时，何群先在上海已生了孩子。她把孩子寄养在无锡老家，便陪同李德一起动身，一路上既可照料李德，也可以当他的翻译（李德和她都会讲俄语）。邓发知道来者非同寻常，岂敢怠慢，当即着手严密地布置保卫工作……邓发手下有一位能干的“小鬼”，名叫卓雄，奉命带领一支精悍的队伍，前去接护从上海来的要员。颇费周折，笔者在北京高干住宅区里寻访到卓雄。如今年近八旬的他，看上去如同一尊弥勒佛，当年却是以机灵能干出名的“小侦察”。
卓雄原名赵才廉。由于表叔思想激进，他十二岁就被表叔带出去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十五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即贺怡前夫）把他改名“卓雄”。小小年纪，他当上团长，在湖南文家市战斗中立了功，人称“小将”。可是，肃“AB团”时，居然肃到他头上！幸亏毛泽覃、黄公略保了他。王稼祥说：“笑话！这么个小鬼，也是‘AB团’？”这一句话，就“解放”了他。于是，他调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手下有个执行部，部长是李一氓，就叫卓雄当执行科长。来来回回地在秘密交通线上接护从上海来的首长，便是执行科长的任务。
卓雄这科长，带着十几个十七八岁的小红军，一色挎双枪（一支盒子枪，一支小手枪），出没在闽西的山区里。林伯渠、陈云、博古等进入中央苏区，都是卓雄去接的。从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曾有好几条秘密交通线，后来只剩下一条“奉星社”秘密交通线保持畅通。“奉星社”是沿途地下交通站的组织。这条秘密交通线是从一九二八年逐步建立起来的。大体上的路线是从上海坐船到广东汕头，从那里乘车到潮州，坐小船沿韩江北上，到达粤北大埔。由那里进入闽西，经永定县、上杭县来到汀州，转往瑞金。沿途有“奉星社”的一个个秘密交通站。聂荣臻由这条秘密交通线进入瑞金时，他记得，“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你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靠近城镇地区，你只是远远地跟在向导后边走就是了。他说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说晚上走就晚上走。”《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项英是这样进来的，周恩来也是这样进来的。“奉星社”秘密交通线的那一头，由中央特科在上海安排。这一头，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护送。
在卓雄去接博古、陈云的那一次，差一点出了大事：卓雄已经护送他们来到闽西永定县境内，夜里，他安排博古和陈云住在一个小煤窑里，不知怎地，消息走漏了出去，一千多敌军包围过来，而卓雄手下只有十几个小青年。幸亏卓雄急中生智，带着两名队员绕到西山上打了几枪，一下子把敌军吸引过去了。趁着夜色如黛，趁着大雪纷纷扬扬，另一批队员带着博古、陈云突围，总算化险为夷。
这一回，卓雄带着小分队正在福建汀州，忽然接到上级命令，要他带着队伍到汀州东南的河田镇去。卓雄来到河田“奉星社”，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机要处长来了，交给他一张邓发亲笔写的条子，知道有紧急任务。机要处长具体交代了任务：“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来了，这东西不能抬，也不能背，你要把它安全地搞回来，深入苏区后有大部队来接你们。”这近乎“黑话”的话，出于保密，只能说到这等地步。于是，卓雄带着小分队在夜里紧急出发。每人腰间都捆了一袋盐，因为当时被国民党封锁，食盐成了奇货。他们昼伏夜行，专拣山野上荒僻的“野鸡路”行军。好在全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跳跳蹦蹦就过去了。他们经闽西的才溪、上杭、永定，朝广东大埔进发。他们路过“奉星社”的每一个交通站时，都不住在站内，而是住在野外。“奉星社”的人，给他们送来吃的。只有卓雄知道“奉星社”的交通站在哪里，谁是交通员。站与站之间、交通员与交通员之间，没有横的联系。这是一条极端机密的交通线。不是重要人物，不走这条线……在上海，中共特科派出的护送人员，据卓雄回忆，名叫陈泮年，胖胖的。半夜时分，李德带着几百美元、一只手提箱，和陈泮年、何群先一起，上了一艘英国海轮。一路顺风，李德装扮成考古学家，据说要前往广东考古。何群先则装成他的妻子。在汕头下了船，如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回忆的那样：“我们一起乘车向内地行驶，到了附近的县城潮安，潮安的那一边就是‘禁区’了。我们步行离开城市，向韩江河畔走去，还没到达河畔，突然被一个国民党哨兵截住。一名军官检查我的护照，检查了好久，最后还是让我们走了。王（汕头的地下联络员——引者注）对军官说，我是考古学家，想参观附近的一座古代寺庙。以后没有再遇到其他意外情况，我们到达了韩江。另一个联络员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
李德接着描述了他的艰难的旅行：
王匆匆与我告别，我的新同伴把我引到一只船上，船系在岸边，有倒垂的灌木覆盖。我爬进狭窄的船舱，在这里我平躺了几乎二天二夜，不敢出声。将近傍晚，船终于开动了。晚上，这只小船同其他许多小船一起由一只轮船拖着，向上游驶去。沿途停了多次，在我的上面是人的脚步声，有几次，显然是在盘查，混杂着粗鲁的问话和命令。我的下面是流水声。第三天我才走上了小船的船板，船夫们拖着小船，在韩江的源流上缓缓前进。天黑以后，我们在一个村庄旁边偷偷地上了岸，潜入了一间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