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局皆大欢喜，一句粪便浇头的脏话使得叶公超和邻居从此成了朋友。
梁实秋为我们记录了这桩轶事。老友此举，他毫不惊讶，因为“公超是在美国读完中学才进大学的，所以美国孩子们骂人的话他都学会了。他说，学一种语言，一定要把整套的骂人话学会，才算彻底。”
待到粉墨登场，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叶公超出使美国，应邀发表演讲，“不看讲稿，出口成章，手挥目送，亦庄亦谐。有时声若洪钟，排山倒海；忽然把声音降低到如怨如慕，窃窃私语，全场听众屏息静听”。演讲完毕，三四百位听众起立鼓掌，历数分钟不息。在场的多位名教授都赞许他的英语是“王者英语”，声调和姿态简直可以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相媲美。
作为学者从政的典型，后人评价叶公超：在他从政后的举止言行里仍然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一个读书人、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一生中都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
1961年，因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叶公超被蒋介石电召返台，随即被免去“驻美大使”职务。记者问其感想，他愤然曰：“叶公超死了，以后别来找他！”一代外交家的谢幕辞，却丝毫无关外交辞令，纯然一派文人气。
赋闲之后的叶公超曾到台大和台师大兼任教授，开的课还是老本行“现代英美诗”。台下听者如云，他于是感慨：还是文人最自由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
人问：“假如生命可以重新来过，你打算如何？”叶公超不假思索答：“我再也不做同样的事！”
外交家叶公超总是西装笔挺，风度翩翩，这是他“玩熟了”的一套规则。然而平日生活中，他给人的印象却是“处处藐视外国规矩”。他讽刺西装，说西装袖子上的纽扣现在用来装饰，其起源却是防止大家吃喝之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妙不可言”，是为了便于让人牵着脖子走，且面对牵着他的人，表示由衷的臣服。
这是骨子里的文人气。他的同时代人不用“gentleman”来描述他，虽然他在“绅士”的故乡剑桥大学拿过学位，又长期悠游于最重礼仪的外交界。更贴切的形容是“名士”———雅到与王室、首相相提并论者，乃名士；俗到与顽童骂架者，亦名士。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当“驻美大使”，他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美国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是大兵，与肯尼迪（美国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开而已。”
从前的学生祝贺他荣膺“驻美大使”，他一笑，俯耳低声说：“别提了，是赔本儿生意！”
朱自清日记里提到叶公超，形容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
在上世纪30年代那段文人自由的岁月里，朋友们总是习惯“深埋进叶教授家舒适的沙发（清华最舒适的沙发），呷着叶教授家著名的普洱茶，听任叶教授把他有趣的谈话不受节制地一直讲下去”，他的谈话“涉及太阳底下的一切，外加太阳之上的一些———百科全书的全部范围”。
然而也有朋友尝过辣椒的滋味。一次叶公超与友人谈起某某英国诗人，叶取出其人诗集，翻出几首代表作，要友人读，说读过之后再讨论。友人倦极，抛卷而眠。叶公超竟大怒，顺手捡起一本大书投掷过去。友人虽未头破血出，却也大惊失色。
叶公超晚年幽居台湾，以书画排遣寂寞，“怒写竹，喜写兰”，只是，写竹多于写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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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贻煟�1924－2000）字一新，湖南新宁人。北京大学教授，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亦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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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与先生在北大校园散步，陈先生说起刚才在路上碰到中文系的一位老师，问自己要不要到国外去讲学一段时间，“好赚点养老的汤水费”，陈先生说他很感谢那位老师的好意，可人老了，哪里都不想去，只想呆在这校园里。钱志熙静静地听他说这些话，觉得带着几分落寞。
说话之际，两人已登上操场看台。这天刮着一点风，微微扬起沙尘，操场上没什么人，远处跑道边一排高大的白杨树簌簌作响。陈贻煟那樾飨袷峭蝗槐患し⑵鹄矗加盟暮锨桓呱仕欣畎椎氖骸拔依淳购问拢呶陨城鸪恰３潜哂泄攀鳎ζ鹎锷鼻疚踔钡较衷诨骨逦丶堑茫笔毕壬纳袂槭呛蔚群缆跤脘烊鳌Ｋ晕壬魇蠡够岣刑炯妇洌壬魍辏康卣酒鹕砝矗淮笊厮盗艘桓鲎郑骸白撸 �
钱志熙说，先生豁达而洒脱，丝毫不像一般书生那么拘谨。
找学生有事，陈贻煟话悴簧下ィ窍肮咴诼ハ赂呱八堑拿帧！八庵致渎浯蠓降钠桑颐鞘茄Р焕吹摹Ｄ阋梦胰ヂハ潞把拿郑揖秃安怀隼础！鼻疚跣ψ鸥嫠呒钦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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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大师兄会进屋，两人一道喝茶品诗赏字，直到灯火阑珊；也有时他并不进屋，留下要谢冕看的东西，就匆匆骑车走了。谢冕说，大师兄的行止常使他想起《世说新语》中的“王子猷居山阴”，颇有“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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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教授，该是何种风采呢？当年钱志熙到北大考陈先生的博士生，在他原本的想像中，先生该是很潇洒的，顾盼生姿的那样一种名教授的风度，有些才子气。见面后，他发现先生的风采不全是他想像的那一种，高大、淳朴如父老的印象，甚至出于他意想之外。
钱志熙记得，多少次先生送登门拜访的他出来，一直送过半个未名湖，在博雅塔下才挥手告别。先生一边与他说话，一边跟碰到的熟人打招呼，“他认识的人真多，老幼中青都有，招呼也打得极其热情，完全是乡村的老人在他的村落中行走的那种光景，让人觉得极其有人情味”。
“文革”中北大教师下放江西“五七”干校。一个雨天，教改小分队的师生几十人，乘汽车从围湖造田的农场到南昌去教学实习，明知堤上非常危险，却谁也不敢冒“活命哲学”的罪名，建议把队伍带回去。结果一辆汽车翻到了大堤下。车子掀起来时，发现有一位老师和一位同学遇难。
亲历其事的教师后来回忆，陈贻煟救艘彩潜豢墼诔档紫碌模彼莱隼词保醇橛瞿训木跋螅姑娑宰琶Ｃ［堆艉派纯奁鹄础！懊挥泄思桑挥薪谥疲乔榫埃嫦袷且桓鍪デ兹说暮⒆印Ｋ薜媚敲炊椋敲凑嬷浚敲锤挥诟腥玖Γ钡饺缃瘢强奚梯尤贫省薄�
到了晚年，陈贻煟氖始霭妫銎涞茏痈鹣糇餍颉８鹣裘挥兄苯悠缆巯壬拇醋饕帐酰前炎约核私獾南壬娜似泛托郧樽魑蛭牡闹氐悖衔约菏嵌孟壬氖碌摹５彼研蛭哪罡玛轃｛听时，让她难忘的是，先生竟像孩子一样哭出声来。葛晓音于是明白了，“先生心里的积郁，其实很深”。
曾昭抡：不修边幅的名教授
曾昭抡（1899－1967）湖南湘乡人，著名化学家、教育家，中国化学学科的奠基人和领导者之一。1926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教授。
曾昭抡的学生、北京大学已经退休的苏勉曾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开门见山强调：“曾先生始终是一个学者，他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他始终相信科学救国这一点。”
政治家之说，也许源自解放后曾昭抡曾担任过教育部副部长、高教部副部长等重要职位。而更早些时候，他的学者地位已无可撼动：1948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55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学部委员。
这位名教授从来不修边幅。据苏勉曾回忆，从他1943年进入西南联大化学系的第一天起，他所见到的曾先生，始终是一身斜襟的蓝布长衫，穿双布鞋，“脱下来，袜子底永远破个洞”。
在曾昭抡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有关曾先生的怪癖传闻很多。他曾经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伞走路；在家里吃晚饭，他心不在焉，居然拿着煤铲到锅里去添饭，直到他夫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渣；他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里，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他到了晚上还不走，觉得奇怪极了。“而他所穿的鞋，在联大学生中几乎都知道，是前后见天的。”
费孝通曾这样评论曾昭抡的种种“怪癖”：“在他的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他并不一定清楚这个学科追求的是什么，不一定会觉得这个学科比自己穿的鞋还重要。”
早年，他联合同行发起组织中国化学会，自己出钱创办了《中国化学会会志》，亲自担任总编辑前后达20年之久。这笔庞大的开支他从来没有向别人提起过。他一生没有子女，但他的同行、朋友和学生都知道，他为了这本刊物、为了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开创和成长，为此而花钱，就像父母为孩子交学费那样心甘情愿。
后世的人评价：“中国大学里做实验、搞研究的风气，至少在化学这门学科里，可以说是从曾公开始的。”不错，曾昭抡在担任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期间，就力主建立实验室，并要求学生做毕业论文。
“反右”期间，由于他与钱伟长、华罗庚等著名学者一起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被说成是“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之一，遭到公开批判，曾昭抡因此被划为右派，撤销了高教部副部长等职务。
这个“大右派”面对个人处境的一夜逆转，始终泰然处之。1958年，曾昭抡应邀到武汉大学执教，回到熟悉的讲台，他不但丝毫没有心存贬谪之苦，反而由衷感到兴奋和鼓舞。他的干劲又上来了。正是在这里，他开创性地进行了元素有机化学这一新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编写了200多万字的讲义。
上面这幅照片照得并不好，曾先生的头和眼睛都低着，但这却是他真实的神态。据说，曾先生平日里就是这个样子。早在西南联大时期，曾昭抡在路上见了熟人不搭理就是出了名的，因为他总是在想化学上的事情。
苏勉曾说，曾先生平日里走路总是低着头，不是真不理人，而是根本就看不见。他在60年代曾经去过一次武大，在那儿他最后一次见到了曾先生。当时，曾先生依然低着头走路，没有搭理他。
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
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民国大学者。
近来红学界颇不安宁，于是遥想当年，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这样讲《红楼梦》：
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
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教室内，刘文典时有妙语。他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诸生不明所指，他解释说：“观”乃多多观察生活，“世”乃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乃讲究音韵，“菩萨”，则是要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诸生恍然大悟。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