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较李斯所主张的〃天下无异意〃的文化专制主义更能有效地维护帝国的统一和稳定。
思想专制的结果从表面上看或许有助于消除言人人殊的混乱现象，有助于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但其实际后果则势必加重思想异端的潜流与再生，使政权的权威严重下降，信用极度减低，合作者越来越少，离心者越来越多。因此，当政府一旦遇到风浪与挫折，这些原本可以与政府同舟共济的人则势必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促使政府的危机和崩溃。我们看到，在秦末混乱的政治局面中，之所以有那幺多知识分子如郭沫若在《秦楚之间的儒者》中所分析的那样义无反顾地投奔〃革命〃，其根本原因也只在秦王朝试图统一意志的文化高压政策。儒者既然连正常的职业都被剥夺，那幺还怎能指望他们与政府合作同舟共济呢？此点也诚如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所分析的那样，〃及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木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民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戌，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之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这便是秦文化高压政策所导致的政治后果。
然而，秦王朝的统一成就毕竟来得太快，使统治者无法从容地选择一种思想作为根本的治国方略，固有的思维走势使他们觉得文化的发展和政治的统一没有什幺本质性的区别，于是便采取更为强硬的思想管制政策，于是便有矛头直接针对儒学的焚书坑儒两大虐政的发生。
以焚书坑儒为标志的秦王朝文化高压政策，其基本出发点无疑在于期望随着政治上的统一而统一文化，统一学术，以利于巩固和发展政治上的统一和稳定。这种政策固然能收一时之效，但从长远的观点看则是根本不足取的。上引侯生、卢生的私议所揭露的事实，以及他们不愿与政府继续合作的实际行为，已充分表明秦王朝文化高压政策在知识分子或博士、儒者心理层面所投下的巨大阴影。整个社会普遍畏惧以言获罪，举国上下都在看着最高统治者一人的脸色说假话，那幺，这个政权还怎能有希望呢？
作为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子发现了问题而俱死不敢言，固然是知识分子的失职。但从秦王朝的文化政策来检讨，则是文化高压的必然结果。更有甚者，这些原因与结果互为交织，恶性循环：文化高压引起知识分子的离心与不合作；知识分子的离心与不合作，激化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政府必然采取更严厉的高压政策；政府更严厉的高压政策则又必将导致知识分子更加离心乃至反抗。……如此循环不已，最终只能是政府自食其恶果。焚书引发侯生、卢生事件，侯生、卢生事件引发坑儒灾难，以及由此二者所引发的绪绅先生往归陈王，都生动地说明了文化政策不仅仅关涉文化本身，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一个王朝，乃至整个民族的命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焚书坑儒在事实上究竟给儒学带来多大的灾难，但其本质确乎为一场文化浩劫，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最卑鄙、最黑暗、最沉重的一页。
第一部分 黄帝战蚩尤——中华民族的初步形成第13节 白登山之围
从战国到魏晋南北朝，匈奴都是困扰中原王朝的一个头疼的难题。而这种困扰，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并且派遣大军收复河套以后，从某种程度上似乎减轻了。但是情况随着秦末农民战争，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匈奴首领冒顿单于，在蒙古草原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军事政权，匈奴进入强盛时期。秦末汉初，匈奴趁机重占河套地区，并经常下掠夺，威胁中原。汉朝建立以后，公元前200年，匈奴骑兵向南进攻。刘邦挟胜利之军出击匈奴，反而被冒顿率领的骑兵围困在白登山，经过七天七夜，才得以解围，从此汉朝陷入与匈奴和亲的境地，被迫将公主嫁给匈奴；而从此以后几百年中，汉朝与匈奴的关系，深刻地影响了中原王朝的各个角落。这个战役就是白登山之围。
白登山之围
楚汉相争，匈奴就趁机一步一步向南打过来。汉高祖的时候，匈奴的冒顿单于（音ｍòAｄúｃｈáｎAｙú，冒顿是人名，单于是匈奴王）带领了四十万人马包围了韩王信（原韩国贵族，和韩信是两个人）的封地马邑（今山西朔县）。韩王信抵挡不了，向冒顿求和。汉高祖得到这个消息，派使者责备韩王信。韩王信害怕汉高祖办他的罪，向匈奴投降了。
冒顿占领了马邑，又继续向南进攻，围住晋阳。汉高祖亲自赶到晋阳，和匈奴对敌。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十月，刘邦亲率32万大军，攻打投靠匈奴的韩信，在铜靼（沁县一带）大破韩军，直追至晋阳，乘胜向北追歼。韩信败，逃奔匈奴部队。匈奴命左右贤王及王黄率兵占据广武至晋阳一带，阻止汉军北上。汉军再次将其追至娄烦地区。时正遇寒流，风雪交加，汉军战士有十分之二三手指被冻掉。刘邦想与冒顿决战，遂冒苦寒紧追匈奴不舍。
公元前200年冬天，天空下着大雪，气候特别冷，中原的兵士没碰到过这样冷的天气，冻坏了不少人，有的人竟冻得掉下了手指。但是，汉朝的军队和匈奴兵一接触，匈奴兵就败走。一连打赢了几阵。后来，听说冒顿单于逃到代谷（今山西代县西北）。
汉高祖进了晋阳，派出兵士去侦察，回来的人都说冒顿的部下全是一些老弱残兵，连他们的马都是挺瘦的。如果趁势打过去，准能打胜仗。
汉高祖还怕这些兵士的侦察不可靠，又派刘敬到匈奴营地去刺探。刘敬回来说：“我们看到的匈奴人马的确都是些老弱残兵，但我认为冒顿一定是把精兵埋伏起来，陛下千万不能上这个当。”
汉高祖大怒，说：“你胆敢胡说八道，想阻拦我进军。”说着，就把刘敬关押起来。汉高祖率领一队人马刚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突然四下里涌出无数匈奴兵
40万匈奴骑兵突然从四面八方把他们。包围汉军粮食断绝，又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无法脱身。高祖身边的谋士陈平打发了一个使者带着黄金、珠宝去见冒顿的阏氏（音ｙāｎAｚｈī，就是匈奴的王后），请她在单于面前说些好话。阏氏一见这幺多的礼物，心里挺高兴。当天晚上，阏氏对冒顿说：“我们占领了汉朝地方，没法长期住下来，再说，汉朝皇帝也有人会来救他。咱们不如早点撤兵回去吧！”冒顿听了阏氏的话，第二天一清早，就下令将包围网撤开一角，放汉兵出去。第二天清早，天正下着浓雾，汉高祖悄悄地撤离了白登。陈平还不放心，叫弓箭手朝着左右两旁拉满了弓，保护汉高祖下山。汉高祖提心吊胆走出了匈奴的包围圈，快马加鞭，一口气逃到广武。他定了定神，首先把刘敬放出来，说：“我没听你的话，弄得在白登被匈奴围了起来，差点儿不能和你见面
白登之围以后，西汉政府自知实力不如匈奴，汉高祖问刘敬该怎幺办？刘敬说：“最好采用‘和亲’的办法，”汉高祖同意刘敬的意见，派刘敬到匈奴去说亲，冒顿同意了。汉高祖挑了一个宫女所生就采取“和亲”政策，将汉朝皇室女子嫁给匈奴首领为妻，并每年向匈奴赠送大量的丝绸、粮食等礼物，以求得北方边境的暂安定。但“和亲”政策并未完全阻止匈奴贵族的南下掠夺。
后人感慨
白登山，今名马铺山，位于大同城东5公里处。西临御河，东接采凉山，南傍张同公路，北靠方山。“白登之战”距离今天虽有2000多年之历史，但作为游览古战场来说，还有很大军事价值，曾经吸引不少游客调古凭今。明朝宣大总督翟鹏来游白登山，感慨万千，赋诗名曰“白登山怀古”：
荒台犹有白登名，一望龙沙万里明。
尚想精兵围汉帝，翻怜奇计出陈平。
云中烟垒曾鸣镝，塞下山村有废城。
顾我临风怀古意，胡笳吹彻暮云横。
明朝大同知府魏大本游览白登山，抚今追昔，赋诗名曰“白登台怀古”：
迭迭冈峦处处村，君王遗迹向谁论。
战场一夕围兵解，汉垒千年故业存。
流水何心悲往昔，浮云随意变朝昏。
独余西北青山好，壁立金墉固塞垣。
第一部分 黄帝战蚩尤——中华民族的初步形成第14节 休养生息，文景之治
汉朝于公元前２０２年统一全国，分封异姓功臣为王者七国，同姓子弟为王者九国。又有侯国一百余。封侯只食邑，不理民政。王国则俨然独立，“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这只算是中央权力还没有稳定之前，“不为假王填之，其势不定”的临时办法。所以帝业一确定，刘邦和吕后，就用种种方法，去消灭异姓功臣。内中只有长沙王吴芮被封四月之后病故，可算善终，又四传之后无嗣才除国。其它或遭擒杀，或被逼而亡命于匈奴，统统没有好结果。
而吕后以女主专政，以吕产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吕氏封有三王，引起朝内大臣和朝外诸王嫉妒，酿成“诸吕之乱”。直到吕家势力被扑灭，文帝刘恒被拥戴登极，汉朝帝业，才算稳定。文帝在位２３年，传位于儿子刘启，是为景帝，在位１６年。这３９年，从公元前１７９年到１４１年，汉朝的政局，开始正规化。根据传统谥法，“道德博闻曰文”，“由义而济曰景”。文与景都是上好称呼。而刘恒与刘启间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年岁收成不好就下诏责己，又不大更张，一意与民休息。其恭俭无为，在中国历史上造成“文景之治”，是中国统一以来第一次经历史家称羡的时期。
文、景二帝先后统治了近四十年。据史书记载，由于经济的复苏，百姓人给家足，国家仓库中堆满钱粮，串钱的绳子日久而腐烂，粮食年年相积而陈旧变质。因此，国家财富盈溢，社会人口激增，出现一派升平景象。这种景象被后世史学家称誉为「文景之治」，它为后来汉武帝时的富强盛世，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静无为」
西汉之初，黄老学派的「清静无为」思想成了治政之主导思想。黄老学派亦即道家学派，该派把黄帝、老子尊奉为创始人，主张「无为而治」的统治术，认为治政者只要政治措施简单，不多生事端，老百姓就能安静下来而不会起来造反。高祖时就已推行「无为而治」，惠帝继之。到了文帝及其子景帝执政期间，进一步大力执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之政策。
“黄帝之学”与“老庄”学说总体上都是强调“虚”、“因”、“静”，即要求统治者在政治上“清静无为”，“无为而治”。当然二者也有不同之处，“黄帝之学”在强调无为的同时，也十分强调“刑”、“德”并用，是将原始道教学说中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加以延伸的结果。所以“黄老”政治的实行并不是消极的“无为”，而是一种统治策略的选择。在汉初的思想界和统治集团内部，一批鼓吹道家思想的人最终获得了皇权的认同，并使这个思想付诸实际政治过程，这无疑是有益于社会发展的。
对政治统治方式的干预在汉初并不仅仅是道家一个学派，提出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陆贾，其思想基本上属于儒家范畴，他同样也主张“无为”而治，说明儒家也在“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积极改变原始儒学中迂腐的部分，并与现实政治相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清静无为”政治路线的选择，不能完全归结为道家思想的影响，而是汉初统治者根据当时社会现实所做出的历史抉择，代表了社会大众的普遍要求。秦的暴政及战国以来的社会动荡不安是这种要求产生的直接社会基础，但普遍的社会要求并不能自动演化为现实统治者的正确思想。秦统一后的社会也是希望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但统治者没有顺应民意。暴政导致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王朝迅速灭亡。秦暴政的历史惯性在汉初依然存在，整个官僚队伍的素质与秦代没有大的差异，汉高祖对各级官吏“背公立私”提出过严厉批评。汉文帝策问晁错的题目即是：“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著名政治家贾谊指出：“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所以汉初统治者选择顺应社会的治国方针，是整个统治集团政策的重大调整，决不是消极的无为。
轻徭薄赋，发展生产。仅仅依靠“清静无为”的安宁政策并不能带来社会的真正进步。加快物质资料的生产并切实减轻人民的负担，才能给人民以实惠。刘邦即位后，秦代竭泽而渔的剥削方式在汉初得到重大改善。景帝时最终将田赋的比例定在“三十税一”，并成为定制。此外，口赋、算赋、更赋等赋税在文景时期也都获得不同程度的减轻。徭役曾是秦代暴政的象征，汉初统治者都十分节制使用民力。为了使百姓免受转送赋税之苦，文帝下令列侯不准居住京城，各自归国。文帝首开“籍田制”，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文景二帝还多次下诏救助灾荒，令郡国官吏务必重农桑，发展生产，并设“孝弟力田”奖励努力生产的农民。这些政策或法令对于社会秩序与生产的迅速恢复具有重要作用，使得封建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小农经济在汉初几十年中有了长足的进步。汉初还逐步调整盲目抑商的政策，使商人和商业流通发挥出服务社会的作用。文帝时又接受晁错“入粟拜爵”的方法，使商人提高社会地位的愿望得到满足，农民多余的粮食也有了出路。
蠲削烦苛，刑罚用稀。秦律的烦苛与残暴致使“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政治统治离不开法律，但严刑峻法只能导致社会人人自危，众叛亲离。文景时代的刑罚尽管不像史书所记载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