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看一下吗？”
元首已不再与他们在一起的最明显标志，是地堡里现在发出了令人兴奋的香烟的味道。希特勒禁止吸烟，但是现在他实际上已经不在了，地堡中所有的人都点上了一支放松一下。魏德林来到地堡参加他下午的例会，还没有人告诉他下午发生的重大事件。当他得知希特勒已选择了懦夫的行径解脱时，他心里非常烦躁。他回到了自己的指挥岗位上去解除他部下所立下的誓言。最后，大约是在晚上11点钟，拉登胡伯命令把希特勒和爱娃的残骸埋掉。
众神的黃昏（5）
4月30日下午晚些时候，我从元首地堡回到了阿克斯曼的战地指挥所，我不知道元首地堡中发生的巨变。阿克斯曼消失了大约2个小时，当他出现的时候，明显地有些心烦意乱。他用嘶哑的声音说：“元首已经饮弹自尽了！”我惊呆了，元首死了！真令人难以置信。
几乎在这同时，我脑子里想起了一个问题：“神秘武器怎么样了？”我现在有点惊慌失措，就像13年前我的父亲把我留在马路上驱车离开时的感觉一样，这次我没有哭喊。由于阿克斯曼非常心烦，我没敢提出这个问题。他伸手拿了一张纸，用左手在纸上草草写下一些东西。
我记得几个月前，我们曾被告知，神圣的上帝曾在1944年7月20日的一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阴谋中救过元首的命。假如有神圣的上帝保佑的话，他为什么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呢？看来这一切都是假的。
阿克斯曼让我去叫格特鲁德医生。她很快就感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她抓住我的胳膊并且一直抓着，直到来到阿克斯曼的办公桌前。我离开了房间，几分钟后我看见她哭着出来了。
她好像比我还要慌张，但是我们的工作还要继续。由于新伤员仍然不断地被送来，她需要另外的医疗用品，所以我再一次离开了。在这最后一次的任务中，我跑步穿过了爆炸产生的大火、呛人的浓烟和枪林弹雨。这时差不多已是午夜了，从我上次见到希特勒到现在为止还不到24个小时。我们发现了大批的苏军坦克，而且预计它们正在接近威廉姆斯大街和赫尔曼戈林大街，因此我改变了我的路线，穿过花园到达了紧急入口处并且通过了下层和上层地堡。我继续前进从地下到达了在新帝国党总部底下的防空洞。
战地医院所在的这个在新帝国党总部底下的地下室已经变成了一个肮脏的地方。盥洗室的水正在不断地往外流，人们不得不设法尽力寻找干净的地方。只有少量的清洁水，而且里面也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现在挤进来的这些人。勤务兵一个也找不到了，我必须要到这些天来到过的许多防空洞里去。它们就像是一个个动物园，孩子们在哭，大人们在相互厉声地指责。他们都是臭气熏天，粪便的味和汗味混杂着。
随后我在地下室见到了堕落的景象，到处都是夫妻拥抱的身影，一种世界末日的气氛弥漫在空中。几乎可以闻到对死亡的恐惧的气息——而且可能是一种非常强烈地对死亡的恐惧。可以听到沉默的抽泣声和急促的窃窃私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了希特勒的背叛。经常会听到剧烈的呼吸声，很难辨别出到底是受了伤的人因疼痛发出的，还是因为认识到了希特勒的所作所为而发出的。还有人们严厉的诅咒声和压抑的哭声，包括老人和孩子等所有的人都好像知道了笼罩着这座城市的恐怖形势。
我发现了两个没人照看的孩子。他们的妈妈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能再次见到他们的父母吗？他们在将要到来的攻击中的命运如何？在另一个角落，我听到一个小女孩说：“我们会离开这儿的，元首不会把我们丢在这种地方不管的！”她好像只有八九岁的样子，看上去比我的妹妹多尔特还要小。
“元首死了。”她的妈妈对她说，话语中带着恐惧和愤怒。
“元首死了？”小女孩回应到，露出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
“他把我们留给了共党分子，”她的妈妈激动地说，“元首抛弃了我们，仗打败了，敌人会把我们全杀光的。”
格特鲁德医生所需的用品一样也找不到，我两手空空从原路返回。我查看了一下元首地堡的接待室看看有没有急件要取，我从未见过的两位军官正在那儿，其中的一位大声对我喊让我离开，然后对另外一位军官说：“谁让这个坏小子进来的？”
希特勒青年团突击队的制服在希特勒的地堡中是不常见的，更何况那位军官因为离我太远而没看到表明我身份的勋章。
我从紧急出口离开了，最后一次从岗哨旁边经过。他们都没戴姓名标签，所以我不知道这些哨兵的名字。每当我对他们说话时，我都称呼他们的军衔。对于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就是“小伙子”，没有人像那位军官一样称我为坏小子，它有一种贬义的含义。我没有军衔，早些时候我曾被称为Melder，这是我最喜欢的称谓。
哈里·门格尔撒森在我等炮火间歇的时候也来到了紧急出口处，这时我有了一个询问的机会。格特鲁德医生想知道希特勒是如何被埋葬的以及埋在了什么地方。
“我认为是在那儿！”他毫不迟疑地指着花园里好像是弹坑的一个地方回答到。
“我们没有埋他们！”他说。他的“我们”一定是指普通士兵。我认为知道谁埋不埋希特勒无关紧要（后来哈里·门格尔撒森被苏联释放后承认他曾经挖过坟墓并且埋葬了希特勒和爱娃的尸体，是在3块厚木板以下1米处。他还说他们的尸体并未完全被火烧毁并且是很容易认出来的）。后来，我回去告诉了格特鲁德医生希特勒和爱娃两人共用一个坟墓，是一个弹坑，没做什么标记并且仍在冒烟。
她好像又一次受到了明显的震动，但是仍然继续她的工作。
我并没有告诉他，从升起的烟雾中，我看到了骨头，是伸出来的一只胳膊或一条腿。由于没有近看，那也有可能是一个金属管或其他类似没有被烧掉的东西。土壤看上去好像在冒热气，很明显，有人铲了些土盖住了烧焦的尸体，但是由于太少而没挡住冒出来的烟。
众神的黃昏（6）
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坟墓周围的环境看上去更像一个废品站，而不是一个花园。到处乱七八糟，爆炸的碎片、垃圾、石子、铁片以及几具没有埋葬的尸体。我还记得有一架水泥搅拌机和一辆被烧毁的汽车，它们身上布满弹孔。在党总部的花园里并没有发生肉搏战，死去了平民和士兵一定是炸弹或手榴弹造成的伤亡。
第十五章 地堡中的杀戮
地堡中的杀戮（1）
在我年轻的心里，我仍然不能理解希特勒为什么自杀。我的信念已彻底崩溃了，但是没有时间考虑，我得先想办法活命。
“元首为什么自杀？”我向阿克斯曼问道。
“因为我们的末日快到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显得有些恍惚。（战后阿克斯曼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书名是《它不会结束》）
我紧接着问：“我们的秘密武器在哪儿呢？”
“还没有完成。”他踌躇地答道。
这也成了胡言乱语，根本就没有秘密武器，甚至连V…2火箭也不生产了，一直吹嘘的V…3火箭根本就没有投入生产。原来还有希特勒的纳粹亚美利加式火箭的传闻，说这种火箭能够打到纽约市。这种火箭也不存在，它只是在纸上或少数纳粹科学家的梦想中。另一方面，美国不久后就有了原子弹，原子弹的研制已近完成。那时我们谁也没有听说过原子弹，而且我相信阿克斯曼对这种灾难性的武器也是一无所知。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场战争中开始感到自己被出卖了并且非常痛苦，十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直接迁怒于元首，他在我年轻的心灵中仍有某种奇怪的迷惑作用。阿道夫·希特勒死了，并且被埋葬了，但是他对我的这种影响使我仍然不敢提起他的名字。
“现在不会再有英雄式的死亡了，”我痛苦地对阿克斯曼说，“现在上帝会让我们灭亡！”
“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突围。” 阿克斯曼只说出了这话。
但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突围的可能性已变微乎其微，整个城市被苏军围得水泄不通。最普遍的逃跑路线就是离开党总部后穿过蒂尔加腾区，沿着康德大街和黑尔大街继续往西到皮切尔的多夫大桥——这座桥仍在希特勒青年团控制之下。这条路线是在希特勒自杀前，军官们的情报员走的路线。另一条可能的路线是向北越过魏登戴姆大桥，这座桥也正在希特勒青年团的控制之下。但是苏军很快就加紧了对这两个地区的控制，而且他们对北面和西面这两座桥的占领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但是，阿克斯曼仍然对突破重围与在柏林北部的希特勒青年团的余部会合抱有希望。他强调了这个计划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保守元首死亡，以及死亡的方式的秘密至关重要。事实上部队的士气十分低落，我们部队一直在勇敢战斗的惟一原因就是他们受到温克的第12军和伯西的第9军可能会来增援这座城市的影响。每个人都被告知苏联人在东面被击退了，而且他们正与西方面军作战，一旦这些假象暴露混乱将会随之而来。
但是过了不久我就发现保守希特勒死亡的秘密根本就不可能。希特勒已经死亡的消息已在外面要塞的部队中慢慢传开了，我是在给大厦送情报时发现这一点的。（情报说在纽科林，一队希特勒青年团被苏军的坦克消灭了。我那些没有被彻底消灭的勇敢的同伴现在都成了苏军的俘虏，他们不久后也会在苏联的劳改营里由于疾病而死去）
在党总部的地下室，逐渐临近的灾难进一步引起了人们被酒精燃起的最后一刻的兽欲。一位身穿后备军制服的女孩向我走过来抱住了我，她模糊不清地说：“你这个可爱的小家伙，我想生个像你一样的孩子。”她把手放到了我的铁十字勋章上。我感到她在亲吻我的耳朵，她的头发落在我脸上，我对她说：“我有任务。”我尽可能不冒犯地挣脱了她的拥抱。她哭了，“我不想被苏联人俘虏。”
但是我又能为她做什么呢？我为她感到难过，我感觉到了她的痛苦，而且我也感到了无助。我处在一群拥挤的士兵和平民之间，而且一个迷人的年轻女孩要跟我做爱，但是我已经有了安妮·玛利亚，她可能已经有了我的孩子。即使我死在柏林，我生命的源泉和生命的延续可能会在她所在的霍夫活下来。我的生命可能会结束，我的尸体会烧成灰被风吹到一个永恒的地方，但是我的孩子可能会活下来。
当我回到纳粹党总部的时候，格特鲁德医生的护士们也在讨论想怀孕的事，她们把它看作是某种保护或防范，其他人在讨论自杀而且说得毫不迟疑，任何胜利的想法现在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每个人都知道末日到了。
突围最初是在希特勒自杀的那个晚上计划的。但是当阿克斯曼在大约下午6点回到他的战地指挥所后告诉我说，我们的出发时间往后推迟24个小时。我们会在明天，也就是5月1日，星期二的下午10点后出发。我想知道为什么，阿克斯曼告诉我可能有与苏军和平谈判的可能。戈培尔和鲍曼已举行了一次会议，提出了与苏军和平谈判的建议。阿克斯曼和布格多夫将军以及克雷布斯、蒙克一起出席了会议。会议达成一致，他们应该尽快把戈培尔和鲍曼是德国新政府的成员，以及海军司令邓尼茨是新的国家首脑的消息传递给苏联领导层。假如苏联人答应让他们向北安全转移到邓尼茨在石荷州的指挥部，他们就召集政府并开始与莫斯科的和平谈判。
马丁·鲍曼当然有许多个人的事情要做。除了在希特勒的政治遗嘱中简单提到了他新的身份，但是随着他的庇护人的离去，惟一重视他的人已不在了。所有的权力现在都落在了在石勒苏益格苏尔施泰因州的那个新的国家首脑的手上。假如鲍曼能在邓尼茨知道希特勒已死的事实之前见到他，那么他至少还有些许的机会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但那只是一厢情愿，苏联人不会让戈培尔或鲍曼逃出他们的控制，而且任何和平的谈判也只能根据斯大林的要求进行。
地堡中的杀戮（2）
但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推迟突围的好借口，我们都是山穷水尽了。我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而且在过去的两天里好像每时每刻都在急速地活动，其他人也是一样。我们在这种可怕的状态下，没有人的体力还能支撑着跑出去几百米。我们都接到命令要尽可能多地睡觉。
就在我们致命的敌人凶恶地像老虎撕裂猎物一样对我们进行打击的情况下，我们接到的命令竟然是睡觉，但是我们没有几个人能睡得着。部分原因是害怕，我们都认为我们不久后会死去，而且我们许多人不会很快地无痛苦的死去。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苏军离我们是多么近，有时他们的弹幕射击的密集程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而且还在不断的加剧，迫击炮和大炮，密集的卡秋莎火箭和无休止的机枪射击。每个人脑子里都有求生的念头，都在向上帝祈祷。在这紧要关头我们是多么迅速地求助于上帝啊！我很羞愧地说当时我已不再想我的同伴而是开始考虑自己了，我想知道是否能逃过其他人已命中注定的命运。
我很快就打消了这种念头。我那时还没有停止抵抗举起双手向苏军投降的念头，我必须听从命令，参与突围希望能够活下来。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小时候当我祈祷上帝的宠爱时，她曾劝我要向上帝致谢而不是祈求。在这天晚上接下来的时间我仍然没有睡觉，但是我已经停止祈祷了，不求上帝救我的命了，而是自己想办法做些能让我活下来的事情。
我脑子里想起了童年时候的一些事情。西里西亚美丽的森林，和妈妈一起采摘浆果，带着我的狗散步，我可爱的小鹿，我亲爱的祖父母，甚至那曾经让我失望的父亲我现在也想让他高兴。哈思目前在什么地方？我非常希望他能和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