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这位“壮士”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这场历时达两年半之久、人类司法史上所罕见的大规模审判中，受审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除两名病死狱中，1名因精神病终止审判外，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7人被判处绞刑，梅津美治郎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判处有期徒刑者2人。
今天，由梅汝璈亲属捐赠的东京审判判决书底稿和梅汝璈当时身穿的法袍，已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这位慷慨激昂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法官，曾经的一席话至今在我们耳边徘徊不去：“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顾维钧：民国第一外交家
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上海人。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对一个24岁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27岁成为驻美国公使、34岁出任外交部长的人来说，除了用“光芒四射”形容，你还能说什么？
《联合国宪章》上签署的第一个名字，是三个汉字：“顾维钧”。
1945年6月26日，在宪章签字仪式上，中国代表团因在发起国中按字母顺序列于首位，故代理宋子文担任首席代表的顾维钧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上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曾提到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认为“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名学者温源宁写过一篇印象记，起首便是：“无论什么时候想起顾维钧博士，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光芒四射的星星。”
那是1934年，温源宁写道：“作为一名外交官，他的成就称得上辉煌，要加以逐一列举，人们将不得不从惊讶开始而以赞美告终……他以1912年5月出任内阁秘书开始其政治生涯直到如今，凡是外交官员梦寐以求的最高职位他都已经得到了：驻美国公使（1915－1920）、巴黎和会代表（1918－1919）、国联理事会中国代表、驻英国公使（1920），并自1922年以后多次出任外交总长，而现在是驻法国公使。有一次，顾博士还做过几个月代理国务总理。”
50年后，温源宁在台湾去世之前，如果他还记得自己当年这篇充满“溢美之辞”的小文的话，他也许会微笑。因为顾维钧比温源宁文中所写的更加“光芒四射”，他经历了更多的大事件，也得到过更多的高职位。
再后一年，顾维钧在纽约逝世。《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载文表示哀悼，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纽约总领事前往吊唁。
温源宁笔下让人“从惊讶开始以赞美告终”的顾氏履历还需要加上：中国驻外使节升格后，担任驻法、英、美等国大使；1945年出席旧金山会议，参与起草和签署联合国宪章；1957年后担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副庭长，直至1967年退休；晚年完成13大卷、500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
温源宁说：“他的朋友和敌人全都会承认，在国外代表中国利益的中国外交官中，再也不可能有比顾博士更好的了……出席巴黎和会时，顾博士已经由于是中国权益既有尊严又有才干的捍卫者而闻名于世。”
年方而立的顾维钧在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中，位居后进。但当需要向和会最高机构“十人会”报告山东问题时，他的前辈们由于种种原因，或者拒绝出席、或者拒绝发言，是顾维钧勇于任事，出面侃侃而谈，痛陈山东问题的由来以及中国的态度，并从国际法的角度雄辩论证了山东当归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
这场精彩发言成为和会当天的头条新闻。发言刚一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外务大臣贝尔福纷纷向他表示祝贺。
随后，顾维钧在和会上展开穿梭外交，希望能争取到对于中国最有利的结果。最终，在无望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而根据外交史学者的研究，“此时独力支撑代表团的顾维钧对拒签和约的最终实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踏入外交界那天起，顾维钧的杰出表现一直证明着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对他的评价———“这所大学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学生”。
写过《顾维钧传》的肖岗回忆：“知道他的名字，始于将他与梅兰芳、汪精卫并称为中国‘三大美男子’的一幅年画。我的学生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度过的，那时顾维钧的外交活动踪迹，常常是学校师生乃至全国民众关注的焦点：‘顾维钧在国联控诉日本的侵略了’、‘顾维钧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
今天，图书馆里，灰蓝色封皮的《顾维钧回忆录》摆放得整整齐齐，积了一层薄薄的灰，显然少有人问津。这个人，已经成为一段传奇，不知能否成为一笔财富？
叶企孙：大师的大师
这两天，看了一部关于清华物理系教授叶企孙的纪录片，他的为人师表，他的爱国情怀让人感动。和十七八岁时的叶先生相比，我们是多么的幼稚，虚弱。这种虚弱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
叶先生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想想和物理朝夕相处的日子也不多，只有一百二十多天了，不要等到失去了才知道要珍惜。
叶企孙（1898－1977）上海人，物理学家、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
直至今日，叶企孙，仍是一个罕为公众所知的人物。即便知道，对不少人而言，他也仅仅意味着一段传奇：清华大学教授，帮助抗日军民造地雷炸药。
这段传奇，不知《地雷战》为何物的少年们不会知道；无数次看过《地雷战》、至今提起还津津乐道的那几辈人，也无从知晓。因为，在这部著名的电影中，你丝毫看不见当年爱国学生的踪影，种种巧妙的地雷和神奇的炸药，全部是农民兄弟创造发明的。
事实上，这段历史的真相是，抗战初期，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最亲密的学生熊大 缜投笔从戎，到吕正操将军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利用专业知识为部队制造烈性炸药、地雷、雷管、无线电等军需品。后叶企孙又派一批清华师生职工穿越日军封 锁线进入冀中，以技术支援抗日游击战。同时，他本人在天津，在日军监视下组织大学爱国师生秘密生产TNT炸药、无线电发报机等，偷运至冀中供应抗日部队。
美国外交官曾深入抗日根据地考察，回国后在报纸上撰文，称冀中的各色地雷不逊于美国的火箭，美国掌握的技术中国的晋察冀都有了。
叶企孙甚至一度考虑过亲赴冀中，以解决技术上的难题，后被劝阻方才作罢。他的学生 回忆：“叶先生在天津从事那些活动所冒的风险，一定程度上说比去冀中的风险还大。先生虽有慎行、冷静、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品性，但在那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祖 国需要忠勇之士的时候，他站出来了。”
国难当头，超然的教授挺身而出。在另一场灾难中，超然的叶企孙也未能幸免。
熊大缜从军后不久，被怀疑为钻入革命队伍的特务，由晋察冀军区“锄奸队”秘密逮捕并处决。此案定性为“特务”，株连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战的知识分子近百人，一律受到逮捕关押和严刑审讯。
“文革”开始后，熊大缜特务案被重新提出并进一步调查。连普通国民党员都不是的叶企孙，竟被诬为国民党中统在清华的头子，说熊大缜是受他的派遣打入根据地，他向抗日军民提供的援助，也被说成是来自国民党反动派。
院系调整中调至北大的叶企孙，被红卫兵揪斗、关押、抄家，并被送往“黑帮劳改 队”，突然受到的刺激，曾使他一度精神错乱。1968年，他被正式逮捕关押，在押期间，受过8次连续提审，写过多次“笔供”。关押一年多以后，由于“内查 外调”查无实据，他被放回北大，在特务嫌疑犯的莫须有罪名下继续受到打击和监视。
当时叶企孙住进北大的一间斗室，本来风度翩翩的名教授，腰已经弯到了90度。
然而就在叶企孙身陷囹圄———后来人们称这是他生命中最晦暗的时日———被逼“交代”为什么会被国民政府选中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时，他仍坦然且不无自傲地回答：“据吾推测……是因为吾对于各门科学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能各展所长。”
他的传记作者虞昊和黄延复感慨：试问，即便在今天，能够“做到这份上”的，有几人？
叶企孙本人是哈佛大学博士，上世纪20年代，他在测定普朗克常数这一实验物理学的重要课题上，获得当时的最佳数据，曾长期在国际上沿用。
归国后，他创建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并长期掌舵。他当年延聘的教师熊庆来、萨 本栋、周培源、赵忠尧、吴有训等，物理系学生王淦昌、赵九章、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朱光亚、周光召等，理学院其他系学生陈省身、华罗庚、袁翰青等，不 下六七十人，几乎都成为国内外科技界的精英和科学院院士。
清华教授曾昭奋赞叹此为“神话般的成绩”。
另一方面，曾教授却不得不扼腕：“然而这位泰斗的晚年却是那样地孤苦无助。”
1986年熊大缜案平反，次年，叶企孙的平反文件正式公布。1992年，海内外上百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建立铜像，1995年铜像落成。
静观此事的曾昭奋以“不无周折”形容之。尘埃落定后，让他备感神伤的却是：如今，叶先生的胸像就安放在清华新区第三教室楼那个简陋的空荡荡的门厅里，而不是像赵忠尧院士所想像那样，树立在“校园中心区”。（记者 徐百柯）
吴大猷：孔子式的物理学家
吴大猷（1907－2000）广东番禺人，国际知名物理学家，被尊称为“中国物理学之父”。
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在获知自己得奖后，不约而同想到同一个人，并立刻提笔写信给这个人———这项荣誉应归功于这个人。
两位获奖者是大名鼎鼎的李政道和杨振宁。他们分享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他们把荣誉献给的那个人，是他们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吴大猷。尽管吴大猷在国际上声名卓著，在国内却多少显得有些落寞。
李政道在当天早上接到瑞典科学院的电话通知以后写道：“大猷师尊鉴：科技界通知，杨振宁和我合得1957年物理学诺贝尔奖金……现在的成就大部分是源于在昆明时您的教导，假如在1946年您没有给我这个机会，那就根本不可能有我今天的光荣。生政道。”
杨振宁同样是在接到电话之后致信吴大猷：“大猷师：值此十分兴奋，也是该深深自我反省的时候，我要向您表示由衷的谢意，为了您在1942年曾引导我进入对称原理与群论这个领域，我以后工作的大部分，包括关于宇称的工作，都直接或间接与15年前的那个春天，从您那里学到的概念有关。这是多年来我一直想要告诉您的情意，今天或许是最好的时刻。生振宁上。”
吴大猷的传记作者丘宏义评价：“他在中国物理学界中的影响力之大，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丘宏义把吴大猷比作述而不作的孔子，孔子的言论由弟子记录而成《论语》，影响中国社会两千余年，“吴大猷在这一点上和孔子一样，通过他的学生们影响了中国的物理界”。
吴大猷是第一位将现代物理学引入中国的人。杨振宁评价：“吴教授从美国得到博士学位后，自30年代中开始在北京大学教物理学，就是他把新的、革命性的‘量子力学’带到中国，要知当时中国学量子力学的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吴教授在北平、后来在昆明所教育出来的学生，后来在中国物理学界发生非常大的影响。”
除了李政道和杨振宁，吴大猷的学生还包括中国科学界的领导人物朱光亚、黄昆，以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的父亲、台湾中研院院士朱汝谨等。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著名固体物理学家黄昆院士在西南联大时是吴大猷的研究生。1994年，吴大猷通过杨振宁赠给他一本书，书的扉页上，吴大猷亲笔写下一段话：“此袋内乃1941年秋季在昆明西南联大所授古典动力学课的讲学笔记……该课中约有廿人，有研究生黄昆，四年级学生杨振宁、张守廉、李荫远、黄授书等人，对着这样一群学生讲古典物理中最完美的一部，是最愉快的一大事也。”
1941年的那个秋天，正如狄更斯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吴大猷为了躲避空袭而迁居昆明市郊，为了维持生计而养猪，但他却时常在课后，在西南联大西北角的一扇小门外，在一条很长的轻便铁路边，和“这样一群学生”讨论物理学问题，一如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安贫乐道，不改其志。
黄昆说：“事隔整整半个世纪，他诲人不倦、乐于教书育人的欣喜心情仍溢于言表。”
在自传中，吴大猷曾谦虚地说：“近年来，李、杨成就卓然，国人常提及二人为我学生，传为美谈。实则我不过适逢其会，在那时那地遇上他们而已。譬如两粒钻石，不管放在哪里，终还是钻石。”
吴大猷生前一再强调，知识分子最应当具备的就是前人所说的“风骨”。他曾在九十寿诞时回忆，自己当年以一介书生劝谏蒋介石总统不要禁止留学政策，以及后来反对台湾发展核武器，是他对台湾最大的贡献，“对得起这一代与下一代的年轻人”。
2000年，人们评价：“吴大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