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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斯登决定逃跑。一天晚上，当他在集中营外劳动时，恰巧遇到一长队因“无罪”而刚被释放的犯人。乘哨兵稍不注意，他便钻进他们的队伍。几小时后，他搭上一列货车逃到巴特霍姆堡，后又到达法兰克福。他终于回到巴登一符腾堡他双亲的家里。过不多久，1945 年11 月的一天，凯斯登外出回家时，发现他的家被美军包围，他不得不再次逃跑。于是他又逃到蒂宾根。他认识该地区前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并想在他家投宿。但后者刚被捕，其妻劝凯斯登逃往阿尔卑斯山：
“我们的许多朋友都逃走了。据说。现在意大利一瑞士边界有几条可靠的路线。我不了解详细的情形。”
“和谁联系呢？”
“您可去施利尔泽河边的诺伊豪斯村，找过去的领导人奥贝尔林多贝尔。。假如他还没有跑到那边去的话！”
奥贝尔林多贝尔一直呆在村里。他很平静，甚至似乎毫不在乎，他告诉凯斯登，一伙来自德国各地的逃亡分子此时正藏在斯皮特湖边舍恩弗尔塔姆草原附近的山中。
于是，凯斯登当天就进山了。在山上，他碰上了一些旧友、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分子、老人和一些军官。他们生活在一种尴尬但还算愉快的气氛中。大家互相回忆往事，交流消息。但躲藏只能是暂时的，况且供应已成了问题。
12 月初，下起大雪，天气骤然变冷。在这些逃亡分子中有妇女和儿童。有些人得了病。阵阵寒雨使冻疮伤口疼痛难忍。牧场上一片寂静。这伙亡命分子与外界隔绝，情绪越来越低落。由原国外保安处乌尔姆分处官员弗里茨负责的供给，现在是越来越靠不住了。怎么办呢？
12 月2 日，对这伙人多少起着领导作用的原德国中央保安局官员弗立克斯·霍肯海梅尔分析当时的处境说：“局势紧张，这里非久留之地。我们只有两个办法：或是投降或是逃往其他地方，在山里是没有安全保证的。”
大部人决定投降。第二天，舍恩弗尔塔姆草原布满了美军。可凯斯登、霍肯海梅尔、两名前林茨盖世太保分子、一个女人及其他几个人没有绝望。在美军到达之前，他们在漫天大雪中先是沿着瓦莱普山谷，然后顺着山路离开了此地。
他们来到被法国人占领的蒂罗尔市，没有引起注意，尔后又渡过莱茵河抵达沃尔格镇。在奥伯尔古尔格村小憩几小时后，他们又继续赶路。最后一段旅程是相当艰难的。奥伯尔古尔格村的一个山间向导同意带领他们穿过阿尔卑斯山去意大利。但是登山十分困难。于是，他们取道路程短、但十分危险的冰川。圣诞节之夜，万籁俱寂。凯斯登和他的同伴们在霍希弗斯特东南（海拔3411 米）的勃朗峰露宿。
12 月28 日，逃亡分子终于走出山区，到达默兰后即刻便被领进一座修道院。从此，他们便登上“罗马之路”，踏进了瓦尔特·罗夫的“王国”。他们在默兰呆了几个月。一位名叫恩里科·德·P。。的人和一伙嘉布遣会修士负责与罗夫进行联络。1946 年1 月，他们被送到米兰。应该说，旅途十分顺利。虽然有游击队检查，但是没有人搜查火车。在米兰车站，一辆汽车早已在那里等候，他们被送到克里斯多弗罗，与其他逃亡分子会合。
“我一点也不明白，”霍肯海梅尔说，“在德国，我们被追捕；在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也被追捕，可我们却安然无恙。”
一个名叫施文特的前保安处灭绝营突击队队员回答说：“你对什么都感到惊奇。”
脱险者有的来自瑞士，有的来自奥地利，他们在日内斯作短期逗留后来到米兰。他们的日子还算平静。人人给自己起了假名并弄到一些零花钱，因而能自由活动。
晚上，在城里的小酒店里，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德国国社党党徒一面喝着西昂葡萄酒，一面在斯大林和陶里亚蒂肖像下窃窃私语。
自1946 年5 月始，逃亡分子加强了纪律管束。一个前保安处成员在米兰一家酒店里酒后失言。从此，他们被禁止夜间外出，晚饭前必须回到寓所。
但是，并不是除了安全就没有其他优虑。一阵快慰之后，逃亡分子开始因消息闭塞而感到苦恼。许多人因得不到家里的任何消息而焦急不安。他们发现，他们当中有些常在外露面的人仅仅在两三个星期后，就由牧师陪同去了罗马。而其他人则不得不等待三四个月，有时甚至六个月，才可知道自身的命运如何。
“在这里，最好不要过多地提出问题。”瓦尔特·罗夫常常这样说。
“这里归谁领导？”一天，凯斯登问他，“可是教士？”
“不要无礼！你很快就会知道，我们是多么需要他们。”
“我已经觉察到了这一点。”
原来，“逃亡网的教士”都是以盟军拘留营官员的身份活动的。几个月以来，欧洲出现了一股搜集情报的热潮。每天都有两名逃亡分子被带到罗夫在卡斯特尔索拉罗镇的寓所。有两名教士询问他们以往在第三帝国的活动情况。谈话往往持续数小时。每一个似乎有趣的情况都被搜集起来，转达到上面去。大部分脱险者唯一关心的是尽快结束谈话。他们知道，对问题回答得越快，他们就能越早获得安全。在高山上与凯斯登结伴同行的盖世太保成员，就是这样带着国际红十字会发给的身份证先去罗马，然后去近东的。1946 年年底，凯斯登也在卡斯特尔索拉罗镇受到接见。坐在罗夫右边讯问他的好像是一个奥地利籍的年轻耶稣会神父。“我们向你提出的问题不是徒劳无益地给你带来麻烦。最近有两名美国特务企图打入我们内部，但被我们揭露了。”“我学会了沉默。”凯斯登回答。他述说了他的生涯，他在中央保安局及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耶稣会神父不时打断他的话，询问具体细节。谈话结束时，他稍稍感到轻松了些。“这是你的护照，狄特尔·凯斯登。”凯斯登看了一下递给他的护照。他立刻怒冲冲地站了起来，说：“您原来是想把我交给盟军！”
“怎么啦？”
“警察一看便会发现这本护照是假的。水印是伪造的。各页的印章颜色也不相同！谁都不会相信我是意大利人，也不会相信我有39 岁。”神甫笑了，又在皮包里翻了一阵。“你成功地通过了考试，狄特尔·凯斯登，这才是你的真护照。这是一本高质量的护照！”
就这样，凯斯登开始为罗失效劳。在日内斯，他负责与神甫德拉加诺维奇进行联系，并把逃亡分子领到米兰地区的修道院和寺庙。威纳尔·勃洛克道夫后来在谈到这一插曲时肯定他说：“当时凯斯登几乎每次外出时都把自己装扮成教士。”
1947 年3 月，凯斯登不得不离开“罗马之路”前往近东。在此期间，他可能又经历了一番新的周折。当时还流传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鲍曼逃出来了。
为什么没有介绍帝国长官的逃跑情况？他是死了还是活着？许多人猜测马丁·鲍曼已死在柏林的炮火中，但没有任何人确信这一点，首先，了解鲍曼精心准备逃命的人就不能确信这一点。
1970 年12 月23 日，前党卫军上校、德国中央保安局六处特遣队队长奥托·斯科尔兹内在汉堡（他刚在那里动过手术）宣称：“鲍曼作过整形手术，叫人辨认不出来了。他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即使我今天碰见他，我也认不出来了！”
根据现有各方面的见证，我们可以再现鲍曼1945 年4 月以后的活动情形。当时，这位帝国长官已战胜希姆莱。“海因里希大叔”丢掉了维斯杜拉河军队的指挥权。鲍曼已把国社党更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约瑟夫·戈培尔似乎准备支持他。各种迹象表明，一旦大难临头，他可以在罗夫的帮助下逃匿。但是在战略方面，他似乎也犯一些估计上的错误。
当苏联人冲破维斯杜拉河防线，在奥得河的库斯特林建立桥头堡时，柏林的陷落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与此同时，英、美军队继续向前挺进，从黑森林抵达不来梅。苏联人似乎想抢在他们前面，打算在2 月15 日左右占领帝国首都。
可事情并没有如此。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为了让英美盟军深入德国内地，苏联军队在奥得河边休整几个星期。希特勒推断，双方都希望同时进入柏林，因而他把他的全部力量集结在敌军会合点，以打乱盟军的进攻。他把东部奥得河前线1/2 的装甲车调给在东南捷克斯洛伐克前线的舒尔纳陆军元帅使用。
事与愿违。这时苏联人正在正甫维也纳方向和正东奥得河和尼斯河一带同时挥戈出击。红军打乱了最高统帅部的估计。德国武装部队的长官们匆匆向后撤退，准备组织柏林保卫战。柏林南翼很快被包抄，接着被包围。鲍曼焦急万分，一切向意大利撤退的路线均被切断。怎样才能逃出这个巢穴呢？
4 月30 日，在来自四面八方的一阵阵炸弹和炮弹声中，戈培尔、鲍曼、地下避弹室医生斯坦普弗格大夫、总理府车队队长埃里希·林肯卡和党卫军少校奥托·根舍最后一次向他们的元首行告别礼。后者的尸体在离仓们几米远的地方被火化。
“信念，奋斗，胜利！”曾几何时，他们的信念完了，他们的奋斗失败了，他们被打败了。
铁甲门又关上了。鲍曼回到总理府。几个小时以后，他向海军元帅邓尼茨发出一份电报：
元首已选择你为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委任状现在途中。你必须采取一切应急措施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晚上，一名可能是由威德林将军派来的西班牙籍志愿军团的士官来到地下避弹室。鲍曼接见了他，并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交谈，随后，鲍曼又向邓尼茨发出一份由他和戈培尔联合签署的电报：
元首已经死了，你的任命已被确认。帝国长官打算今天前往你处，并将情况报告你。
鲍曼修订了自己的计划。鉴于事态的发展，他只有从北方才能出逃。发给邓尼茨的电报显然是他借以潜逃的一个借口。
5 月1 日这一天，鲍曼命令武装部队最后一任总参谋长克莱勃斯将军向苏联人提出最高统帅部投降的要求，但以保证战败者的生命安全为条件（这一要求后来遭到拒绝）。他还要求党卫军头头解散“狼人”组织的所有抵抗小组。接着，他穿上一套陆军制服和一件深色皮外衣，走向地下避弹室。
纽伦堡审讯时，他的女秘书埃尔斯·克鲁克尔说：“当帝国长官正准备逃跑时，我见到了他。他最转身对我这样说：“‘好吧，再见了！’”
晚上10 点钟左右，一小组人离开了总理府。他们是马丁·鲍曼、埃里希·肯普卡、希特勒青年团团长阿图尔·阿克斯曼和斯坦普弗格大夫。四个人穿过弗里德里希大街后，到达维登塔梅尔桥。阿克斯曼认为只要德军的装甲车行动灵活，是能够冲破苏军坦克封锁线的。但实际作起来不是那么容易。一辆掩护他们前进的装甲车被反坦克火箭弹击中，爆炸了。由此，人们对鲍曼的下落便众说纷纭。
1946 年7 月3 日，肯普卡断言：“鲍曼肯定在那辆先头坦克爆炸中被炸死了。我认为他当场就已死去。”希特勒的座机驾驶员汉斯·保尔（1962 年11 月16 日被审问）以及阿图尔·阿克斯曼都持同样的看法。但他们的具体陈述则毫无一致之处。
人们以为已死去的前宣传部国务秘书威尔纳·诺曼1950 年在迪塞尔多夫露面。他持相反的看法：“鲍曼当时安全地逃出了柏林。”
当时，坦克爆炸时，诺曼刚刚追上鲍曼、斯坦普弗格和肯普卡。他们知道这里苏军的防守十分严密，难以突破，便决定朝另一个方向逃去。这个小组开始时向施普雷河方向进发，接着沿铁道一直走到勒尔特车站。但车站已
被苏联人占领。双方交火，但无一人受伤。于是，大家决定分手。鲍曼和斯坦普弗格大夫以及其他两名在途中相遇的军官结伴而行。阿克斯曼自个儿走了。威尔纳·诺曼也独自一人离去。
不一会，阿克斯曼又被迫折回。当时，在离因瓦里登大街不远处的铁轨旁，横着两具尸体，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马丁·鲍曼和斯坦普弗格。”阿克斯曼后来在法庭上说，“他们的脸我看得很清楚。他们仰躺着。我摸了一下鲍曼，他没有反应，呼吸也停止了。但我既没有看到伤口，也没有看到血。枪声还在响，我只得离去。”
其他见证人证明，鲍曼被埋在离那里不远的莫比特老区市场。1964 年根据西柏林市长的命令，在现场进行挖掘。什么也没有发现。
1952 年，一个叫佩尔特·弗朗兹·古邦斯基的人向因斯布鲁克的警察当局报告：1945 年12 月12 日，我把鲍曼从巴伐利亚的赖兴哈尔送到意大利边界。当时我没有辨认出是他，因为他蓄着小胡子。
阿图尔·阿克斯曼可能是弄错了。诺曼的说法符合实情。威纳尔·勃洛克道夫等几位作家的解释及我们获得的材料与一般看法相似：这只狡猾的狐狸确确实实逃走了！
鲍曼的确终于逃出了苏联人和美国人撤下的天罗地网。他很可能是这样逃出的：
5 月2 日晚上，斯坦普弗格大夫死后，这位垮台的帝国长官来到柏林最北边的威廉鲁区。他在海德克罗特小车站遇到前一天在地下避弹室见到的一名西班牙籍军团的志愿军士官。此人带着便服，并主动提出护送他。鲍曼一心想逃走，当然乐于接受他的帮助。
两人沿着铁路线前进，先是到达巴斯道尔夫。在那里，他们没有被苏联人抓住（苏联人把他们当作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的工人），接着向万德利茨走去。根据原定计划，本应有汽车接迎。但谁也没有赴约，两人只得继续步行。他们睡在废墟或壕沟里，躲开了巡逻部队。5 月7 日，他们来到霍恩利森，10 日抵达博伊岑堡。在博伊岑堡，鲍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