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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道安的第子慧远长期住在庐山，聚集僧众，讲授佛学，着书立说。他极力调和佛学和传统名教之间的矛盾，努力协调佛教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倡死后转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信仰，被后世尊为净土宗初祖。他所领导的庐山僧团成为当时中国南方的佛教中心。
公元401年，有西域僧人鸠摩罗什来长安译经。鸠摩罗什在长安草堂寺先后译出佛经35部300余卷。他所翻译的《般若经》、《法华经》、《大智度论》、《中论》等，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极大．当时的长安成了中国北方佛教的中心。东晋时，僧人法显西行印度取经，历时十几年，着《佛国记》。
南北朝时代，佛教由于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和扶助，发展很快。此时印度佛教各派经典基本上都已传入了中国，中国僧人对佛经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他们各以所学及研究心得传授徒众，从而形成了以专门研究某部经沦为主的学派，这些派别的形成和发展为隋唐佛教宗派成立交下了基础。
南朝僧人竺道生不拘旧说，大胆提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皆能成佛之说。认为一切众生在成佛问题上都是平等的，包括“一阐提人”（佛教指善根断绝，十恶不赦的人）也不例外。在宗教修行方面他还主张“顿悟成佛”的说法，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北方，北魏太武帝由于崔涪、寇谦之的劝说，在公元446年下令灭佛，以表明自己是华夏正统。这是佛教在中国流传过程中遭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但此次灭佛并末彻底实行，太武帝去世不久，佛教又在北方恢复，并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北朝佛教以修功德为主，化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造寺院，建立佛塔，开窟造像。闻名于世的中国三大石窟（敦煌、云冈、龙门），都是在这一时期前后开始雕凿的。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全盛时期。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空前发展。隋唐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佛教的社会作用，希望以佛教去稳定民心，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对佛教大力护持，曾多次下诏在全国建立寺塔，立寺度僧，组织翻译佛经。因此隋代三十多年间，佛教在全国发展很快。
唐太宗虽然规定了道先佛后，但纵观唐代近三百年，实际上采取二教并重的政策。统一全国后，唐太宗下令在发生过战争的地方修建寺刹，建立道场。他还亲自撰写《圣教序》宣扬佛法。武则天为了利用佛教帮助她夺取政权，曾谕令使佛教地位在道教之上，还命令僧人开讲佛经，广建寺塔。佛教的发展，触犯了世俗地主和封建贵族的利益，迅速膨胀的寺院经济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破坏了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因此唐武宗在会昌五年下令灭佛。时称“会昌法难”。佛教经这次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武宗死后，佛教重新恢复，但此时已是唐末，国势渐衰，佛教也远非昔日可比。
隋唐时期，中外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十分广泛。在佛教方面的交流往来活动也十分频繁。唐太宗时，玄奘法师到印度学习佛经十七年，回国后翻译经论75部。唐高宗时，义净法师赴印度取经，历时25年，回国后，翻译经、律56部。不少印度、西域、日本、朝鲜等国家的僧人来华传播和学习佛教，或中国的高僧前往他国传播佛教。唐玄宗时，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传法。
唐代以后，佛教内部各派互相合流，同时，儒、释、道三教也进一步互相吸收和融合，出现了“三教合一”和“儒佛一致”的思想。宋明理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程、朱、陆、王等理学大师虽然大多有批评佛教的言论，但他们本身却吸收了不少佛教思想。他们提出的许多基本命题、观点和论证方法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因此后人评论理学，有人认为是“儒表佛里”。
元明以后，我国汉族地区的佛教日益衰落，在佛学义理方面几乎没什幺发展。整个佛教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清末民初，有些居士和佛教学者对佛学重新注意，并进行了一些整理、研究工作，使佛学在近代又略有复兴的趋势。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依据一种神秘的神不灭论，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说，把解脱现实世界痛苦的希望寄托在幻想的极乐世界。在哲学上，宣称诸法因缘和合而成，无常无我，皆是空的、不真实的幻象。认为人生充满着痛苦，由于因果的作用在六道中轮回。但人人具有不灭的灵魂，通过戒定慧的修炼可以超脱生死轮回，觉悟成佛。主张出世修行。作为古代哲学发展的重要环节，中国佛教哲学提高了传统哲学的思辨性和超越性，对后来哲学发展特别是宋明理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佛教藏经的大量翻译和刊刻印刷，大大促进了中国翻译工作与印刷术的发展。除了雕版印刷的佛经外，还有石刻的佛经。中国佛教徒把一些重要经典刻在摩崖或石板上加以保存。现存石经有山东泰山、山西太原风峪、河北北响堂山等处，规模最大的则要算北京房山县云居寺石经了。云居寺石经从隋末唐初到清康熙年间共刻经一千余部，经版一万五千余块。这些石经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佛教、书法、雕刻艺术等，都是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
中国佛教石窟，是中国古老的文化艺术宝库，是我国古代的优秀文化遗产，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的非凡智能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其中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是世界著名的中国佛教三大石窟。敦煌莫高窟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县东南的鸣沙山的断崖上。全长1618米，现存有壁画及塑像的洞窟四百九十多个。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这些洞窟内壁画总面积达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彩雕二千四百多尊。塑像造型生动，壁画精美，色彩炫丽，引起世界的震惊。壁画除了宗教内容外，还反映了中国从五世纪到十四世纪的部分社会生活，是研究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和宗教的宝贵资料。本世纪初又在窟中发现大量古代佛经抄本和文书册页等，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重视。今天，研究包括敦煌的雕塑、壁画和文书在内的“敦煌学”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正在不断发展。
除三大石窟外，中国佛教又有“四大名山”之说，即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相传四大名山是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个菩萨分别显灵说法的地方，故又称“四大道场”。中国佛教已有二千余年历史。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吸收、互相融合，逐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佛教还对中国的文学、艺术、美术、音乐、舞蹈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如此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国佛教还传到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并和当地民族文化相结台，对这些国家的思想文化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藏传佛教还传入了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前苏联的一些地区。约本世纪初，中国佛教还开始传入欧美的一些国家。
第二部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21节 王景治理黄河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也是一条给中华民族带来众多灾难的河流，她所带来的洪水灾害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5000年文明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忽视水利，工程长期荒废，严重的水旱灾害之后，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灾逼民反，揭竿而起，即使没有外敌入侵，也酿成天下大乱，以致改朝换代。治水害，兴水利，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王莽政权的覆灭、明末红巾军揭竿而起，推翻元朝统治等等事件，无不与治何联系在一起。
反过来，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盛世”局面无不得力于对水利的重视，得力于水利建设及其成效。水利兴而天下定，天下定而人心稳，人心稳即有生产积极性，社会有粮则百业兴，整个社会必然繁荣昌盛，外敌不敢入侵，天下太平。早在大禹治水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十分明显，大禹治水的成功促进了黄河流域农业发展，从而为中国历史从原始社会到家天下的私有制社会进步，奠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的建立。
在众多的治理黄河的仁人志士当中，功绩最大、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东汉汉明帝时期的王景。
“王景治河，千载无患”
王景（约公元20？0年），字仲通，琅琊不其（今山东即墨西南）人。自幼“广窥众书”，学识渊博，掌握多种技艺，尤其热心于水利工程建设。有一年，浚仪（今河南开封）附近的浚仪渠（汴渠的一段）被黄河水冲毁，影响人们的生活安定和农业生产，朝廷下诏修复。根据司空（官名）的推荐，朝廷即派王景帮助王吴共修浚仪渠。王景建议王吴采用“堰流法”，很快修好了浚仪渠，以后一直没有再遭灾，受到百姓的赞扬。“堰流法”是王景的一大创造。所谓“堰流法”，就是在堤岸一侧设置侧向溢流堰，专门用来分泄洪水。这次治渠成功，使王景以“能理水”而闻名。
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在魏郡决口形成第二次大改道后，王莽认为，河水东去，从此元城（今河北大名东）的祖坟可以不再受黄河之害。因此，他弃而不治，放任自流，导致黄河“侵毁济水”。东汉初年，河南郡境的黄河发生剧烈变化，由于河道大幅度向南摆动，造成黄河、济水、汴渠各支派乱流的局面，航道淤塞，漕运中止，田园庐舍皆被吞没。其中兖州（今河南北部、山东西部、河北东南部）、豫州（今河南东部、南部，安徽西北部）受害尤重。后来，黄河以南漂没的范围竟达数十县之多。
明帝刘庄执政之后，情况更加恶化。“汴渠东侵，日月弥广，而水门故处，皆在河中”，就是说，汴渠遭到破坏后，又继续向东弥漫，连原来的引水水门都沦入黄河中间去了。“兖、豫之人，多被水患”。但仍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河水入汴，东南流，对幽州（今河北北部、辽宁南部和朝鲜半岛）、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山东西端及河南北端）有利。加强左堤就会伤害右堤，左右堤都加强，下游就要发生险情，不如任水自流，百姓迁居高处，既可避免灾害，又可免却修防费用。由于治理意见不统一，致使黄河第二次改道后，水患连绵60年得不到平息。
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的一天，明帝偶然听说王景在水利方面很有研究，随即派人把王景召来。王景禀奏道：“河为汴害之源，汴为河害之表，河、汴分流，则运道无患，河、汴兼治，则得益无穷。”明帝很赞赏王景的治河见解，于是命他主持治水事宜。当年四月，王景和王吴等人率领数十万兵民，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水工程。据史料记载，这次治水工程的主要内容是：“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
首先是“筑堤”，即修筑“自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东至千乘（今山东高青东北）海口千余里”的黄河大堤及汴渠的堤防。王景认识到，黄河泛滥加剧的原因，是下游河道由于常年泥沙淤积而形成地上悬河，河水高出堤外平地，洪水一来，便造成堤决漫溢。于是，王景“别有新道”，选择一条比较合理的引水入海的路线，并在两岸新筑和培修了大堤。这条新的入海路线比原河道缩短了距离，河床比降加大了很多，因而河水流速和输沙能力相应提高，河床淤积速度大大减缓。特别是这条新河线，改变了地上悬河的状况，使黄河主流低于地平面，从而减少了溃决的可能性。这次修筑大堤，固定了黄河第二次大改道后的新河床，是东汉以后黄河能够得到长期安流的主要措施之一。
其次是“理渠”，即治理汴渠。汴渠，联系黄河与淮河两大水系，是汉代，特别是东汉以后中原与东南地区漕运的骨干水道。经过认真反复“商度地势”后，王景为汴渠规划了条“河、汴分流，复其旧迹”的新渠线。即从渠首开始，河、汴并行前进，然后主流行北济河故道，至长寿津转入黄河故道（又称王莽河道），以下又与黄河相分并行，直至千乘附近注入大海。在济河故道另分一部分水“复其旧迹”，即行原汴渠，专供漕运之用。为了实现这个规划，王景等人开展了“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和“绝水，立门”等大量的工作。取水口位置是个关键问题。如果位置选择不当，要幺黄河北迁取不来水，要幺黄河南徙，渠口被淹，河、汴混流，汴渠淤塞。王景根据这个客观情况，吸取历史上的教训，采取了“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回注”的办法，就是在汴渠引黄段的百里范围内，约隔十里开凿一个引水口，实行多水口引水，并在每个水口修起水门（闸门），人工控制水量，交替引河水入汴。渠水小了，多开几个水门；渠水大了，关上几个水门，从而解决了在多泥沙善迁徙河流上的引水问题。这是王景在水利技术上的又一大创造。当时，荥阳以下黄河还有许多支流，如濮水、济水、汴水和蒗汤河等。王景将这些支流互相沟通，在黄河引水口与各支流相通处，同样设立水门。这样洪水来了，支流就起分流、分沙作用，以削减洪峰。分洪后，黄河主流虽然减少了挟沙能力，但支流却分走了大量泥沙，从总体上看，还是减缓了河床的淤积速度。这是促使黄河长期安流的另一重要措施。“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清除上游段中的险滩暗礁，堵塞汴渠附近被黄河洪水冲成的纵横沟涧，加强堤防险工段的防护和疏浚淤积不畅的渠段等，从而使渠水畅通，漕运便利。
王景这次主持的“筑堤，理渠”及其相应的工程设施，工程量是浩大的。黄河千余里，汴渠七八百里，合计约二千里的筑堤、疏浚工程，投资“百亿”钱。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