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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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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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斯大林分析中国形势时,说:“中国革命形势现在还是退潮而不是高潮,但正走向高潮。现    
    在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可是,李立三发言时,却说:“中国还是处于高潮。”    
    斯大林摇头,拿起一张纸,用红铅笔画了两个波浪,指着波浪间的低处说:“中国革命正处于这个地方。在低潮时也会有几个浪花的。别把这浪花当成高潮!”这一历史性的小插曲,准确地折射出李立三的“左”的急性病。那个年月,“左”是流行病。共产国际也“左”,周恩来有时也“左”。不过,周恩来毕竟稳健,经验远比李立三丰富,因此李立三的“左”病常受周恩来约束。诚如李维汉所言:“恩来走后,立三更加独断专行,政策越来越‘左’。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往往由他个人决定,党的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三百○四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周恩来刚走,李立三便发表《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一文,鼓吹道: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它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它的四肢,而没有斩断它的头脑,炸裂它的心腹,还不能置它于死命。要达到此目的,就要靠工人阶级最后的激烈的武装暴动。    
    李立三下令迎接“红五月”,各地中共组织要举行工人总罢工、总示威。五月一日是国际劳动节,那天,光是上海便组织了一万多人涌上南京路游行,结果使许多人被捕。可是,李立三却以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再不是斯大林红铅笔所画的波谷。他声称:“现在的革命好比干柴,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燃,准备武装暴动的时候到了!”李立三重蹈瞿秋白的覆辙。他又一次在中国掀起“左”的浪潮。他的登峰造极之作,是那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通过。那篇文件,被称为“立三路线”的“纲领性文件”。李立三以发烫的头脑,写下发烫的字句:    
    “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我们的面前!”    
    “暴动的时候要到了,大家组织起来!”    
    “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区首先胜利!”    
    “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向忠发对李立三言听计从,支持他的暴动计划。有了总书记的支持,李立三也就“名正言顺”地动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各地下达暴动计划:    
    组织武昌暴动!    
    组织南京暴动!     
    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    
    李立三甚至异想天开,要把苏联西伯利亚的十万华工武装起来,投入战斗!甚至“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进攻北方”!李立三这一系列“左”倾暴动计划,又一次使中共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常言道:“吃一堑,长一智。”犯过“左”倾盲动错误的瞿秋白,此时的头脑倒是清醒的。当他在莫斯科读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时,他当即说了一句一针见血的话:“李立三发痴了!”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瞿秋白的复出和再度挨批

    莫斯科车站,两个中国男子匆匆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他俩急于回国,照理说是应当乘东去的列车,但他俩一反往日的路线,取道德国回去。两名中国男子,一个叫“斯特拉霍夫”,一个叫“伍豪”,即瞿秋白和周恩来。他们心急如焚,要赶回去制止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一接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不光是他俩着急,共产国际执委会也着急了。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立即与他俩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由于这份决议是在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作出的,又称“七月决议”。他俩带着“七月决议”,踏上归程。为了避免万一的意外使两人同时被捕,在德国时周恩来先走一步,这样,他于八月十九日先回到上海。八月二十六日,瞿秋白也回到他阔别两年多的上海。瞿秋白和周恩来给头脑正热的李立三带来了清凉剂——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七月决议,来了个急刹车,结束了“立三路线”。    
    紧接着,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贯彻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现存的会议记录上称,此会是在“避暑的庐山”上召开的。其实那是隐语。所谓“庐山”,是指上海麦达赫司脱路(今泰兴路)的一幢豪华洋楼,那幢洋楼还真的有点“庐山”气派。会议是由瞿秋白主持的。关于这一点,列席会议的聂荣臻(他当时在中共特科工作,负责会场的保卫工作)回忆道:“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作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让精神,令人钦佩。”聂荣臻:《学习恩来的优秀品德,继承他的遗愿》,《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在会上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是“特生”,即向忠发,他承认,中央政治局“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这“个别”两字,自然是为他自己掩饰。“少山”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少山”,即周恩来。“之夫”作了大会结论。“之夫”,亦即瞿秋白,取义于“杨之华之夫”,杨之华是瞿秋白的妻子。“柏山”承认了“策略上有‘左’倾冒险主义倾向”,“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柏山”,即李立三。会议选举的政治局委员保持原有的阵势,只是补选关向应代替已去世的苏兆征。七位政治局委员分别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政治局的三常委改成了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众多的文献上均这样记载,但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称三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也就是原先的“三驾马车”中的李立三,换成了瞿秋白。    
    瞿秋白复出了,有了错误的教训,又有了两年的冷静反思,瞿秋白比过去显得更成熟。不过,大抵由于瞿秋白有过类似于李立三的“左”倾经历,他对李立三的批评是温和的,只是说他“犯有‘左’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而不是说他犯了路线错误。对李立三的处理也是温和的,只是撤销他的常委职务,仍保持其政治局委员职务。    
    大会结束不久,共产国际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肯定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柏山同志在他的自我批评中显明地正确地指出了自己的错误,它的来源及其对于这些错误的责。”信中还斥责了“共产主义的叛徒”和“党内的右倾分子”,称他们“总是竭力地利用政治局和柏山同志的这些错误,来进攻党的整个路线,把党的路线拿来和国际的路线对立”。可是,风云变幻莫测。一九三○年十月共产国际从莫斯科发出的新的指令,突然升高了批判李立三的调子,等于在政治上宣判李立三“死刑”:“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的结果,就是消极,就是失败,就是极危险的冒险。”是站在“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上,产生了他的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这封题为《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经过秘密交通线传递,中共中央于十一月十六日收到。瞿秋白看了信后,全身发凉。他敏感地意识到,这封信将会带来一场政治风暴,因为在收到信之前,他已风闻:有人在说瞿秋白“庇护”李立三,六届三中全会是搞“调和”。对李立三批判的升级,意味着他将面临新的批判……    
    按照那时的“惯例”:犯了错误的中共高级领导人,要前往莫斯科检查。陈独秀是如此,只不过他坚决拒绝了;瞿秋白是如此;蔡和森也是如此;如今,轮到了李立三。在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中,就已经要求李立三到莫斯科作检讨。瞿秋白以“工作需要”为理由,请共产国际准许李立三“暂不去国际”。    
    当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一到,李立三再也无法拖延了。那时,他的妻子正临产。他深知共产国际不会轻饶他,此行不知何日方归,妻子又从事地下工作,将来很难照料孩子。他写下条子,把未出生的孩子预嘱交给一个老工人。就这样,一九三○年十二月五日,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远途。    
    李立三这一去,在苏联竟检讨了十五年!他甚至被押上军事法庭,投入监狱……对李立三批判的升级,马上把回国不久的瞿秋白牵涉进去。    
    风暴来得那么的迅猛:就在共产国际“十月来信”送抵上海中共中央秘密机关的翌日——十一月十七日,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便送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此信是由两人联名写的。那是两个小伙子,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领导了中共党内推倒瞿秋白的运动。此后,他俩竟夺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成为中共新领袖。    
    这两名年轻人,一个名唤陈韶玉,另一个叫秦邦宪。后来,他们以他们的化名——王明和博古载入中国共产党党史。    
    王明、博古跟瞿秋白有过怎样的矛盾?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他们,怎么能够一下子攫取中共    
    领导权呢?这得从头说起……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米夫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1

    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上,一座俄罗斯大教堂对面有一所具有神秘的院落。门口没有挂牌,但站着警卫,闲人莫入。从不断进出大门的黄皮肤、黑眼珠的中国青年可以判定,这儿也许是一所华人俄语学校。    
    这所学校里,果真开办俄语班。只是教俄语是为了使学生听懂俄国教师的讲课而已。  这所学校的全称叫做“莫斯科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简称“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次公开宣布建立这所学校,是一九二五年九月七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第六十六次政治会议上。他说,在莫斯科建立这所学校,是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同年十一月,这所学校便正式开学。最初,学生是由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同选派的,所以学生中既有中共党员,又有国民党要人子女——既有邓小平、廖承志、乌兰夫,也有蒋经国。后来,国共分裂,那里便成了专门培养中国共产党干部的学校。    
    莫斯科中山大学建立后,任命拉狄克为校长。他是波兰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人物。副校长非常年轻,才二十四岁,年岁比有的学生还小,他不得不终日板起面孔,力求显得老成一点。这个小伙子原名亚历山大罗维奇·弗尔图斯。一九一七年,他十六岁时加入俄共(布),化名米夫,从此就一直用这化名。    
    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对于中共的影响,其深刻性不亚于黄埔军校校长对于国民党的影响。自从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就专心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他由此发迹。特别是校长拉狄克后来倾向托洛茨基,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发表讲话时,批评了拉狄克。不久,拉狄克被撤职,米夫就任校长。紧接着,在一九二八年三月,米夫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也有的说是担任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中国科负责人),从此他主管共产国际的中共事务,成了中共的“上司”。    
    一九二七年初,米夫头一回访问中国。他是以率领“宣传家代表团”的名义前来中国的。从年初至八月回国,他访问了上海、广州、武汉,目击了中共在一九二七年的大动荡,而且出席了中央“五大”。这一段经历,成为这位“中国专家”的很重要的政治资本。    
    米夫来华时,配备了四个翻译,内中的一个,便是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王明此人,五短身材,工于心计,擅长文笔,讲起话来却大舌头,口齿不清。他姓陈,名绍禹,字露清。他的“禹”字原是“火”字旁的,诚如他的弟弟叫陈绍炜。不过,“”字毕竟太冷僻,他后来改用“陈绍禹”。用“绍禹”的谐音,取了笔名“韶玉”。至于王明这化名,是他一九三一年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用的,后来,竟以此名传世。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本书提及一九三一年前的他也称王明。    
    王明是安徽六安县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生于一九○四年,比米夫小三岁。一九二五年由上海大学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为这所大学开张后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个,改名“波波维奇”,又叫“马马维奇”。很巧,给王明那个班教列宁主义课程的,便是米夫。王明聪颖,也很用功,迅速掌握了俄语,钻研列宁主义理论,得到了米夫的赞赏。这样,不到一年,王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学生公社”相当于学生会。这是王明政治生涯的起点。米夫访华,王明成了他的翻译,那八个来月的朝夕相处,使王明跟米夫变得亲密无间。于是,王明成了米夫的心腹。    
    就在米夫离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八个多月中,那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斯大林的批评,校长拉狄克下了台,教务长阿古尔被任命为代理校长。他和学校联共(布)党支部书记谢德尼可夫相对抗,各拉一批教师、学生,形成“教务派”和“支部派”。不过,大部分中国学生不愿参与两派之争,便形成了校内的第三势力。米夫和王明回来之后,把第三势力拉在自己身边。随着米夫联合“支部派”压垮“教务派”,米夫也就成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王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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