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正是春天，远走了一个冬季的太阳，一下子又飘回来了，显得大而亮。天空下，一派热气腾腾。解冻后的土地，潮湿而肥沃。花花草草，一切生命，都在暖流中复苏与生长，满眼青色，又是满眼的斑斓多彩。
杜元潮走上了镇子通向外面世界的白杨夹道。树上已长满叶子，夹道看上去像一条深深的村巷，而从远处看，又像是一列正在疾驶的火车。他行走于其间，听着白杨树叶在细风中发出的切切之声。路上很少行人，人都下地了，这是下地的季节。他安静地走着，不时地透过树与树之间的穹形大门一般的空隙，望着田野。现在，这片田野与他有了一种新的关系。
它是一片什么样的田野，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在他心中全然无所谓了。它是否肥沃，让它长些什么，它又能长些什么，所有这一切，他都变得十分在意。他开始不住地出现在这片田野上。他已记住了一连串的数字：镇前是多少亩地，镇后是多少亩地，旱地多少亩，水田多少亩。哪一块地适合种哪一种庄稼，也都一一记在了心上。他的脑子里甚至有油麻地每一条田埂的形象。油麻地田野上很随意的一棵树，很随意的一口小小的池塘，也那样清晰而生动地烙在了他的记忆里。
他喜欢一个人独自在田野上走，也喜欢领着镇干部和十几个生产队长、会计在田野上走。
一夜之间，他从一个小学教师忽地变成镇党委书记，那种生疏的感觉，只持续了很短的一些日子。一年四季，春耕秋种，那水牛，那风车，那木船，虽说从前未必放在心上，但他毕竟是在这块土地上长大的，对这一切毕竟太熟悉了。
他完全不像人们印象中那种土里土气、流氓气息十足的乡村干部。他天生清洁，加之一段教师生涯，使他身上总有一份风吹不去雨洗不尽的安静与文气。他的身体永远是干干净净的，他的衣服永远是干干净净的，他的鞋袜永远是干干净净的，他的头发也永远是干干净净的。他在田野上不停地走，却不沾田野上的尘埃。此后的许多年，他一直掌控油麻地，并且他的油麻地总是在这一带以庄稼最好、亩产量最高而夺得无数面鲜艳的奖旗，却从未亲自捞衣卷袖、脱鞋卷裤下过水田，甚至从未挑过一担麦子或一担稻子。地里插秧了，他在田埂上走着。一个人挑着一担湿漉漉的秧苗过来了，见了他，总是闪到一边，尽最大可能地让出一块空地来，使他不沾一星泥点地经过。人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应当的，他们没有理由让这样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沾上泥点，他本来就应当是干干净净的。他一边走，一边看那些人在插秧，有时，他会停住，说：“这……这一行是谁插的？太稀啦。”或是说：“这……这一行秧，弯到哪儿了？”他很少发火，口气依然是站在讲台上的一个老师的口气。他就这么走着，见了犁地的，停下看一会儿，或是向那个犁地的人打声招呼，就走了，或是说一句：“还可以犁得深一些。”那犁地的会说：“杜书记，我知道了。”手就将犁把向上稍微抬高一些，让犁铧往土里扎得深了一些。有时，他也会在田埂上蹲下来，用手抓起一把土仔细端详一会儿，然后对这土的性质与质量作出分析，这些分析使那些即便与土地一辈子打交道的老年庄稼人都不得不点头称是。看完土，他将它们从手指缝里漏回到地里。这时，他会不住地拍手，尽量将手上沾的土拂去。如果实在觉得还有土沾在手上，他就会转身走向一口清澈的池塘，将手好好洗一遍。洗完了，绝不会像庄稼人那样很随意地在衣服上将手上的水擦去，而是从裤兜里掏出一块折得四四方方的手帕，很有章法地将手上的水擦去。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杜元潮都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
他的讲究，他的干净，还表现在饮食方面。他不太喜欢与很多人一起在一只大菜盆里捞菜。烧饭的人都会在众人向大菜盆一齐蜂拥而上之前，先给他用碗或盘子另外盛出一份儿来。村里人家，婚丧喜事，请镇上干部吃饭，凡一定要请杜元潮的，主人家最用心的就是一个干净。那时，主人会反复叮嘱在厨房里忙饭菜的人，锅一定要洗干净，碗一定要洗干净，筷子一定要洗干净，酒杯一定要洗干净，菜一定要洗干净，擦脸的毛巾一定也要洗干净。但油麻地的人并不厌烦杜元潮的讲究、干净。他们在说“杜书记讲究”时，觉得杜元潮是个贵人，那讲究使他们看到了一种高于他们之上的东西。况且，杜元潮的讲究，从来不是以高高在上、与人格格不入的方式体现出来的。他一向平易待人，没有半点架子，见了谁都是一番亲切，尤其是见了长辈，平易之外还有一番恭敬与体贴。油麻地的许多人都见到过杜元潮将村里一位年近八十、脏兮兮的瞎婆子一步一步搀过桥去的情景。这样的人讲究，只会使人觉得超凡脱俗。有些时候，反而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杜元潮本人对干净那么在意。杜元潮看庄稼地，来到一户人家的草棚下歇脚，主人搬过凳子让他坐，那凳子本来就是干净的，但主人还是在心里只想着这凳子可能不干净，忙着找块干净布擦一擦，可一时找不到，又不能让杜元潮站着，便用衣袖擦了起来，这反而使杜元潮感到不好意思了，连声说：“不用，不用。”
杜元潮一路走，心里有一个突出的感觉：他与油麻地是融为一体的。
春光之中，油麻地成了他的风景———看不够的风景。一时间，眼前风物，都不再被功利地看待，而只是纯粹的风景。他一路走，一路用闲适而明朗的心情观看着：芥菜开花了，毛桃开花了，刺槐开花了，苦楝开花了，野棠梨开始展叶，冬青开始展叶……地里的、路边的、河畔的菜花正在开放，成片成片的黄花，加上东一簇西一簇的黄花，看上去，到处黄金金的，世界显得无比富贵。他看到水边有几枝不知名的野花，居然像礼花一般开放着，不禁驻足看了许久。
忽然地，他想到了那张床。
直到这时，他才清楚自己为什么这般走在田野上、为什么如此悠闲地观看春日里的风景，却原来是心底里想忘记那张床。当这张床再次出现时，他就再也不能让它离去了———无论是多么迷人的风景，都不能再吸引他。
他转身回到了镇委会，并很快开门进入了办公室。他一眼就看到了那把钥匙。他拿起它，转身出来，径直走到那间放置大床的屋子前。他打开了那把锁，当他推开门时，他见到的那张大床已是遍体光泽闪闪。朱荻洼真是善解人意，将那张床擦拭得无一丝灰尘。他甚至用细细的布条，穿过镂空的纹饰，将难以擦到的地方也都一一擦到了。多少年过去了，这张床比他小时候看到的，更显得厚重与富有光泽。
他想上去躺一躺，但终于放弃了这个念头。
几天后，杜元潮又将钥匙交还给了朱荻洼，说：“这……这样的床，谁……谁睡在上面，心里也……不会踏实的，就……就让它放……放在那间屋里吧。”
“知道了，杜书记。”朱荻洼说。
此后的几年时间，这张床就一直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闲置于那间屋子，但它却一直再未蒙受灰尘，因为朱荻洼即使赌得昏天黑地，也总会想起隔几天就悄悄打开门，将这张大床擦拭一遍的……
第三部分骚雨/痴雨（2）
邱子东为没有做成油麻地的一把手，心里一直感到不快。但做着做着，这种不快，也就慢慢地淡化了。他毕竟是一镇之长———听上去，“镇长”似乎还要比“书记”响亮一些。
这还在其次，主要的是，他越来越觉得，在油麻地，他越来越像是实际上的主人了。虽然，他尽可能地保持克制，在大多数场合努力维持着“杜是一把手我是二把手”的印象，但时不时地，他就将内心的真实感觉流露了出来。使他感到奇怪的是，杜元潮并没有因为他的不合身份的抛头露面与张扬而十分在意。
油麻地的对外应酬，几乎都是邱子东。上头来人，出来接待的也往往是邱子东。如果上头让汇报工作，杜元潮往往后撤，让邱子东出来汇报。请上头人吃饭，张罗的还是邱子东———邱子东陪他们说话、陪他们喝酒。此时此刻，杜元潮没有感到自己被冷落了，而是很平静地坐在一旁。去上头开会，杜元潮也常常让邱子东去。人家去的都是一把手，惟独油麻地去的不是一把手。开始上头与其他兄弟单位的人都感到有点儿奇怪，但次数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仿佛油麻地原本没有一把手，邱子东就是一把手，而邱子东混在那帮一把手中时，也从未有过矮人一头的感觉，觉得自己就是油麻地的一把手。
外面的人知道油麻地有个邱子东的多，而知道有个杜元潮的少。
“子……子东，你……你去。”杜元潮仿佛就只会说这一句话。
邱子东也不客气。他喜欢这些场合，喜欢到这些场合上去亮相，去施展。他口才好，人长得精神，敢于也善于张罗事情，出手大方，混在那些一把手中，他甚至比一把手还一把手。方圆十八里，都知道油麻地有个大能人，他叫邱子东。
油麻地要办一些事情，每每都要求助于上头或一些机构，比如要扩建学校，要建一个变电站，要贷一笔款子修建一座桥梁，一般情况下，也是邱子东出马。只要邱子东一出马，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他就有这个本领。公安口、文教口、民政口、金融口，他都能走通。因此，油麻地的人常常看到邱子东正风度十足地走在油麻地通往外界的路上，而杜元潮却一年四季，在大部分的时光里，就默不作声地守在油麻地。
在油麻地的日常生活中，唱主角的似乎也还是邱子东。他的气息洋溢在油麻地的每一个角落。他风风火火地走在田野上，风风火火地走进小学校，风风火火地走到会场上。有些时候，他本是和杜元潮一起离开镇委会去一个什么地方的，但走着走着，他就从后面走到了前头，而当他到达目的地时，杜元潮已被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对此，他并不多虑，无所谓。杜元潮到达时，假如是赴宴的，邱子东早已经坐下了，假如是接待外边来人的，邱子东早已与人家说得热火朝天了，假如是去小学校视察的，邱子东早已端起刚泡的茶喝掉了一半，并与老师们有说有笑了……
油麻地的地面上，有五只高音喇叭。传一个人，召集一个会议，布置生产任务或传达上头的精神，就全靠这五只喇叭。这五只喇叭所发出的声音，大部分是邱子东的。邱子东的声音很响亮，很威风，话也说得很流畅，很清楚，刀切的一般，毫不含糊。邱子东似乎也很喜欢在这五只大喇叭里发号施令。上瘾。那时，这广阔的田野上，就只有这五只大喇叭所发出的宏大的声音了。这声音会因为你所站的位置的不同，而此起彼伏。鸭鸣声，猪叫声，牛吼声，这大地上的一切声音，皆因这五只喇叭所发出的声音而显得无足轻重。
这声音在空气里传播着，轰鸣着，回荡着，给了邱子东莫大的快意。
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季国良在组织完油麻地的领导班子之后，还给这个班子作了一下分工，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由邱子东负责油麻地的财政审批。他对杜元潮说：“你是书记，你负责全面工作。”杜元潮点了点头，没有表示反对。季国良又补充了一句：“一般来说，审批这一具体工作都是由镇长来做。”杜元潮又点了点头。
因此，邱子东的上衣口袋里总插一支笔，他可能随时随地都要签字。油麻地的家当其实微不足道，然而，正是这微不足道，审批才越发地显得重要。谁家锅揭不开了，申请补助十几斤粮食；谁家的房子在冬天的夜晚烧毁了，申请新建房子的砖瓦；谁家有人生了大病，申请补助十几元钱；生产队长夜里开会，要吃一顿夜餐，需从会计周秃子那里取一笔钱；文艺宣传队要买服装道具，也得从周秃子那里取一笔钱……所有这一切，都得通过邱子东的一支笔。邱子东的字本来就很潇洒，现在就越发的潇洒，潇洒无边。
邱子东脾气也大了，动不动就向下面发火，有时还骂娘。常常这样说话：“我限你三天将早稻秧插完！”“你如果不想当你的队长了，你就将那块地给我荒着！”“十天不将这台戏给我排出来，你们别想拿到我一个工分！”……
有时，邱子东发火时，杜元潮就在场，但杜元潮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油麻地的老百姓惶惑着：咱油麻地到底谁是一家之主？不知为什么，他们都希望杜元潮是。然而杜元潮并没有作出他们所希望的姿态来。“硬不起来。”有人说。油麻地人就开始猜测：这杜元潮，到底是城府太深还是就这么点儿本事？
猜来猜去，结果有许多人得出同一个结论：杜元潮说话结巴，杜元潮再凶，也没有办法。
于是，他们就想明白了杜元潮为什么不喜欢走出油麻地，又为什么总是让邱子东唱戏在台前。于是，他们就有了一种深刻的悲哀：油麻地也就只能这样了。
他们的猜测是有道理的。杜元潮的结巴，确实是让他经常彻夜难眠的心病。为此，他时常感到自卑，有时甚至感到绝望。他搞不清楚，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奇怪疾病。他有许多话要说，而且他自信自己所说的话，一句一句都是超凡脱俗、与众不同的。他觉得自己的头脑十分清晰，并且异常的敏捷与敏锐。然而，那不绝如缕的思绪，那惊天动地的想法，一旦要变成语言说出时，却忽然地遇到了阻碍。大坝，坚不可摧的大坝。心中、脑中的滚滚语流，被一道坚实的闸门闸住了，再也不能自由奔放。汹涌的语流，就在闸门的另一边，喧嚣着，蹦跳着，但却又十分无奈地不能一泻而去。它就这样不停地呜咽着，最终，勉强地有一股水流从闸门的缝隙或漏洞中挣扎了出去。每逢此时，他心中满是紧张与焦急，而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