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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毛泽东的这些话是针对刘少奇而发的，因为刘少奇在会议中讲到宣传问题的时候主张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会后毛泽东仍然按照1949年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立下的规定”，仍由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主管宣传口的把关工作。吴冷西回忆道：“毛主席在会后，对我说：‘以后有事情要请示，你可以找少奇同志也可以找总理，也可以找我。但多找我们两位，日常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管。’”（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42页）
吴冷西道出宣传口主要把关人
从吴冷西的上述回忆我们清楚的知道，当时宣传口把第一关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把第二关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总书记兼书记处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把第三关的人物是：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二副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把最后一关，如果他认为很重要，自己不能决定，就送给毛主席审定。如果认为自己能决定，他就自己决定。不再麻烦主席了。这是1949年中央在西柏坡“立下的规矩”，到1956年6月毛泽东又重申这一“规矩”，一直到1966年“文革”前。
这里顺便说一点，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谈到，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是邓拓，他因为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上的重要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只发简要新闻，不发社论，不久，毛泽东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拓连消息也不发，因而被毛泽东批评为“是死人办报”。到这年6月，被免除《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而由吴冷西正式接替，邓拓仍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对此，吴冷西在回忆中是这样写的：“半个月以后（即6月13日以后——笔者注），党中央才宣布邓拓同志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我任总编辑。邓小平同志为此专门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个编委的同志开会，宣布中央的决定，并肯定了邓拓同志主持《人民日报》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他希望大家团结—致努力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在这以后，邓拓同志和我分工是，他主管评论、理论和文艺，我主管新闻和版面，直到一年多以后他工作变动为止。”（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58页）
在当时中央领导层，毛泽东是少数
从吴冷西的一系列回忆，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起，一直到1959年的6月底，都一直在要求《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要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抵制“五风”。对“五风”的问题，不要宣传，不要登报，“要卡住”。在宣传中“要实事求是”。“要做冷静的促进派，不要做冒失的促进派”。“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搞浮夸风不好”。“不要华而不实”。“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搞指标。”
“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你是记者的头子，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楚，要实事求是”等等。
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说：“1957年6月13，在党中央决定他去《人民日报》任总编辑时，毛泽东告诫过他：‘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57—第158页）
毛泽东这—系列指示，吴冷西听得进耳了吗？如果他听不进耳，为什么37年以后的今天，他还回忆得清清楚楚，并且在本书的末尾保证道：他所说的“主要意思是绝对不会错的”。并说：“毛泽东对他这—系列的谈话都有记录，现存在中央档案馆里。”看来，毛泽东对吴冷西的这一系列谈话，对他提出要抵制“五风”的一系列要求，他是听进耳的。然而，他却没有很好的执行，反而和其他什么人一起利用《人民日报》这个宣传阵地，大肆鼓吹“五风”为“五风”的盛行煸风点火，推波助澜，这太不应该了。
吴冷西在回忆中自我检讨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瞩，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式是：把宣传口关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宣传口关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2页）
吴冷西的这个检讨，道出了问题的所在：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把宣传口关的这些中央领导，只片面的注重“敢想敢说敢干”的这一面，而忽略了毛泽东所提出的：既要有敢想敢说敢干的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态度。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则不然。
刘少奇、邓小平当时在党内的地位
从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起，毛泽东就有意的把刘少奇、邓小平推到第一线，自己退居第二线。据毛泽东后来说，这种想法是基于苏联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斯大林培养马林科夫做接班人的时间太短，马林科夫没有时间和机遇获得成熟的经验，所以斯大林逝世不久，赫鲁晓夫就轻而易举地篡夺了政权，复辟资本主义。当然毛泽东这一设想当时还没有公开，而是以国家主席、党的主席不得超过两任为由而提出：“八大”期间，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就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毛泽东出于上述考虑，推出刘少奇、邓小平于第一线，而他自己有意后退一步。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犯了“左”倾错误，惹出诸多麻烦事，毛泽东把它归纳为“五风”，即：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而不得不花费很大力气去补救，一件一件地去改正他们的错误。像先生教学生那样耐心细致地做工作，以实现自己的培养接班人的夙愿。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犯了严重“左”倾错误，毛泽东还是迈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重要一步——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他不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会议发表公报说：全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并指出毛泽东同志专作党的主席，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
随后，即1959年4月18—28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刘少奇正式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早在1956年夏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国家主席党主席连任期数不得超过两届，他曾想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位置上退下来。“八大”前夕，9月13日，毛泽东在谈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置时说：“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时候，就不当党的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在“八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个规定，就是为有一天毛泽东从党的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后为毛泽东设立的荣誉职务。
自从苏联赫鲁晓夫举行宫庭政变、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为选拔培养接班人费尽了心机。他胸怀大局，谦光自抑，选贤让贤，谦卑退让，实为全党楷模。然而以后的事实说明，毛泽东的夙愿终未实现。这是毛泽东的憾事！中国共产党的憾事！中国人民的憾事！
在1958年兴起的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出于培养接班人的考虑，推出刘少奇、邓小平等到一线，而他自己则居于二线。到了8月间，事态表明刘少奇、邓小平头脑发热，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种种“左”倾错误，搅乱了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的正常秩序，严重干扰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健康发展。毛泽东不得不花费很大力气去进行整顿。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招致重大损失，而毛泽东对他们则仍然寄予厚望。希望他们从错误的教训中清醒过来，协助毛泽东把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推向前进，以实现中国历史的跃进。故而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决心不变，尽量给予刘少奇、邓小平以更多的实践机会，以使他们在不断的锻炼中成熟起来，而于适当机会把权力交给他们。毛泽东的博大胸怀，对属下的宽厚、关爱和信赖，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倚重，全党同志都是十分清楚的。在这个问题上，—些别有用心，对毛泽东恶意中伤的人，他们除了暴露了自己的肮脏嘴脸，决不会收获别的什么。
六、毛泽东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下大力纠正“左”倾错误
1958年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深入河北、河南农村，进行调查。发现刘少奇在河北、山东、江苏、河南等地的试典工作及其许多讲话，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而宣传口主要责任人邓小平在舆论宣传工作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民日报》登了许多坏文章、坏报导，在干部队伍和广大群众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主要问题是：其一，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有的甚至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其二，是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宣布实行全民所有制；其三，大刮“共产风”，穷富拉平，剥夺农民；第四，否认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实行直接地物质分配。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下大力纠正“左”倾错误。
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11。2—10日）
1958年11月2日—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
会议开始，首先由毛泽东领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接着阐述了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着重指出人民公社运动当前存在的问题。
一、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针对当时普遍存在混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混淆两种所有制的思想情况，毛泽东为会议安排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要不要划一条钱，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他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他还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目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划清两个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界限。对于澄清混乱思想，遏制严重泛滥的“共产风”是有积极作用的。（毛泽东以上讲话内容，见他4日和10日讲话稿）
二、指出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发展。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评刘少奇和陈伯达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做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10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述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说：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指会议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中的第36条——引者注）的写法就是证明，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斯大林说：有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看它同什么经济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毛泽东11月9、10日在郑州会议上讲话文稿）。
三、实事求是，不许说谎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
毛泽东提出，要把改进干部工作作风，注意工作方法当成重点。他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慌，人民是骗不了的。他修改会议决议草案时，专门加了一节《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