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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本该是令人向往的。吴兴华自己曾说过：“闭上眼睛，仿佛就到了唐朝，衣着打扮，人来人往，宛如自己置身其中。”然而命运总是嘲弄天才，随即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吴兴华感到深刻的恐惧。为了怕人说“含沙射影、恶毒攻击”，他亲手烧毁了书稿。
谢蔚英当年偷偷保留了一小章节吴兴华翻译的《神曲》，如今被收入诗文集。“白昼正渐渐消逝，昏暗的影子／解除了大地上面一切生物／辛劳的感觉；只有我一个人，独自／准备着应付双重战斗的任务／……我随着他走的方向／踏上一条艰涩荒凉的小道。”
“文革”初期的暴虐，张芝联称“以下的悲剧不忍着笔”，他宁愿借吴兴华翻译过的《神曲》，视之为“炼狱”和“解脱”。这是对亡友的凭吊，也是对自己的慰藉，而事实却惊心动魄。
1966年8月的一天，吴兴华和西语系其他被勒令“劳改”的教授一起清理校园里的杂草。劳动中他体力不支，又被红卫兵灌下从化工厂污水沟里排出的污水，当场昏迷。红卫兵说他是“装死”，仍对他又踢又打，不准送学校医务室。等到晚上，看他还不能起来，才送医院。次日凌晨，壮志未酬的天才离开人世，年仅45岁。
从此，吴兴华的名，只字不见于文学史、学术史、翻译史……在几乎整个当代史中，他被彻底地遗忘了。偶尔是很偶尔地，一些人会发现二，从他的名字。参加朗诵会的一位英语系大三学生说，自己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在大图书馆借的一本古旧的《古希腊修辞学》后面，借书卡上的最后一个名字，写着“吴兴华”。
马约翰：体育亦有名家
马约翰（1883－1966）福建厦门人，出生于基督教家庭，享有极高声望的体育活动家、教育家。
马约翰是一个异类。他因为体育而被奉为“名家”，和国学大师、科学巨擘们相提并论；他因为体育而成为一所大学的标志性人物―――走进清华园，室内外公共场所共有十二座雕像，和马约翰同享此等尊崇的，是梅贻琦
校长、蒋南翔校长，是朱自清教授、闻一多教授，是叶企孙教授、梁思成教授……
研究者论及上世纪30年代清华之盛，往往从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推延开去，罗列诸如陈寅恪、熊庆来等文理各科的一代名家，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名字，便是马约翰。
上世纪50年代，清华校长蒋南翔曾说过，清华于1911年建校，马约翰1914年到清华，服务清华的历史差不多同清华的校史同样悠久。“所有在清华上过学的学生，差不多统统受过马先生的热心教诲”。
热心教诲通常是这样的：“Boy，太瘦了，这样太不行了，要好好锻炼。”学生们回忆，马约翰在体育课上有一股劲，瞪大眼睛，双手攥拳在胸前挥动，号召大家“要动！动！动！”往往说得学生热血沸腾。
晚年的梁思成常笑着对后辈说：“别看我现在又驼又瘸，当年可是马约翰先生的好学生，有名的足球健将，在全校运动会上得过跳高第一名，单双杠和爬绳的技巧也是呱呱叫的……好了，好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不过说真的，我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使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
马约翰曾教过学生许多有趣而又奇怪的运动，比如“拖尸”。除夕之夜，二年级的学生深夜闯进新生宿舍“拜年”，把他们从床上拖起来，四个老生抓住一个新生的四肢，甩来甩去，并且数着数，一直数到十几下，才把可怜的新生扔回床上。
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认为体育不过是蹦蹦跳跳、打打闹闹，大、中、小学都一样，都是哄着学生玩，没有设教学职称的必要，因而下令免去马约翰的教授职称，把体育教师统统改称训练员。许多人为这位清华元老忿忿不平，他却说：“降职有什么关系，我教体育既不为名，也不为利，为的是教育青年人锻炼身体。假如不让我教体育，那我倒真要和他干一场了。”
1929年，华北足球比赛大会在天津举行，马约翰率清华大学队出征，荣获冠军。球队返校时，全校师生夹道欢迎，抬着马约翰和队员走进校门。这样一来，校长不得不恢复了他的教授职称。
马约翰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时曾是赛跑冠军，关于他当时的风采，有过这样的传说：那时还是清朝，男人脑后留辫子，马约翰能把辫子跑成水平！这让很多孩子津津乐道，他们心目中的马约翰，俨然是评书中所谓的“大侠”。
70岁时，马约翰给北京医学院作报告，一个箭步跃上讲台，身手矫健不输当年。1958年他76岁高龄，与清华大学一位中年教师搭档，获得北京市网球比赛男子双打冠军，并获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据称，直到临去世的84岁时，他还能做13个俯卧撑。
作为体育教授，马约翰对学生的指导时常别开生面。曾有学生因为神经衰弱来向他诉苦，他冲着学生的肚子就是一拳，那学生急了，他却笑了：“你说你神经衰弱，看你的紧张样子！”然后他带那个学生到球场上，让他去把别人正在比赛的篮球抢下来，和别人一起打，并且鼓励他：“你看，你神经不但没毛病，还挺不坏呢！”到了晚上，那个学生洗完澡，来找马约翰，高兴地说：“现在我精神好极了，好像没病了。”
马约翰给人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一位老法学家在一次论坛上，看着台下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脱口而出：“Boys and girls，good evening！”他解释说，自己55年前在清华大学时，每当上体育课，总有一位慈祥长者像这样用英语问候大家，给人如沐春风之感。今天他自己看到这么多充满活力的面孔，也就情不自禁地说了当年马约翰教授说过的话。
曹靖华：苏联文学和那个年代
曹靖华（1897－1987）河南卢氏人，翻译家、散文家，“五四”以来中国译介苏联文学的前驱者，鲁迅和瞿秋白的挚友。
曾经有那么一个年代：苏联文学寄托、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爱与恨、青春与梦想。那些伟大的抱负、坚强的个性和敏感的灵魂，通通在译成中文的俄文字句里找到过共鸣。
对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问一句，还记得《铁流》、《虹》、《第四十一》、《保卫察里津》、《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吗？对于他们的子孙辈，问一句，这些小说可曾读过？
对于父与子不同年代的人，同问一句，那个和绥拉菲摩维奇、瓦西列夫斯卡娅、拉甫列涅夫、阿·托尔斯泰、卡达耶夫，以及整个苏联文学相连的中国名字，可曾记得？可曾知道？
一个年代结束，一种文学淡出，一个国家消失，一个名字飘落———曹靖华，一如他自己的散文《飞花集》。
一位研究者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过一本1931年由曹靖华翻译、瞿秋白代译序言、鲁迅编校并自费印刷的初版《铁流》。这个版本仅印了1000册，当时又是禁书，能保存下来，弥足珍贵。
书的内封上，写着6个钢笔字“心爱的书之三”，落款“冯凭”。其后的两张扉页上，有一段同样字迹的“写在《铁流》前面”：《铁流》一出版，就“受着广大群众的热爱”。他也买了一本，两年间，此书跟着他“在日机的炮火下逃过难”，他却一直未曾认真阅读。1934年，国民党颁布禁书条例和禁书单，《铁流》被“明令禁止”，这反而促使他认真地读起此书来，结果发现这“绝非凡品”，而是“明珠”，是“有着绝大意义的一本书”。阅读中，这本书却被人拿走了，于是他“好似丢掉了恋人一般，终日念念不忘，大有废寝忘餐之概了”。后来，此书经过一番周折又回到手中时，他感到如见“久别重逢的故人”，“在半空中悬挂着的一个心，才算落到实地，嘴里不由地说了声‘我的天，你到底又物归原主了’”。
著名的江姐和不那么著名的丁佑君，都是被敌人虐杀的蜀中女杰。研究者称，她们有一个共同的榜样———娥琳娜，苏联小说《虹》中的女主人公。她们都曾和自己的女友一道买过、读过、讨论过曹靖华翻译的这本书，都为书中娥琳娜落难受辱而始终不屈的形象所震撼，都立志一旦同样的考验来临之时自己要像娥琳娜那样坚强。
曹靖华的译笔被赞叹为凄清而华美。评论者说，读过此书的人们恐怕对书中的大部分情节早已淡忘，但相信这样一个场面是决不会从他们的记忆中轻易抹去的：
“这时月明如昼。月光把全世界都变成了一块天青色的冰块……一个裸体女人在通往广场的路上跑着。不，她不是在跑，她是向前欠着身子，吃力地迈着小步，蹒跚着。她的大肚子在月光下看得分外清楚。一个德国士兵在她后边跟着。他的步枪的刺刀尖，闪着亮晶晶的寒光。每当女人稍停一下，枪刺就照她脊背上刺去。士兵吆喝着，他的两个同伴吼叫着，怀孕的女人又拼着力气向前走，弯着身子……这就是她，娥琳娜。”
曹靖华译笔下的另一个场面同样难以磨灭：
一艘白匪的小船向荒岛驶来，中尉奔向小船，在他身后，玛柳特迦毅然地举起了枪。应声倒下的，是她的爱人，也是被她击毙的第四十一名白匪。
抗战时期，从太行山区敌人包围中出来的革命青年把一本油印的苏联小说《第四十一》送给译者曹靖华，告诉他，战士们遇到生死关头，随身携带的一切都可以抛弃，惟独这本书和枪留在身边，或者冲出重围将它们带走，或者同归于尽。
而今，人们评价，尽管苏联解体，政治地图发生巨变，这部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的革命文学作品却依然闪耀着光华。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外国文学编辑孙绳武在不久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把当年的翻译编辑工作称为“替人民过滤‘不良’文学”。他认为，上世纪50年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对苏联文学介绍的分量大，现在看来，“也许有些二三流的作品不介绍过来也可以，算是做了一些多余的工作”。
如今，那个年代不再。然而那些“优良”的苏联文学，永远值得怀念。每当这时，就不能不想起曹靖华。
杨荫榆：找不到真实面貌
杨荫榆（1884－1938）江苏无锡人，女教育家，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期间，未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受到校内师生和社会进步人士的谴责，被免职。1938年1月1日在苏州被日军杀害，时年54岁。
查阅北大图书馆各种资料，没能找到一张杨荫榆的图片。看来，她的真实面貌，只能随她那代人的离去而离去了。
钱钟书夫人杨绛在提到她的这位三姑母杨荫榆时曾说：“如今她已作古人，提及她而骂她的人还不少，记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
就此，记者专门采访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陈教授的回答非常干脆：在对杨荫榆的评价上，人们在回忆文字中所提及的她死于日军杀害，和当年鲁迅对她的批评，两者并不矛盾。
“鲁迅曾经批评过很多人，现在对这些人的评价会有一些改变。”陈教授直言。
有些研究者注意到，记录在“正史”上的杨荫榆，是那个曾被鲁迅批评过的杨荫榆。
鲁迅在《“碰壁”之后》中有过一个比喻：杨荫榆视校长学生之关系为婆媳关系，以婆婆自居，视学生为童养媳。“许多媳妇儿，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运命。”在《女校长的男女的梦》中，他指责“杨氏的诬妄”，“诬蔑是她的教育法的根源”。《寡妇主义》也是暗中讥讽杨荫榆之作。
《鲁迅全集》的注释中是这样为杨荫榆“定性”的：“她依附北洋军阀，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压迫学生，激起进步师生的强烈反对。”她的“罪状”之一是，在任女师大校长期间，开除了六名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其中，包括许广平，以及鲁迅名篇《纪念刘和珍君》中的刘和珍。
女作家苏雪林曾经不满地说：“她（杨荫榆）原是已故某文学大师（鲁迅）的对头，而某大师钦定的罪案是从来没人敢翻的。”
因为这桩“罪案”，当代中国人并没忘记杨荫榆这个名字，以至今天仍有人写下这样的文字：“鲁迅《华盖集》中谈及‘女师大事件’的文章，为我们勾勒出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的形象。由此给我脑海中留下了可怕的印记。她似乎是童话中那个披着黑斗篷、骑着扫帚、干瘦、翘鼻、凹眼、十指尖尖的老女人。”
有关杨荫榆的殉难，似乎从来就没有进入过“正史”的文字。
被排斥在《现代文学史》之外的作家苏雪林，在上世纪30年代末的一篇纪念文字《杨荫榆之死及其它》中写道：
数月前一位旧同学从桂林来信告诉我说：“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已于苏州沦陷时殉难了。”死的情况，她没有说明白，因为这消息也不过从苏州逃难出来的朋友口中听来。只说荫榆先生办了一个女子补习学校，苏州危急时，有家的女生都随父母逃走了，还有五六个远方来的学生因为归路已断，只好寄居校中，荫榆先生本可以随其亲属向上海走的，因要保护这几个学生，竟也留下了。“皇军”进城，当然要照例表演他们那一套烧杀淫掳的拿手戏，有数兵闯入杨校，见女生欲行非礼，荫榆先生正言厉色责以大义，敌人老羞成怒，将她乱刀刺死，所有女生仍不免受了污辱云云。……前日高君珊先生来嘉定看朋友，谈起荫榆先生，才知道她是真死了。不过并非死于乱刀之下，而是死于水中。是被敌军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