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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即开始第二期改革，改革的重点是改变鲜卑族内迁者原有的生活习俗，促进鲜卑族积极接受汉文化。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一·易鲜卑服装为汉服。太和十九年（495年）十二月甲子，孝文帝在光极堂会见群臣时，「班赐冠服」，这是易鲜卑官服为汉官服的具体执行措施。二·规定官员在朝廷上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并称鲜卑语为「北语」，汉语为「正音」。孝文帝曰：「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三十岁以上的鲜卑官吏，在朝廷上要逐步改说汉语，三十岁以下的鲜卑官吏在朝廷上则要立即改说汉语。如有故意说鲜卑语者，降爵罢官。三·迁往洛阳的鲜卑人，要以洛阳为籍贯，死后不得归葬平城。四·改鲜卑贵族原有的姓氏为汉姓，并定门第等级。所改之汉姓，以音近于原鲜卑姓者为准。如拓跋氏为首姓，改姓元氏，是最高的门第等级；另丘穆陵氏改姓穆氏，步六孤氏改姓陆氏，贺赖氏改姓贺氏，独孤氏改姓刘氏，贺楼氏改姓楼氏，勿忸于氏改为于氏，纥奚氏改姓嵇氏，尉迟氏改姓尉氏。这八姓贵族的社会地位，相等同于北方最高门第崔、卢、郑、王四姓。其它等级稍低一些的鲜卑贵族姓氏亦改为汉姓，其等第与汉族一般士族相当。此外，孝文帝还积极鼓励鲜卑的皇族和贵族与汉族士族通婚，藉以建立政治联姻，由是加强汉族与鲜卑族的民族融和。
改易风俗与民族融合
班俸制代替断禄制。北魏官吏原无俸禄，中央官吏按等级得到战争中获得的财物、隶户。地方官吏只要上缴额定的租调，就可以任意搜括、贪污，旧制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谷二十石。有的州县只产麻布，因此，又令每户出帛一匹二丈，存放州库，作为官府委托商人调换布帛之用。有的商人籍此渔利。公元484年魏孝文帝下诏：“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蕳民事，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中规定：“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使开国以来形成的贪污之风有所收敛。
以三长制代替宗主督护制。西晋末由于北方长期战乱，基层行政机构瓦解，出现以宗法关系为纽带，集军事、政治、经济为一体的坞堡。坞堡主管辖着前来依附的中小地主，众多的农民，部曲佃客。北魏初实行坞堡主任宗主督护制，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公元486年开始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负责督察户口，催督租赋，征发徭役和兵役，推行均田令，从而健全了县以下基层行政机构。使国家从中央到基层的行政体制得以完善。
实行均田制。北魏时由于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很多农民又得不到土地，农民或转入私门，成为豪强地主的隐户，或亡聚山泽起义反抗。隐户增多，使国家税、赋减少。农民的反抗，动摇着国家的统治，为了缓和这一社会矛盾，公元485年孝文帝颁布了均田令：“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均田令是北魏初期在旧都平城实行的计口授田、畿内课田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均田令并没有触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其实质是在保障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束缚农民于土地，强迫他们垦种土地，以增加封建国家的租调收入和徭役来源。均田令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自耕农民对所耕土地的占有，一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也多少得到了一些荒田。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北魏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还颁了新的租调制，规定一夫一妇每年出帛一匹，粟二石；15岁以上未婚的男女14人，从事耕织的奴婢8人，耕牛20头，其租调与一夫一妇数量相同。由于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主的营私舞弊，一般农户的负担略有减轻。流散的农民被强制定居，许多荫户户口脱离了宗主豪强。国家纳税户口及租调收入增加了。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鲜卑祖作为一个民族虽然不存在了，但是已经和汉族融为一体，只不过改变了一个名称而已。
从长远历史观点看来：这段史迹只是北魏拓跋民族在中国活动的尾声，公元２２０年秦汉之“第一帝国”崩溃而隋唐宋之“第二帝国”尚未兴起时，这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再度统一做了一段基本的工作。而且在微妙的阶段内，又由一位有神秘性的女人作主。可见得历史的演进，有时令人莫测高深。只是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也不是当时人所能亲身预测。还待千百年后，由我们把一些表面看来不相关的事迹前后联贯，才得剀切。
汉亡之后３６９年，中国无法统一。当日人口总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移动，汉人的多数民族，不能与这自然所主持的力量抗衡。北方的少数民族虽擅长骑兵战术，却无法越渡淮水及汉水等处的水泽地区。并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能作为统一中国的表率。秦汉型的大帝国以官僚机构统治大量小自耕农，但分裂期间汉人的巨家大室和夷狄的酋领都自起炉灶，妨碍政府向全民征兵抽税的职权。加上各民族语言之不同，更造成了统一的障碍。
拓跋氏打破了这种僵局。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不是文化程度高，而是由于人文条件简单，可以从最基本的事业着手，并能以原始作风来解决问题，所以不期然的做了中国再统一的工具。
第二部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29节 六镇起义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曾经两次调动大军攻打南齐。由于南齐军民的抵抗，没有胜利。公元４９９年，南齐派兵攻打北魏。魏孝文帝带病抵抗，打退了齐兵。不久，孝文帝也病死了。魏孝文帝死后，魏宣武帝元恪继位，北魏又开始衰落。到了魏孝明帝即位，因为年纪太小，由他母亲胡太后临朝。胡太后是个专横奢侈的人。她相信佛教，认为佛法能减轻她的罪过。北魏的统治者，还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开凿石窟，建造佛像。在建都洛阳之前，他们花了三十多年时间，左云冈（在今山西大同市武周山）开凿大批石窟，有大小佛像十万尊以上。前前后后开凿了二十四年，花了八十多万人工。这些石窟和佛像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高度的雕塑艺术水平，但它也大大加重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负担。
六镇起义
北魏在北方边境设立了六个镇，派了将士防守。公元５２３年，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北）的匈奴人破六韩拔陵（破六韩是姓）首先带领兵士杀死镇将，发动起义。其它五个镇的兵士也纷纷响应。反对北魏的起义势力越来越大。由于北魏勾结北方的柔然族人共同镇压，六镇兵士的起义失贩了。
北魏政府为了防止六镇兵民的反抗，把起义失败的六镇兵士二十多万人都押送到冀州、定州、瀛州（治所都在今河北）。这些兵士哪里肯受魏朝的奴役，在冀州，又燃烧起起义的火焰。鲜卑族的葛荣率领起义军，进攻瀛州。北魏政府派章武王元融为大司马，广阳王元深（中元琛是两个人）为大都督，发动大军镇压。那些只知吃喝玩乐的贵族哪里会打仗。葛荣起义军到了博野镇（今河北省中部），就派出一支轻骑兵偷袭元融的大营。元融没有防备，被起义军杀了。元深听到元融被杀，退到定州，也被葛荣的骑兵俘虏了。葛荣把各路起义兵士都合在一起，号称百万，准备向洛阳进军，声势浩大。这时候，秀容（在今山西省）有个部落酋长尔朱荣，手下有八千强悍的骑兵，专门和农民军作对。北魏孝明帝就利用尔朱荣的兵力来对付葛荣。
葛荣认为尔朱荣人马少，容易对付。他把兵士在几十里的阵地上散开，准备围捕尔朱荣。想不到尔朱荣把兵埋伏在山谷里，发动精兵突击，把葛荣的兵士冲散，再前后夹击。起义军遭到失败，葛荣本人也被杀害了。葛荣起义失败后，北魏内部也发生大乱。
北魏分裂
高欢不仅有一个“贺六浑”的鲜卑名字，还娶了一个鲜卑贵族出身的娄昭君之后为妻。他实在是一个鲜卑化了的汉人。北魏正光四年（523年），北方爆发六镇戍卒和各族人民的大起义。高欢认为时机已到，便带着个人野心，先后参加了破韩拔陵、杜洛周、葛荣等领导的起义队伍。在义军中暗集死党，窥测时机，发展个人势力。后来，他看到契胡酋长尔朱荣势力强大，便与死党尉景、段荣等叛离义军，投奔尔朱荣，并很快赢得尔朱荣的信任，取得亲信都督（尔朱荣卫队长）的职位。永安三年（53O年），魏孝庄帝诱杀尔朱荣于洛阳，高欢乘尔朱氏混乱之机，说动当年被尔朱荣兼并的六镇起义军二十余万众军民归顺自己，并把他们带往河北，，这二十多万之众的六镇兵民，遂成为日后高欢起家的政治资本和军事力量。
第二年，即北魏普泰元年，高欢率众进据冀州（今河北冀县），笼络当地世族地主，利用民族隔阂，煽动反尔朱氏情绪，一时人声鼎沸，势力陡增。永熙元年（532年）三月，尔朱兆率二十万大军进攻高欢。高欢以逸待劳，以少胜多，重创尔朱军，乘胜进据魏都洛阳，成为实际控制北魏政权的“太上皇”。这年的七月，高欢攻克晋阳，彻底铲除尔朱势力。在晋阳建立大丞相府，定居晋阳遥控朝政。从此，高欢及后来的北齐历代帝王，刻意经营晋阳，使晋阳成为北魏、东魏、北齐三代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史称“霸府”。
永熙三年（534年），北魏孝武帝不甘作高欢傀儡，高欢兵进洛阳废其帝位，另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史称东魏。另一军阀宇文泰率领自己的部众西入潼关，亦拥立元宝炬为帝，史称西魏。北魏遂告消亡。中国北方也从统一走向分裂，但是这种分裂是暂时的，不久，宇文泰的后继者就会统一北方，再统一中国。
第二部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30节 周武帝灭佛
自西晋末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我国北方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在镇压汉人等各族劳动人民的同时，他们都极力利用佛教，宣扬佛教是胡人之神。因此，佛教在中国北部广泛地传播开来。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末年，仅京城洛阳（今洛阳市东北12公里）就有寺院500多座。神龟元年（518年）时，“寺夺民居，三分且一”。武泰元年（528年）河阴之变，王公朝士多死，“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至东魏末年，略而计之，全境有寺三万有余，僧尼达二百万。道教在北魏、东魏时也很受朝廷的重视，并有很大的发展，道观、道士之教远不及佛寺、僧尼。
北齐时，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20公里漳水上），也是佛教的中心。据《历代三宝记》记载：城内有寺院4000所，僧尼共8万人。全境寺院、僧尼之数不减东魏末年。由于佛教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敬仰和提供各种优越条件。
佛教威胁政权
但是佛教、道教势力的扩张，不仅损害了政府的税收与徭役、兵役，也妨碍了世俗地主经济势力的扩展。佛教“捐六亲，舍礼义”，以及佛、道的虚幻想说等，都成了儒生的攻击目标。他们从维护中国正统文化的立场出发，极力攻击和贬低佛、道。刘昼称“佛是疫胎之鬼。”章仇子陁谓佛教是“胡妖乱华。”樊逊又更进一步。《北齐书·樊逊传》：天保五年（554年）文宣帝询问对佛教道教的意见时，逊答道：道教之“玉简金书，神经秘录，三尺九转之奇，绛雪玄霜之异，淮南成道，犬吠云中，子乔得仙，剑飞天上，皆是凭虚之说，海枣之谈，求之如系风，学之如捕影。……末叶已来，大存佛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昆池地黑，以为劫烧之灰；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变化无穷，置世界于微尘，纳须弥于黍米。盖理本虚无，示诸方便。……宁有改形易貌，有异生人，恣情放纵，还同俗物？”他称僧、尼、道为“左道怪民，亦何疑于沙汰。”只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袒护，佛、道二教在北齐的发展才没有受到影响。
在西魏、北周，佛教也很盛行。宇文泰就信奉佛教。他的继承人、北周的孝闵帝宇文觉、明帝宇文毓信佛更加虔诚，故佛教在其境内长盛不衰。道教也在这时迅速发展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