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起来，那也是相当下作，无所不用其极的。后来，弄得皇帝也受不了，叫苦连天，“上（唐文宗李昂）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于是，本是天平节度使令狐楚门生的李商隐，忽然跑到泾原节度使王茂元那里，成为上门女婿。而令狐为牛党，王为李党，党同伐异，是人性恶本质的必然，皇帝都摆不平这帮打红了眼的朋党斗士，像他这样虽然声名极盛，但仍须仰求乞食的诗人，为自己走错的这一步，当然，也未必就是完全错的这一步，不付出代价，行吗？
陈寅恪出于对诗人的同情，说出“此五十载词人之凄凉身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流万为可畏者也”的话来，为其诿过于当时之社会风气。其实，我觉得很正常，诗人也是人，也是饮食男女，也是性情中人，也是人间烟火之一员，也是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需求者。何况，作为一个中国文人，他能免了没起子的时候，能免了做没起子的事情吗？我是怀疑的。
因此，如果他有些卑鄙龌龊，有些投机取巧，有些急功近利，有些小人心肠，也是大可不必求全责备的。所以，诗人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所选择的这门错误婚姻，以及随后所付出的一生，我同情，也能原谅，但也无须乎为贤者讳。
顶多，为其惋惜，大师啊大师，前辈啊前辈，您的诗写得美妙绝伦，您的人却做得怎么如此一塌糊涂呢！
也许，大师未必时时刻刻都大师，未必没有不地道的时候，未必不做不地道的事情。我在文坛厮混大半辈子，目睹那些大师、亚大师、准大师、候补大师，有时比小人还要小人，比败类还要败类的。因此，李商隐的苦果，很大程度上是他自找。俗话说得好，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也是不必为之回避的。
现在弄不清楚李商隐为何要离开令狐楚家，投奔王茂元。
商隐幼而能文，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楚镇天平、汴州，从为巡官，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开成二年，方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调补弘农尉，会昌二年，又以书判拔萃。（《旧唐书》）
也许历史，只是让人看到一半，那是字面上的东西，另一半，隐藏在字面背后，是谁都看不到的。因此，前人所言“史无信史”，“尽信书不如无书”， 绝对为腐儒所深恶痛绝的看法，是有其道理的。而且，即使字面上的那一半，还有很大的存疑成分，更何况未知的，允许后人猜测、推断、想象的那一半自由空间呢？所以，新、旧《唐书·文苑传》里的《本传》，不过是诗人表面现象的描写，那首《锦瑟》，其中的暧昧情节，才是几百年来的文人学者搜索枯肠、费尽思量的所在。 “义山诗独有千古，以其力之厚，思之深，气之雄，情之挚。若其句之炼，色之艳，乃余事也。”（清·钱良择《唐诗审体》）他的这首“天鹅之歌”，其间隐隐绰绰可见的一个或者非一个的美丽女子的身影，也是古往今来难以磨灭的印象。宋·张邦基的《墨庄漫录》说：“刘贡父云：锦瑟，令狐？家青衣。” 宋·计有功《唐诗记事》说：“或云，锦瑟，令狐楚之妾。” 明·胡应麟《诗薮》认为：“‘锦瑟’是青衣名，见唐人小说。”明·周《唐诗选脉笺释》指出：“屠长卿注云：义山尝通令狐楚之妾，名锦而善弹，故作以寄思。”
李商隐的诗，以美不可言四字形容，最为恰当。其费解、深奥、晦涩、隐喻之处，往往人言人殊，不得要领。尤其这首《锦瑟》，从宋之苏东坡起，一直到近人钱钟书，历代文人诗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也有论者引用李的一篇《上河东公启》的骈俪短文：“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谓其艳情作品并无实指对象，而否定这首诗中欲言又止的浪漫思绪，吞吞吐吐的情爱胸怀。其实，河东公，即柳宗郢，是他的上司，要为丧妻的他续弦，还特地物色了一位乐籍女子。对这样的安排，诗人婉拒的这封信，谁都看得出来，不过是此地无银的信口关白罢了。
我才不信，一个不善浪漫、不擅情爱的文人，会写好浪漫和情爱？一个从无大爱，更无大恨的文人，会写出震撼人心的爱恨情仇？一个把性和泄欲画等号，把性和生殖画等号的文人，你能指望他写出比三级片更高一点的性文学吗？惟其如此，我才坚信，把爱写得那么绮丽，把情写得那么神秘，把性写得那么美妙，把女人写得那么灵动精致、呼之欲出的李商隐，难道不会因为一个名叫锦瑟，或者弹奏锦瑟的女子，而不得不与从他１８岁（公元８２９年，文宗大和三年）起，到２７岁（公元８３８年，文宗开成三年），追随了近十年的令狐恩公家分手，走自己的路。
所以他的这次出走，既有令狐少爷那忍无可忍的一纸逐客令，也有庭院深处漂亮女子擦拭不尽的泪水，和那具弦断柱裂的美人锦瑟，更有“十年京师，寒且饿”（李商隐《樊南甲集序》）的难耐反弹。因为文人者，在政客眼里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不会始终高看的。出于伙计对老板所给工资待遇的不满，遂有这次不得已而跳槽的决绝。更何况当时皇帝走马灯似地你上我下，朝臣贴烧饼似地变来变去，朋党之争纠缠得难解难分，胜负未卜的混乱格局中，良禽择木而栖，我李商隐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自己，而不头脑灵活，另觅主子，改换门庭，别开生面呢？
然而，他没有想到，他尽管很不得意，但也并非名不见经传的等闲之辈，在诗歌上，按唐·李涪《释怪》载：“商隐词藻奇丽，为一时之最，所著尺牍篇咏，少年师之如不及”，是位拥有极大成就的诗界领袖。在文坛上，据唐·裴廷裕《东观奏记》载：“商隐字义山，文章宏博，笺表尤善于人间”，也是位拥有极高声望的文学大师。因此，他的一举一动，影响视听，非同小可。这轻率的一步，前脚迈出去，后脚物议即至。在水火不容、冰炭难共的党争天下里，诚如陈寅恪所言：“不仅牛党目以为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
于是，他栽了，而且栽得很惨，结果，他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政治上，依五代刘常毒商剖椤匪矗且桓霰怀肮系模氨扯鳎榷衿湮扌小钡耐痘肿樱辉谌烁裆希巍づ费粜蕖⑺纹畹摹缎绿剖椤吩兀诖笾谘壑校且桓黾豢煽康谋氨尚∪耍肮畋∥扌校才朋兄保闪斯掷鲜蟆Ｕ庵旨推兰邸⒓涤呗郏胨谖难系募叱删汀⑹枇煊虻募笊斐傻那苛曳床睿顾硇氖艿匠寤鞯某潭龋上攵�
那时，我在大师的家乡，劳动改造，重新做人，是在丹河的河床中采集沙石，其苦可知。修建铁路隧道，需用混凝土，而且用量极大，不得不成年累月，站在河水里淘泥净沙，就地取材，以供搅拌，累到腰都直不起来。但我想到这位博爱县的先贤，在唐朝的日子，虽然身体所受的罪不如我重，但是，在精神上所受的罪，那可真是度日如年了。于是，无所谓垢辱，无所谓羞耻，无所谓低贱，更无所谓异类非人的我，比之不得不生活在唾弃他的人中间，不得不与视他为小人的人周旋的李商隐，我不禁宽慰自己，不免作阿Ｑ式的自我安慰，反正我是完蛋了，也不在乎再完蛋一回或两回三回，抱定这个宗旨，还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丹河的水，即使夏季，也是寒可彻骨，但我用不着像他那样，仰仗权贵，乞怜高门，巴结恩公，求全苟活，更用不着像他那样，谦卑恭顺，视人眼色，强作笑颜，小心行事。我的主张，既然做狗，就做死狗，做癞皮狗，做落水狗，绝不做摇尾乞怜，祈求恩典，俯首帖耳，奴颜婢膝的顺毛狗，叭儿狗。因此，听着那断断续续的悲怆怀梆，真为这位唐代的大师，不得不臣服于那些王八蛋，以求一口嗟来之食而悲哀。
命也运也，想想都替他累死了。
老实说，上帝不会给人百分之百，那些真正意义上的纯粹文人，不可能得到锦绣才华的同时，又得到巧言令色，圆滑世故，长袖善舞，吹拍钻营的本领。正如那些名利双收，左右逢源，春风得意，一路绿灯的作家诗人，总是写不出什么像点样子的作品一样。鱼和熊掌，是很难兼而得之的。李商隐，就是这种除了能作得一手好诗外，在现实生活中，一无能量，二无能力，到处碰壁，无不失败的人，不走运是他的必然了！
看他这份靠山山倒、靠水水干的简历，便知诗人这短促一生，该是何等倒霉的了。
文宗大和二年（８２９） 十八岁 入天平节度使令狐楚幕。
大和七年（８３３） 二十二岁 应举，知举贾悚不取。
大和八年（８３４） 二十三岁 入兖海观察使崔戎幕，不久，崔亡故，遣散。
大和九年（８３５） 二十四岁 二次应举，知举崔郸不取。
开成二年（８３７） 二十六岁 三次应举，经令狐楚力荐，登进士第。此年，令狐楚亡故。
开成三年（８３８） 二十七岁 应博学鸿词科，初试得中，复审除名，败出。赴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
武宗会昌三年（８４３） 三十二岁 王茂元病故。
宣宗大中元年（８４７） 三十六岁 再入桂管观察使郑亚幕。
大中二年（８４８） 三十七岁 郑亚贬循州，幕散，遣归。
大中三年（８４９） 三十八岁 又入武宁节度使卢弘止幕。
大中五年（８５１） 四十岁 卢弘止病逝，幕罢，回籍。此年，妻王氏死，困窘无奈，转投令狐？。被婉拒，入东川节度使柳宗郢幕。
大中九年（８５５） 四十四岁 因柳宗郢调回长安，幕散。
大中十年（８５６） 四十五岁 为盐铁推官。
大中十二年（８５８） 四十七岁 罢盐铁推官，不久病逝于郑州。
东奔西跑，南投北靠，四处碰壁，落寞蹭蹬，郁闷到４７岁的他，终于再也活不下去。情人飞了，老婆死了，朋友倒了，官职丢了，希望没了，前景完了，赌场情场，双双败北，也就只有悄没声地，独自恹恹而死。
一想到文人的命途多舛，谁也比不上四十年被人按住脑袋，不让抬起头来的李商隐了。所以，我从《锦瑟》第一句的“无端”二字，差不多可以读出一部中国文人的哀伤史。那些平白无故的灾难，变生不测的事端，祸从天降的惩治，猝不及防的凶险，毫无来由的迫害，平地风波的运动，别出心裁的整肃，大张旗鼓的镇压，无一不是突然间“无端”而来，让你招架不住，让你屁滚尿流，让你倒霉到底，让你不得翻身。因此，这首《锦瑟》，若与 “坎终身”的诗人际遇，一并吟味的话，前瞻后顾，上下求索，触类旁通，见微知著，说不定还会得到一种感悟认知、意会神注的新体验呢！
南渡衣冠欠王导
李国文
李国文：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其小说较早地以时空交错的宏大结构反思“文革”历史，反映改革开放。近年致力于读史随笔写作，见解精辟独到，笔锋犀利传神，深受读者好评；最近新出版有《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
一
最近，在南京发现了秦桧墓。
奇怪的是，这座近九百年的深埋墓穴，并无盗挖痕迹，却无棺无骸，空空如也。对此咄咄怪事，考古专家认为，恐系秦桧的一座假墓。若如此，显然秦桧本人也好，与其一丘之貉的儿子秦也好，为了怕日后清算者开坟剖棺，剔骨鞭尸，因而故弄玄虚，制造出混淆视听的这个赝品，以瞒天过海。
这倒也说明卖国贼的做“贼”心虚，真是既无聊，又荒唐的行为艺术。
历朝历代，都有这类自以为聪明，其实笨伯的统治者，都热衷给自己盖堂皇的墓，树巍峨的碑，锡以光荣伟大英明正确的褒谥，以掩饰昏庸无道、误国害民的罪恶一生，企图逃脱死后的审判。其实，这是办不到的，无论贤主，明君，也无论杀人狂，废物蛋，历史自有公论，与墓，与碑，了不相干。
包括文学界的一些名公，连滚带爬地追逐生前的不朽，身后的功名。其实，深夜扪心，无妨遐想，后世的读者，会买您的这份账么？正如我们现在早把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的显赫名家，统统扔到脑后一样。留得下来的，您不折腾，也会留下，留不下的，您再折腾，镜花水月，过眼浮云，大可不必那么累心费力的。
哄抬起来的虚名，将来，无非秦桧的墓，笑话而已。
秦桧两度为相，主政十九年，是一个仅次于宋高宗的掌权者。他的假墓，被挖掘出来，又一次将其嘴脸暴露于天下，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蹩脚的笑柄。因为这对愚父蠢子，当年琢磨出来的馊主意，其洋相，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应该说，当卖国贼，当汉奸，当假洋鬼子，而且还能当得出类拔萃，坏蛋坏出水来，绝非等闲之辈。就看看民国闻人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王揖唐，哪一位不是高智商？哪一位不是十八般武艺？以文化界为例，时至公元二十一世纪，为周作人嚣张其气焰者，为胡兰成涂抹以亮色者，仍鬼气拂拂，磷火幢幢，阴魂不散，余孽不绝。哪里像秦桧、秦父子如此傻不拉唧，如此低级趣味，以为搞这样一个假坟墓，就可以掩人耳目，实在是幼稚之至，浅薄之至。
由此，我认为，秦桧在中国奸臣行列中，前比不上蔡京、元载才智之高，后比不上严嵩、和权术之深，奸得很不高明，坏得极没能量。阮籍登广武曾经感叹过，“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反其意用之，也可以说：时无巨奸，遂使菜鸟出头。智商不高的秦桧，所以得逞，不过因为宋高宗赵构，比他更弱智而已。在中国，君庸臣贤，或君贤臣庸，老百姓的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