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好另寻出路。现在他试图根据文件“提出一个小小的证据，证明被告并没有起过像在第三帝国崩溃后强加给他的那种重大作用”。但他对此也感到理由不够充分。于是他在递交自己的报告后深表遗憾地说：“作为律师我很不情愿毫无根据地做什么事情。因此，我只能做一个非常简短的演讲。这不是敷衍塞责，而是因为，在没有被告协助的情况下要从文件中找到积极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7 月3 日他终于被允许传唤他的最重要的和最后一个证人埃里希·肯普卡。此人出身于鲁尔区一个多子女的工人家庭，一直受到崇拜元首的思想的熏陶。多年来他都是他的偶像的“私人司机”。在第三帝国末期他管理总理府地下车库的全部车辆，他还承担了一项为焚烧希特勒和刚刚成为他的妻子的新娘埃娃夫人的尸体提供汽油的任务。肯普卡是鲍曼的部下。他在法庭上称鲍曼为“我的间接上司。”
肯普卡和他的直接上司有专线联系。这在贴身司机和他们的主人之间是常有的事。由于这个原因鲍曼便算计起肯普卡来，这象算计所有未经他的允许而直接去见希特勒的人那样。另一方面，肯普卡也像鲍曼的所有下级一样，对这位全国领袖向他们发号施令时的粗暴态度感到愤慨。
肯普卡在回答贝戈尔德提出的问题时谈到，1945 年5 月1 日至2 日夜间，
他从总理府突围出来时在魏登达姆桥边如何遇见鲍曼，以及他们的另外一些从希特勒地下避弹室逃出来的人如何企图在德国坦克的保护下突破封锁线等细节。鲍曼当时走在第一辆坦克的旁边。
“坦克恰好在鲍曼经过的地方爆炸了。”贝戈尔德问：“您此时看到马丁·鲍曼在熊熊烈火中倒下去了吗？”当时，肯普卡已被喷射的火焰刺得睁不开眼并被爆炸声震昏了片刻，他回忆起“那是一次巨大的震动，天塌地陷。可以说一切都飞上了天一样”，并“肯定地认为鲍曼已由于强烈的爆炸而丧了命”。
这些证词并没有使法官们感到满意。他们寻根究底，想知道那次战斗的细节。他们问肯普卡，他是否同鲍曼谈到过最好走哪条路才能逃出柏林以及他本人是在什么地方被俘的。“在贝希特斯加登。”——他回答说。什么时候？“1945 年夏。”这次审问的结果也没有达到贝戈尔德预期的目的。肯普卡作证说，如果身穿党卫队副总指挥制服即将军制服的鲍曼死在魏登达姆桥边，那么这具尸体在次日早晨一定会引起苏联人的注意，如果他只是受了伤，那么苏联人会把他抓起来。但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肯普卡也没有亲眼看见鲍曼死去。而另一方面，肯普卡成功地偷偷穿过了苏联的包围圈，甚至还逃到了巴伐利亚南部，并在那里藏了一段时间。既然希特勒的司机能这样做，为什么他的秘书就做不到呢？“我可以作证，希特勒已经死亡，”证人肯普卡向法庭担保说。而鲍曼呢？他没有回答。弗里德里希·贝戈尔德然后把女秘书埃尔泽·克吕格尔的一份宣誓声明交给了法庭。声明说，元首卫队队长、党卫队将军约翰·拉登贝尔曾向她报告过鲍曼死亡的消息。但是律师自己也清楚地知道，有了肯普卡的供词，这份材料是一文不值的，因为这位拉登贝尔和鲍曼一样难以找到，而且也许同样逃之夭夭。
1946 年10 月1 日在纽伦堡宣读了判决书。三名被告被认为“在被控诉的问题上无罪”，并被释放出狱。七名被告被判处十年以上直至无期徒刑。约十二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鲍曼。他的判决书是由苏联的约拉·T·尼基钦科少将宣读的。
鲍曼被宣判犯有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而指控他犯有反和平罪的罪名被取消了。
判决书说：“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鲍曼知道希特勒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他只是在当上了纳粹党办公厅主任后，也就是说，在1941 年5 月鲁道夫·赫斯逃往英国、希特勒已决定进攻苏联后，他才跻身于元首之幕僚之列。
在这一点上，法庭犯了一个于被告有利的错误。但这对一个只要被纽伦堡军事法庭的人捉住就要被送上绞架的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1946 年1O月15 日清晨，开始执行死刑判决。这时十二个犯人中只有十个被交给了行刑队。另外两名犯人，一个（戈林）在夜间服毒自杀；另一个鲍曼下落不明。
然而，此时无论法庭还是辩护人都不知道，有一个人曾亲眼看见马丁·鲍曼怎样死去，甚至是在距他很近的地方看到的。在盎格鲁—拉克逊的谍报机关里，有一份与这个案情有关的审讯记录，上面印有“绝密”的字样，因此它被锁在保险柜里。阅读这些材料时，就像亲身经历一次奇遇一样。
1945 年10 月下旬，阿尔卑斯山上的一场大雪，把一群年轻人从高山上的一间茅屋里驱赶到巴伐利亚群山之间。这些年青人过去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在门敏根，他们装扮成美国人。为首的是一个在半年前还是希特勒
青年团里级别最高的人：全国青年领袖、三十五岁的阿图尔·阿克斯曼。有些年育的纳粹党员曾把他看作是希特勒的继承人。
在刚一开始进攻苏联的时候，他就失去了一只胳膊。战争结束时，他是元首地下避弹室里与希特勒较为亲密的随从，他和其他人一起从那里向外突围，在魏登达姆桥发生战斗的时候他也在场。
他向审讯者们——其中也有休·R·特雷弗一罗珀少校（他原来的职务是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供认，战斗结束后，他先是同鲍曼以及另外几个从总理府逃出来的人一起继续往前跑，——但是，这伙人不久就分散了，——后来他在勒特尔车站附近的一座天桥上看到两具尸体。他认出一个是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路德维希·施姆费格尔，另一个人是马丁·鲍曼。
关于阿克斯曼的这份报告以及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以后还要详细谈到。也许人们要问，这些谍报人员出于什么动机要暂时封锁有关鲍曼的最新消息呢？在特雷弗—罗珀写给他的同事们的一些信里可以找到某种解释。首先是肯普卡叙述情节与阿克斯曼所说的有相互矛盾之处。谁说错了？或者谁在撒谎？也许他俩的话都不可信。这一点必须要搞清楚，因为蓄意进行欺骗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人会再去寻找一个已经死去的人。这两个人都坚持说他们决不是鲍曼的朋友，这使他们的证词难以使人相信，因为如果要共同对付占领国的话，这些“老战士”应该把他们私人之间的勾心斗角置之脑后。
谁编造了鲍曼的下场的假话，谁都根本得不到信任。这两人都是证明希特勒已经死亡、他的尸体已化为灰烬的重要证人。他们的证词中哪些是真实的呢？
苏联人证实，他们发现了希特勒的尸体，一位病理学家写了一份详细的鉴定。他在鉴定中确认，元首天生只有一个睾丸。美国情报机关知道，这不符合事实，因为希特勒的一位私人医生奥多尔·莫尔（他本人是一个真正的残废人）就关在他们的一所拘留营里。美国人当然已向他详细打听过这方面的情况。如果法庭现在宣布鲍曼已经死亡，然而过不多久他又重新出现，那么德国人中那些冥顽不化的纳粹分子至少会这样猜测：鉴于有关希特勒的尸体一事众说纷纭，也许元首还活着。自然一个复活的鲍曼也会动摇人们对情报机关的工作的信任。
特雷弗一罗珀在他那本二十多年后仍然是唯一的一本资料性著作《希特勒的末日》中写道，阿克斯曼的证词在纽论堡“虽然可供参考，但显然并未引起人民的重视”。在文件堆积如山的情况下，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当时由于鲍曼下落不明使得公诉人和辩护人都在积极进行调查。然而，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下述问题就永远不会得到解答：为什么那些肯定在密切注视着审判过程的谍报工作人员对阿克斯曼的证词只字不提？特雷弗一罗珀显然早已认为这个证词是真实的。纽伦堡审判过去几年以后他写道，这种说法“除时间上偶有差错外。。已准确地得到了证实”。
法庭在判决书中对贝戈尔德间接予以表扬。
尼基钦科少将宣读判决书。他说：“不得不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鲍曼的辩护人，对驳斥这份（关于鲍曼的罪行的）证明材料已无能为力，——从这些有鲍曼签字的文件上就不难看出，——即使被告在场，辩护人也无法驳倒它。。辩护人说，鲍曼已经死亡。。但是现在没有任何让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确已死亡，因此法庭决定，。。对鲍曼进行缺席判决。”
如果他重新露面，而且有可以减轻他的罪行的理由，那么判决还可以修
改。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弗里德里希·贝戈尔德多少得到些安慰。因为当他在法庭上抱怨“最高公诉当局不再支持”他证明鲍曼已经死亡所作的努力时，他曾预料，“就这样结束，今后各种稀奇古怪的传说会层出不穷”。至今，已经有一些假鲍曼写信给他进行招摇撞骗了。
这仅仅是开始。在以后的二十五年里，在全世界大约发现了四十八个所谓的“鲍曼”，这些鲍曼的故事越来越带有神奇的色彩。这很像苏格兰的尼斯湖怪兽，只要有人对它作进一步的研究，就会揭开一层虚假或欺骗的迷雾。有关这些以后还要谈到。
但是，在谈及其他问题之前，必须弄清，这个马丁·鲍曼究竟是什么人？他是怎样扶摇巅上，在几年之内成为欧洲最显赫的人物之一的？为什么认识他的人寥寥无几？为什么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仇恨他？他们对他的恶劣品质感到愤慨。但是，谁要是能从“无名的冲锋队员”（这是纳粹分子对他们的一般成员的美称）一跃而为希特勒的左膀右臂，那他也必定具备某些“才能”和“德行”。
在纽伦堡审判战犯期间，当对杀害几百万犹太人一案进行审理时，纳粹政权的最后一任国家安全总局局长恩斯特·卡尔滕布龙纳供称：“干这件事的人现在全都死了，他们是希特勒、希姆莱、鲍曼、海德里希、艾希曼。”他误以为艾希曼已经不在人世，而且在列举名字的时候忘记了诡计多端的主犯之一戈培尔。这些人都分别扮演各自的角色，希姆莱、海德里希和艾希曼操纵杀人机器的开关；戈培尔装出狂热的样子一再煽动恐怖暴行；希特勒作为真正的发动机，以谈话的方式向他的党内同志发出秘密处决命令，而自己却不承担杀人犯的罪名。
鲍曼所扮演的角色最好还是用一件事实来说明。这件事发生在1940 年的最后几个月。汉斯·弗兰克总督被召进总理府述职，汇报已被确定为犹太人放逐地的波兰占领区的情况。谈话时鲍曼自然在座，东普鲁士大区领袖科赫和维也纳大区领袖冯·希拉赫也被请来一同进餐。饭后，希特勒像平时一样滔滔不绝地讲起话来。他的客人们则装出一副忠实信徒的样子，阿谀奉承地对主人的高谈阔论频频点头称是。鲍曼默不作声地坐在一旁作记录。他在一份详细的谈话纪要里记下了这次席间谈话的主要内容。
弗兰克吹嘘说，波兰的许多地区，包括他的官邸所在的克拉科夫在内，几乎已将犹太人全部肃清。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被赶进隔离区。然而，他却竭力反对过于匆忙地把其他地区的犹太人都送到他那里去，否则犹太人隔离区将面临人口过密的危险。倘若要把波兰的几个县并入德国版图，那么，犹太人聚居的地区就更少了。但科赫坚持要把居住在他的辖区内的犹太人和波兰人遣送出境。冯·希拉赫也要求说，必须把还居住在维也纳的六万犹太人送往督辖区。
一丝不苟的记录人鲍曼没有忘记会后要把这次谈到的具体事项变成实际行动，几天以后，他提醒希特勒别忘了维也纳的犹太人，以此唤起后者早已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宣布的、从青年时代就产生的对犹太人仇恨。希特勒的决定很简短：“由于维也纳住房紧张”，应“加快速度，即在战争还在进行期间把仍居住在维也纳大区的六万犹太人遣送到总督辖区去。”鲍曼将这一决定写信通知拉默斯。拉默斯再把这道命令传达给冯·希拉赫。按照官方规定的途径，他同样要把这道命令传达给党卫队和警察局头子们。从当时的
形势来看，对期限的规定——信的落款日期是1940 年12 月3 日——只能作这样的理解：希特勒和他周围的人估计第二年就能取得胜利的和平。因此，上述命令的后面还加了一句话：“遣送一事”应“于明年年初着手进行”。
在这次在全国各地展开的迫害和灭绝犹太人的运动中，鲍曼几乎始终扮演了下面这样一些角色：官僚，法律和法令的签署人（多半同其他人一起签署），向党和国家机器输送元首意愿的变压器，保证凶手们不致漏掉任何一个人的数据存储器，搬弄是非的人和为主子效劳的监工。
在这一行动中他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独创精神。他看起来远远不像在顽固地反对基督教的斗争中那样卖力气。在希特勒看来，他是一个理想的替身，在这个替身的掩护下，自己可以在世人和后代面前把自己突出表现在犹太人身上的杀人嗜好隐藏起来。鲍曼也为能充当这样的角色感到自豪。在希特勒的席间独白里，如果有几句反犹言论，鲍曼就添枝加叶地把它们变成一项指示。只要他够激进，他在这方面就绝不会因为积极而犯错误。这对他来说是令人鼓舞的。
他能把小小的不满变成一次全国性行动的事实，就颇能说明他的这一特点。他肯定没想到，历来受到那些炫耀德国国粹的人推崇的花体字——书写体和印刷体——可能是犹太人发明的。当有人向希特勒提出这样说法时，负责出版事业的全国领袖马克斯·阿曼和受纳粹党出版总社控制的技术企业的老板、及“印刷厂主阿道夫·米勒先生”于1941 年1 月初被召往上萨尔茨山。希特勒向他们宣布了自己的决定：“旧体字，即古罗马字今后应被视为通用的字体。”犹太人发明的施瓦巴赫字，——鲍曼在通函里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