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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声不吭，满脸不快地望望黑幽幽的镜头，幸好没有再转侧身子。我们赶紧利索地抢拍了几张就关了机子，好让主席早一点儿“解放”，以为一拍完，主席会马上离开拍摄地点。谁知他见关了机子，倒不慌不忙站起身，掏出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接着又轻轻放出，一缕烟雾在他眼前飘散，好安逸！我们一见主席轻松的表情，也轻轻松了口气。
这时有几位年轻的服务员你拉我搡的，红着脸磨蹭到毛泽东跟前，想和主席合影。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主席就是不喜欢照相，她们偏偏要和主席照相，不碰一鼻子灰才怪！结果令人不敢相信，主席竟然乐呵呵地答应了，我镜头里的毛泽东像换了个人似的，不仅正面而且笑容满面对着镜头，非常有耐心地和一个又一个服务员合影留念。
后来发现许多次他都这样，只要你不将照相机镜头笔直地对着他，即使灯光忽闪忽闪的，他也会谈笑风生、神情自若的。他并不是拒绝所有的镜头，而是喜欢记者在他轻松自由中拍摄他。以后我就注意避开在他的正面拍摄，以免引起他反感。
今天主席的正面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每看见他老人家的正面像，心里就想起他不愿意正面对着镜头的一幕。
过了一会儿，秘书进来说外宾要到了。
外宾没有进客厅里面，我没敢先给主席拍。
我以前就听说他最不喜欢记者围在四周，更加讨厌闪光灯。所以，他会见外宾只允许一个摄影记者在跟前，如果外宾带来的记者，只要是摄影记者一律拦在门外。我们在他跟前拉扯手灯电线时，我看见他耷拉着的目光跟着电线跟出好远，似乎很担忧地逐一望了我们三人一眼，我以为他要讲什么的，结果，他什么也没讲，又将目光投进手里书中。
外宾的车子已停在了门口，我立即紧张地立在客厅的门口，主席放下书，十分利落地站起高大魁梧的身躯，弯腰将烟头按在烟缸里，快步朝门口走去。1970年，主席看上去身板还硬朗，脸色也红润，常从眉宇间流露出人们最熟悉的慈祥。
外宾由总理陪同走进客厅。我飞快地按动快门，因为我能把握最佳瞬间，拍这样的照片往往是又快又好。
毛泽东随客人一同落座。
我镜头里——毛泽东正和外宾谈笑风生，将他精辟的论点和英明的预见交给来过这里的客人。聚集着伟人思想的小小空间将成为影响全球的支撑点，他充满了自信。
“咔嚓”——快门情不自禁地闪动。
看见毛泽东兴致勃勃、神采奕奕，我心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会见时间一般不会很长。客人离去时，毛泽东总是坚持将客人送出客厅，穿过放着乒乓球桌的房子，走到通往室外的过厅门口，主席这时才止住送客人的脚步。
过厅不大，一扇门通向外面，人们进进出出都从这扇门里走。过厅里靠窗有一排沙发，我们拍摄时就常在这里等客人或是休息。
我见主席送客人到了过厅，估计不会再有新任务了，就收拾机器，准备离开。
“老杜！”
主席送走客人，转过身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喊道。
我激动得走上前和主席握手，毛主席笑眯眯地问：
“老杜，你是么子地方人？”
“陕西米脂。”
主席在过厅的沙发上坐下，从茶几的烟盒里取出一枝雪茄烟递给我。这简直不可思议！连我会吸烟主席都知道。我没好意思接，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烟，“主席，我抽这个。”
“嗳！吸这个烟，这个烟有劲哦，不习惯么？”
我见主席手这么举着，连忙接了过来。
主席自己又点了一枝雪茄烟，顿时，雪茄烟特有的芳香飘袭而来。“会吸这个烟才叫会吸烟噢！”
我笑了，用手小心摸了摸这粗黑、外面还裹着塑料膜的进口雪茄烟。没抽，而是点燃了自己的香烟。
毛泽东凝着眉，用手指头敲了一下自己闪亮的大额头。
“陕北有句顺口溜——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可惜啦，你是个汉子。”
毛泽东虽然湖南口音很重，但这几句陕北顺口溜愣就学得有那么股子陕北黄土坡的土腥子味儿。
我笑着连连答应：“对的对的，就这么说的。”
“米脂风水好，出英雄。李自成就是你们米脂人。他也是个汉子，看来，米脂也出汉子嘛！”
主席的一番话勾起我对遥远却已模糊的故乡的怀念。
“穷则思变！所以，米脂出了个李自成。米脂的汉子自古有出来闹革命的习惯嘛。”主席又和我开玩笑说了起来。
主席讲了许多红军在陕北的趣事。今天我已想不起来这些趣事的内容，只记得当时主席很开心，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个不停。
毛主席身上的灰色中山装似乎掩盖不住他诗人的浪漫气质，明明是笔挺的毛料服装，他这么一穿，什么样都没了，松松垮垮地耷拉在身上，把每个细节都勾画了出来。我看见，他一个口袋盖掖在口袋里，另一个盖则一半在里一半在外；衬衣领口的扣子没扣；袖口敞着……
不过，眼前的毛泽东比心目中的毛泽东更有魅力，他活生生地叫人感到真实可信可亲。特别是他对生活细节的粗略，使他更像个男子汉，尽管他已是老人，但男子汉的特点丝毫不减。
主席站起身，抖抖一裤腿的烟灰，走进了书房。
我捏了捏雪茄烟，放在鼻下一嗅，带劲！我没舍得抽，悄悄地收了起来。
这枝雪茄烟我珍藏至今。事隔20年后的今天，也许在有些人的眼里，我的举动似乎很可笑。然而，我从不为我曾有过的顶礼膜拜似的感情或是举动而难为情！毕竟我曾经生活在那个年代里，我的崇拜我的爱戴我的敬仰都是实实在在的感情。
我不想也没必要把这段历史从自己足迹里抹掉，相反，我更加地珍惜这种真挚情感。
《共和国红镜头》第二部分第八章 庐山事变后的博弈（1）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怕风怕雨怕太阳的林彪，突然什么都不怕了，“动若脱兔”，快速跳“龙门”般地跳到了前台。而千千万万无辜的人却被他的“龙门”之水冲进了屈辱的地狱。可是，不明真相的人们举着伤痕累累的手臂，对着干瘪瘦弱的林彪画像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第一节 陈毅不同意林彪的“天才论”，成众矢之的
1970年8月底，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开幕时，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闭幕时，他们中间的理论家——陈伯达消失了。
虽然庐山是一座众所周知的“政治名山”，我却是第一次来到此山。
九届二中全会，1970年8月23日在当年彭德怀倒霉的“庐山会议”旧址——庐山人民剧场召开。
在上山前，我先随周恩来总理去了杭州，毛泽东主席在那里的西湖休息。总理说，召开会议前他要和主席商谈一些事情。我们到那里后，总理在主席房间谈话，我们工作人员就在外头的大厅里等候。在最后一次谈话结束时，总理和以往一样出了房间门就快步走出大厅，然后回到他住的小楼去。这次他走到大厅门口，听见主席叫他，他扭头一看，见双方工作人员在大厅顶头已经排列了两行。总理笑了，知道大家想和主席合影，特别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但是他在这之前就跟大家打了招呼，谁也不准抢镜头！结果挨主席最近的人，都不是总理身边的人员。
总理对我说，快，老杜，去给他们照。
“你也来嘛，一起照！”主席朝总理招手，身边的同志连忙在主席身边空出一个位置，可是总理走到跟前，却在前头蹲着的人群中挤出一个位置，提了提裤腿，蹲下身。
我在镜头里看见总理的举动，心头一阵感动，总理的谦虚从来都是来自本身的真实和自然。
我们随总理回到北京，正准备庐山会议新闻报道各种工作时，接办公厅通知，说是美国老朋友斯诺来中国访问，让我安排记者拍摄一些新闻照片。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安排下，斯诺携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于1970年8月实现了第三次访问新中国的愿望。
周恩来在百忙中依旧一往情深地接待了斯诺。
8月18日，正在一个朋友的宴会上吃着烤鸭的斯诺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让他到首都体育馆去一趟。
斯诺马上意识到，这意味着有一位重要的人物要同他见面。他猜想一定是周恩来总理。
斯诺猜对了。当时，周恩来和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一起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观看中国与朝鲜两国乒乓球队的比赛。
在斯诺的眼中，72岁的周恩来还是同过去一样机敏。然而，与1964年相比，他头上的白发更密了。颧骨凸了出来，两颊凹了进去，眼窝深陷的那双眼睛流露出忧虑和凝重、刚强与坚毅。
周恩来简略地问了问斯诺的访问计划后，关切地询问了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并告诉斯诺：中国在北面面临着第二个威胁——百万苏联军队压境。
斯诺问：“如果中国寻求缓和，是同苏联谈判的可能性大呢，还是同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大？”
“我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周恩来回答得很微妙。
事实也是如此，世界历史在本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许多大的变化。1969年春天珍宝岛的阵阵枪炮声使中苏关系进入了剑拔弩张的状态，原先“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了。过去一直紧张的中美关系出于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变化和双方各自利益的考虑，也开始趋于缓和。1970年底，中美关系正是处于十分微妙的时刻。周恩来注意尼克松的一举一动，就看尼克松说话算不算数了。
在以后的几次谈话中，周恩来又向斯诺透露：中美可能在北京举行会谈。
虽然谨慎的周恩来只是说可能，但对于斯诺来说，无疑又是一条“独家新闻”，因为当时有关中美关系的接触还处于绝对机密阶段。
总理安排斯诺继续在全国各地走走看看，而他抽身前往庐山，我也和总理上了山，并且负责主会场的拍摄。
开会的那天，总理交代我和拍摄电影电视的记者说：会场拍摄时，你们要注意多拍摄西面的会场。一时我没有明白总理的意思，只是点头答应了。待开会时，我镜头举向会场的西面才恍然大悟，会场的西面坐着老帅们和中央的老委员们。到会议结束，我更是大彻大悟，会场西面大多是同意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委员。
我真惊讶总理料事如神的精明和把握心态的准确！
我拍完台下的场景，突然看见陈老总坐在离我不远的前排，我惊喜万分，叫道：老总，久违了！他笑着点了点头。我真想和他好好唠唠，许久没有听见他爽朗的笑声和诙谐的川腔了。
1969年底，我从新疆回到北京，就去中南海他家里看他，工作人员却告诉我说，老总一家疏散了。疏散？后来一问，列为“二月逆流”的老帅们差不多都疏散了：谭震林在桂林，李富春在广州，聂荣臻在邯郸，叶剑英在湖南，徐向前在开封……陈毅则在石家庄。几次想去石家庄看望他，可红墙里的拍摄不停地加码，不久又到了毛泽东的身边拍摄，更是一步也走不出红墙了。没想到在庐山看见了时常挂念的陈老总。
可相见正逢有拍摄任务，不敢停留，和老总一句话也没说上就匆匆走了。
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到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时，五位政治局常委还剩四位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中间的理论家——陈伯达消失了。
我记得闭幕那天，气氛空前的紧张。前几天许多中央委员还误中林彪“天才论”的圈套，会场里响起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合唱声。可这时，全场鸦雀无声，针落闻声。
我们记者站在后台，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
主席台那四位常委脸上的表情让人脊梁上哧哧地蹿凉气。毛泽东气愤里带着悲楚；林彪拉着沮丧透顶的瘦脸；周恩来紧抿嘴唇异常严肃；康生眼镜后面的眼睛闪着捉摸不定的光。我们可怜地只敢探头朝台上望，脚下就是不敢迈步！
一直到会议快结束，这紧张的气氛丝毫没有缓解。不得已我只好硬着头皮跑到台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咔嚓……咔嚓”飞快地照了几张，我知道这照片就是冲洗出来也无法用，可不拍摄又不行。
我又看见了陈老总，他仍坐在会场的西面，拼命吸手里的烟。他的日子更为艰难！
大会期间，疏散各地的老同志参加所在地区的分片小组讨论。
陈毅分在华北组。
会议被林彪、陈伯达还加上黄、吴、叶、李、邱搞得一团糟。不明白真相的委员们，以为冠以“天才”是歌颂毛泽东思想。陈毅却不以为然，他不同意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一针见血指出“天才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客观性。
陈老总的反道行为立即遭到林彪亲信的攻击，使得因“发配”石家庄而不知中央内幕的陈老总更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不同意“天才论”就是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难道“天才”和国家主席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陈老总懵了，哑了，陷入深深的迷茫困惑中。
就在这时，我提着机子转悠到华北组的会议室里。一进门就觉得里面的气氛压抑！怎么个个脸阴沉沉的，发言的人也不像其他组慷慨激昂、眉飞色舞的，而是小心翼翼地选择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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