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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后，傅鹰不再有“反右”中的那种“幸运”。他和北大校长陆平、历史系教授翦伯赞共同成为重点批斗的对象。傅本立回忆说，一次父亲被拉去批斗，眼睛都被打紫了。他陪着父亲回到家，感到很气愤，于是问父亲：早知今日落得这个地步，当初选择回到新中国后不后悔？父亲回答得很干脆：不后悔！
有人曾以“坦荡”形容傅鹰。他在胸前挂着黑牌子挨批时，还不忘要看看别人胸前的黑牌子上都写着什么。
即便是被关进牛棚，傅鹰仍在“大不吝”地发表着自己的评论：“江青提倡‘文攻武卫’，把运动搞乱了”；“‘批林批孔’，干嘛把批林跟批孔联系起来？对孔子要一分为二”；“我担心（周）总理死后，会天下大乱！……天下大乱，这还不明白？邓小平旁边有张春桥，张是要闯乱子的”……
曾经有过一本《傅鹰反党言论集》，保存下来一册，作为资料收藏在北大化学系。但据傅本立回忆，傅鹰先生的一个学生，准备写一篇纪念文字，把这本小册子借走了，后来，此人出国，小册子从此不知下落。
2002年，傅鹰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致函北大：“傅鹰先生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他拥护党的领导，以主人翁的态度向党进言献策，是党的真挚诤友。他刚正不阿，在逆境中仍坚持真理，与恶势力进行斗争。傅鹰先生的事迹感人至深，是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榜样。”
容 庚：宁跳珠江 不批孔子
容庚（1894—1983），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古文字学家，收藏家，所著《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等为该领域扛鼎之作。
在曾宪通的记忆里，容先生话不多，不属于滔滔不绝善言辞那种学者。他上课，总是用白布巾裹着几部线装书，在讲桌上打开，转身在黑板上写一个古字，站在一旁，问台下这是什么字，然后根据学生的回答，引经据典加以评析。
这位话不多，甚至有些口吃的名教授，却说过不少“名言”。
他有一句口头禅：“把戏人人有，变法各不同”。以此来点拨自己的弟子，做学问讲究的是变通，取法前人，但须求变。“文革”后期，一位“批林批孔”的干将跑来劝容庚，让他认清形势，参加批判孔子。容庚答曰：“我宁可去跳珠江，也不批判孔子。”
有人曾在批斗大会上揭发容庚，说他在解放前把贵重文物卖给美国人。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有！那个鼎是假的，我是把假古董卖给美国人了。”此言一出口，那帮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哄堂大笑，对他的批斗也就进行不下去了。
曾宪通感慨容先生的耿直，在那么多的“运动”中，他总是怎么想就怎么说。容庚曾对曾宪通说过：“我说的话，是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中所无。”回想起先生的言论，曾宪通笑道：“其实他的言论早够‘右派’了，只是被‘保’了下来。他倒好，还一个劲儿跑到中文系党委去为‘右派’教师说情，说这个不应该是‘右派’，那个不应该是‘右派’，说得党委书记没办法，只得威胁他，‘你都自身难保了，还管别人’。”“文革”中贴容庚的大字报，说是要斩“野马”，砸烂“鬼锁”。曾宪通介绍，此话的出处是容庚在上世纪50年代所写的入党申请书，其中有“我是野马，是鬼锁，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需要一个紧箍咒，需要党的铁一般的纪律来约束自己”之言。
容庚甚至和本系另一位教授比赛谁先入党。他声称：“你是讲政治第一，我是讲业务第一，看咱俩谁先入党。”最终，讲究业务第一的容庚，入党申请自然没被批准。“文革”结束后给教授们平反，于是乎“容庚先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等话甚为流行。谁知他不领情，一本正经地说：“过去你们批判的容庚，实际上没那么坏；现在你们说好的容庚，实际上也没那么好。”
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修订自己早年的名著《商周彝器通考》，容庚和曾宪通等人跑了全国不少地方。每到一地，他们需要拿着党内“文胆”康生亲笔开具的介绍信，先去拜访宣传部。
容庚习惯的开场白是：“我们到党部来报到。”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政治错误”。曾宪通一再提醒他千万不要这么讲，他总是很认真地说：“是吗？哦，那好，我不讲了。”结果每次一进办公室，他还是脱口而出：“我们到党部来报到。”最后无奈，只好不去拜访了。“他根本就不懂这些。”曾宪通笑言，“他以为都是‘党部’，根本就分不清解放前后那些微妙的称谓变化。”
蒋天枢：师道的重量
蒋天枢（1903—1988），字秉南，江苏丰县人，文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
陈寅恪晚年，在病榻上将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受托之人蒋天枢，作为陈寅恪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1949年后，十余年间两人只见过两次面。这十余年间，陈寅恪目睹和经历了太多昔日亲密无间的师友亲朋一夜之间反目为仇的事情，但他信赖晚年只有两面之缘的蒋天枢。
蒋天枢值得这种信赖。1958年，他在其《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写道：“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
在陈寅恪托付毕生著作的那几日见面中，一天，蒋天枢如约上门，恰好陈夫人不在，没有人招呼他，已目盲的陈寅恪也不在意，径直开始谈话，结果蒋天枢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床边听着，几个钟头始终没有坐下。那年，他已年过花甲。
蒋天枢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与陈寅恪有师生之谊，并且对自己入学前就已自沉的王国维也严执弟子礼。同行或学生“王国维长王国维短”，即便语气中充满敬意，也会引起他的侧目。在他看来，说“王国维先生”已经大不敬了，何况直呼其名；至于他自己，当然恪守旧例，开口闭口“静安先生”。
蒋天枢在1979年为《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写的“题识”中说：“余欲纂‘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数年，悠忽蹉跎，今乃得从事辑录，距先生之逝世已将10周年，余亦老矣。”1997年，此书增订再版，章培恒在“后记”中引用了这段文字，随后心有戚戚然：“现在，距离蒋先生的逝世也已将近10周年，而我也已经老了。”
这些都不是虚辞，字里行间，透出师道的重量，后人读来，满页沉甸甸的。先生们都已经老了、逝去，师道传承，今日焉在？
杨廷宝：建筑为了什么
杨廷宝（1901—1982），字仁辉，河南南阳人，著名建筑师。长期在中央大学、南京工学院担任教授。
建筑史也许该记录这样一次有趣的饭局：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最负盛名的两位建筑师杨廷宝和梁思成，以及他们的学生辈，在北京东安市场一家饭馆就餐。谈话间，杨廷宝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打量着面前的桌椅，然后从怀中掏出卷尺，量好尺寸，一一记录在小本上。
他说，这套桌椅只占了极小的空间，而坐着甚为舒服，所以引起了他的注意。
给建筑系学生讲演，学生期待着听“这么一位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大谈设计，他却告白：“我来说说台阶的踏步怎么做，好吗？”然后讲了一大通踏步尺寸与人体的关系云云。
后人怀念他：“总之，他一直在关心着建筑师为人类提供的生活和生存环境是否合理、合法、合用。”
这样一种理念，正是当下中国建筑和整个社会所稀缺的。关肇邺感叹：“经常可以听到人们对不少建筑只想夸张突出自己，标新立异，不顾整体关系的抱怨。这在商业街区上为广告宣传的目的使然，倒也罢了。但这种风气已蔓延到政治性、纪念性、文化教育性建筑中去，实在不能不说是建筑学的一大误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建筑的拥有者、投资商以此来显示炫耀自己；一些建筑师也自觉不自觉地以此突显、表现自己。受害的则是我们的城市整体形象及其潜移默化对社会思想的侵蚀作用。”
上世纪50年代初，国内建筑界热衷搞“大屋顶”，断言这样才算继承民族传统，才具有中国气派。北京市的规划部门甚至规定，不做大屋顶方案，就不发施工执照。然而杨廷宝说：“我不反对大屋顶，但那太浪费钱了。我们搞设计，不能赶浪头、随风倒。”
于是他“顶风”设计了简约美观的北京和平宾馆。这个后来成为中国公共建筑之典范的作品，当时却差点儿被人当作“靶子”来批判，幸亏周恩来发话：“这个建筑不是设计得很合理吗？这座宾馆解决了问题了嘛！”
赵紫宸：工楷写耶稣
赵紫宸（1888～1979）浙江德清人，基督教神学家、诗人，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基督教的代表人物。
那一年的平安夜，并不平安。
狱中的赵紫宸忆起每年燕京大学庆祝圣诞的盛况，不禁凄然，不知夫人孤独在家，情何以堪，又不知天上人间，何等的远隔，于是吟诗曰“圣母有余哀”。圣诞清晨，他听得钟声传响，不由谨肃起来，复吟诗曰“在劫一心宁”。
北平沙滩红楼日本宪兵队，1941年的圣诞节，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在囚禁中度过。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闭燕京大学，将十余位教授投入监狱，其中赵紫宸被羁达193天。
他在狱中坚守了中国人的气节和基督徒的信仰。教友本担忧“他的修养才识，拿来应付日虏，是绰有余裕的，但他的身体，并不强健，一旦困身囹圄，横遭暴虐，是否担当得住”，却欣喜发现“紫宸兄没有被痛苦所屈服，肉体的煎熬，精神的窘迫，反而使他更坚强地站立起来……在6个多月的虏狱生活中，他的信仰是更深刻，更超越，更纯化了”。
赵紫宸是耶稣的信徒。
全世界曾有那么多人用那么多种文字描述过那么多耶稣的形象，其中一个人，用了我们最熟悉的语言，赞他为“独举的明月，高映的孤霞”。这是纯粹的汉语的意境，出于中国神学家笔下。
这位中国神学家很清楚，作《耶稣传》、《基督传》的人，这两千年来，已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生平，比耶稣的还要多受人们的研究、解释与宣传；也没有一个人的生平，比耶稣的还要难懂、难解释。他之所以还要“凑热闹再来一本”，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中，到如今还没有人自出心裁，用独到的眼光，脱西洋的窠臼，做过这件事”，也因为“我感觉到我们中国人中，尤其是耶稣的中国弟子之中，很少有人认识耶稣的”。
1935年，赵紫宸在一种巨大的热忱中，22天内“睡得甚少，完全不运动，也不作他事”，一气呵成近17万字的《耶稣传》，这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耶稣传记。
学术研究谓“本书集中反映了赵先生早期的自由主义神学”，然而对于普通信众乃至国人而言，再单纯不过，赵紫宸是以自身的体认和感悟，塑造了一个所有中国人都可以仿效的、为国为民牺牲自我的人格典范。
这是一本基督教的书，也是一本中国的书。开篇是友人填的《满江红》二阕，题词是赵本人所填东风第一枝，书末的跋词则是赵所作《满江红》。每章的标题，均为精心辑出的与所述耶稣事迹相对应的中国古籍：
第一章辑文天祥“宇宙方来事会长”，述耶稣时代；第二章辑庄子“而特不得其朕”，述耶稣幼年；第三章辑朱熹“全体大用无不明”，述耶稣的大觉悟……第七章辑杜甫“世上万事无不有”，述耶稣的奇能；第八章辑《论语》“循循然善诱人”，述耶稣的教训……第十二章辑陶渊明“心知去不归”，述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第十三章辑张载“而浑然中处”，述耶稣末赴耶路撒冷途中的人事；第十四章辑李白“焱欠起持天钧”，述耶稣挑战耶路撒冷的领袖……第十七章辑李商隐“上帝深宫闭九阍”，述耶稣受难；第十八章辑佛书“如是我闻”，述耶稣受难后的事情。
赵紫宸毕生致力于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融会贯通。如今，赵家仍留有他晚年所写的工楷：诸葛亮《前出师表》、文天祥《正气歌》以及张载《西铭》。儿女回忆，家中常见的情形是父亲手握一卷诗词，或是陶渊明、杜甫，或是苏东坡、辛弃疾。
《西铭》有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赵紫宸喜爱的这位宋代大儒，还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语，冯友兰曾赞此语概括了哲学家的最高境界。怀着对耶稣的感念、以工楷抄写《西铭》的那个赵紫宸形象，则立起了中国神学家的境界。
1948年，赵紫宸当选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六位主席之一，1950年因抗议该会支持朝鲜（专题，图库）战争而辞职。至今尚未有另一位中国基督徒担任过如此崇高的职位，因而教会中人视他为“在近二百年中国基督教历史上，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拥有世界级领袖身份的杰出人物”。
蔡公时：民国第一位抗日烈士
蔡公时（1881—1928），江西九江人，老同盟会会员，曾留学日本，后任国民政府外交官。
这是惨烈的一幕。史家称，外交官持节被戕，亘古罕有！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北伐，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兵山东。5月1日，北伐军进入济南，日本军队和浪人在街道上设置防御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