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斯大林分析中国形势时，说：“中国革命形势现在还是退潮而不是高潮，但正走向高潮。现
在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可是，李立三发言时，却说：“中国还是处于高潮。”
斯大林摇头，拿起一张纸，用红铅笔画了两个波浪，指着波浪间的低处说：“中国革命正处于这个地方。在低潮时也会有几个浪花的。别把这浪花当成高潮！”这一历史性的小插曲，准确地折射出李立三的“左”的急性病。那个年月，“左”是流行病。共产国际也“左”，周恩来有时也“左”。不过，周恩来毕竟稳健，经验远比李立三丰富，因此李立三的“左”病常受周恩来约束。诚如李维汉所言：“恩来走后，立三更加独断专行，政策越来越‘左’。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往往由他个人决定，党的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三百○四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周恩来刚走，李立三便发表《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一文，鼓吹道：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它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它的四肢，而没有斩断它的头脑，炸裂它的心腹，还不能置它于死命。要达到此目的，就要靠工人阶级最后的激烈的武装暴动。
李立三下令迎接“红五月”，各地中共组织要举行工人总罢工、总示威。五月一日是国际劳动节，那天，光是上海便组织了一万多人涌上南京路游行，结果使许多人被捕。可是，李立三却以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再不是斯大林红铅笔所画的波谷。他声称：“现在的革命好比干柴，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燃，准备武装暴动的时候到了！”李立三重蹈瞿秋白的覆辙。他又一次在中国掀起“左”的浪潮。他的登峰造极之作，是那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通过。那篇文件，被称为“立三路线”的“纲领性文件”。李立三以发烫的头脑，写下发烫的字句：
“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我们的面前！”
“暴动的时候要到了，大家组织起来！”
“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区首先胜利！”
“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向忠发对李立三言听计从，支持他的暴动计划。有了总书记的支持，李立三也就“名正言顺”地动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各地下达暴动计划：
组织武昌暴动！
组织南京暴动！
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
李立三甚至异想天开，要把苏联西伯利亚的十万华工武装起来，投入战斗！甚至“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进攻北方”！李立三这一系列“左”倾暴动计划，又一次使中共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常言道：“吃一堑，长一智。”犯过“左”倾盲动错误的瞿秋白，此时的头脑倒是清醒的。当他在莫斯科读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时，他当即说了一句一针见血的话：“李立三发痴了！”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瞿秋白的复出和再度挨批
莫斯科车站，两个中国男子匆匆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他俩急于回国，照理说是应当乘东去的列车，但他俩一反往日的路线，取道德国回去。两名中国男子，一个叫“斯特拉霍夫”，一个叫“伍豪”，即瞿秋白和周恩来。他们心急如焚，要赶回去制止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一接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不光是他俩着急，共产国际执委会也着急了。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立即与他俩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由于这份决议是在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作出的，又称“七月决议”。他俩带着“七月决议”，踏上归程。为了避免万一的意外使两人同时被捕，在德国时周恩来先走一步，这样，他于八月十九日先回到上海。八月二十六日，瞿秋白也回到他阔别两年多的上海。瞿秋白和周恩来给头脑正热的李立三带来了清凉剂——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七月决议，来了个急刹车，结束了“立三路线”。
紧接着，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贯彻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现存的会议记录上称，此会是在“避暑的庐山”上召开的。其实那是隐语。所谓“庐山”，是指上海麦达赫司脱路（今泰兴路）的一幢豪华洋楼，那幢洋楼还真的有点“庐山”气派。会议是由瞿秋白主持的。关于这一点，列席会议的聂荣臻（他当时在中共特科工作，负责会场的保卫工作）回忆道：“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作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让精神，令人钦佩。”聂荣臻：《学习恩来的优秀品德，继承他的遗愿》，《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在会上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是“特生”，即向忠发，他承认，中央政治局“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这“个别”两字，自然是为他自己掩饰。“少山”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少山”，即周恩来。“之夫”作了大会结论。“之夫”，亦即瞿秋白，取义于“杨之华之夫”，杨之华是瞿秋白的妻子。“柏山”承认了“策略上有‘左’倾冒险主义倾向”，“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柏山”，即李立三。会议选举的政治局委员保持原有的阵势，只是补选关向应代替已去世的苏兆征。七位政治局委员分别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政治局的三常委改成了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众多的文献上均这样记载，但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称三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也就是原先的“三驾马车”中的李立三，换成了瞿秋白。
瞿秋白复出了，有了错误的教训，又有了两年的冷静反思，瞿秋白比过去显得更成熟。不过，大抵由于瞿秋白有过类似于李立三的“左”倾经历，他对李立三的批评是温和的，只是说他“犯有‘左’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而不是说他犯了路线错误。对李立三的处理也是温和的，只是撤销他的常委职务，仍保持其政治局委员职务。
大会结束不久，共产国际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肯定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柏山同志在他的自我批评中显明地正确地指出了自己的错误，它的来源及其对于这些错误的责。”信中还斥责了“共产主义的叛徒”和“党内的右倾分子”，称他们“总是竭力地利用政治局和柏山同志的这些错误，来进攻党的整个路线，把党的路线拿来和国际的路线对立”。可是，风云变幻莫测。一九三○年十月共产国际从莫斯科发出的新的指令，突然升高了批判李立三的调子，等于在政治上宣判李立三“死刑”：“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的结果，就是消极，就是失败，就是极危险的冒险。”是站在“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上，产生了他的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这封题为《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经过秘密交通线传递，中共中央于十一月十六日收到。瞿秋白看了信后，全身发凉。他敏感地意识到，这封信将会带来一场政治风暴，因为在收到信之前，他已风闻：有人在说瞿秋白“庇护”李立三，六届三中全会是搞“调和”。对李立三批判的升级，意味着他将面临新的批判……
按照那时的“惯例”：犯了错误的中共高级领导人，要前往莫斯科检查。陈独秀是如此，只不过他坚决拒绝了；瞿秋白是如此；蔡和森也是如此；如今，轮到了李立三。在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中，就已经要求李立三到莫斯科作检讨。瞿秋白以“工作需要”为理由，请共产国际准许李立三“暂不去国际”。
当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一到，李立三再也无法拖延了。那时，他的妻子正临产。他深知共产国际不会轻饶他，此行不知何日方归，妻子又从事地下工作，将来很难照料孩子。他写下条子，把未出生的孩子预嘱交给一个老工人。就这样，一九三○年十二月五日，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远途。
李立三这一去，在苏联竟检讨了十五年！他甚至被押上军事法庭，投入监狱……对李立三批判的升级，马上把回国不久的瞿秋白牵涉进去。
风暴来得那么的迅猛：就在共产国际“十月来信”送抵上海中共中央秘密机关的翌日——十一月十七日，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便送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此信是由两人联名写的。那是两个小伙子，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领导了中共党内推倒瞿秋白的运动。此后，他俩竟夺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成为中共新领袖。
这两名年轻人，一个名唤陈韶玉，另一个叫秦邦宪。后来，他们以他们的化名——王明和博古载入中国共产党党史。
王明、博古跟瞿秋白有过怎样的矛盾？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他们，怎么能够一下子攫取中共
领导权呢？这得从头说起……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米夫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1
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上，一座俄罗斯大教堂对面有一所具有神秘的院落。门口没有挂牌，但站着警卫，闲人莫入。从不断进出大门的黄皮肤、黑眼珠的中国青年可以判定，这儿也许是一所华人俄语学校。
这所学校里，果真开办俄语班。只是教俄语是为了使学生听懂俄国教师的讲课而已。 这所学校的全称叫做“莫斯科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简称“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次公开宣布建立这所学校，是一九二五年九月七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第六十六次政治会议上。他说，在莫斯科建立这所学校，是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同年十一月，这所学校便正式开学。最初，学生是由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同选派的，所以学生中既有中共党员，又有国民党要人子女——既有邓小平、廖承志、乌兰夫，也有蒋经国。后来，国共分裂，那里便成了专门培养中国共产党干部的学校。
莫斯科中山大学建立后，任命拉狄克为校长。他是波兰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人物。副校长非常年轻，才二十四岁，年岁比有的学生还小，他不得不终日板起面孔，力求显得老成一点。这个小伙子原名亚历山大罗维奇·弗尔图斯。一九一七年，他十六岁时加入俄共（布），化名米夫，从此就一直用这化名。
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对于中共的影响，其深刻性不亚于黄埔军校校长对于国民党的影响。自从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就专心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他由此发迹。特别是校长拉狄克后来倾向托洛茨基，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发表讲话时，批评了拉狄克。不久，拉狄克被撤职，米夫就任校长。紧接着，在一九二八年三月，米夫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也有的说是担任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中国科负责人），从此他主管共产国际的中共事务，成了中共的“上司”。
一九二七年初，米夫头一回访问中国。他是以率领“宣传家代表团”的名义前来中国的。从年初至八月回国，他访问了上海、广州、武汉，目击了中共在一九二七年的大动荡，而且出席了中央“五大”。这一段经历，成为这位“中国专家”的很重要的政治资本。
米夫来华时，配备了四个翻译，内中的一个，便是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王明此人，五短身材，工于心计，擅长文笔，讲起话来却大舌头，口齿不清。他姓陈，名绍禹，字露清。他的“禹”字原是“火”字旁的，诚如他的弟弟叫陈绍炜。不过，“”字毕竟太冷僻，他后来改用“陈绍禹”。用“绍禹”的谐音，取了笔名“韶玉”。至于王明这化名，是他一九三一年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用的，后来，竟以此名传世。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本书提及一九三一年前的他也称王明。
王明是安徽六安县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生于一九○四年，比米夫小三岁。一九二五年由上海大学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为这所大学开张后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个，改名“波波维奇”，又叫“马马维奇”。很巧，给王明那个班教列宁主义课程的，便是米夫。王明聪颖，也很用功，迅速掌握了俄语，钻研列宁主义理论，得到了米夫的赞赏。这样，不到一年，王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学生公社”相当于学生会。这是王明政治生涯的起点。米夫访华，王明成了他的翻译，那八个来月的朝夕相处，使王明跟米夫变得亲密无间。于是，王明成了米夫的心腹。
就在米夫离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八个多月中，那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斯大林的批评，校长拉狄克下了台，教务长阿古尔被任命为代理校长。他和学校联共（布）党支部书记谢德尼可夫相对抗，各拉一批教师、学生，形成“教务派”和“支部派”。不过，大部分中国学生不愿参与两派之争，便形成了校内的第三势力。米夫和王明回来之后，把第三势力拉在自己身边。随着米夫联合“支部派”压垮“教务派”，米夫也就成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王明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