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国电台工作，这个电台是约瑟夫·戈培尔重要的宣传机构之一。
不过那都是后话了。我最初的快乐记忆都是关于乡村和森林。我的童年时光就像格林童话一样美好。我有3个姐姐安吉（Anje）、奥娣（Ute）和多尔特（Dorte）； 我很爱她们，后来我又有了2个小弟弟乌尔夫（Wulf）和乌尔里希（Ulrich），1个小妹妹安吉拉（Angela）。纳粹党积极鼓励德国女性多生孩子，为帝国生儿育女被视为一种爱国行动，国家出台了各种各样鼓励生育的奖励措施，生孩子多的家庭还能得到特别徽章。我母亲就曾得到过一个圣母十字架，而且，作为对她的奖励，帝国还专门为我们家指派了一个保姆，帮助母亲带孩子。我祖父与马丁·鲍曼（后来的纳粹党秘密警察头子）的妻子娘家是朋友。鲍曼太太生了10个孩子，最大一个孩子也起名叫阿道夫，与他的教父希特勒同名。每当祖父想到葛达成人后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生儿育女上，他总是会说：“这可怜的女人”。
有一阵子，我们家住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堡里，周围数公里都是郁郁葱葱的绿树。这个城堡更确切地说是一个高墙围绕的带庭院的庄园。不过，我们的生活并不富裕，这所房子实际上属于一个在外任职的军官，我们只是暂时借住而已。后来，我们搬到森林里更远的地方。我早年记忆最多的事就是和母亲一道摘浆果，或是和我最喜欢的狗索妮娅——一只瘦瘦的红棕色爱尔兰塞特种猎狗——一起在林中散步。我们家还有两只波音达猎狗； 叫做托尔和托勒夫。
有一阵，我甚至养了一只宠物鹿。它在某个下午出现在我们家院子里。我先是听到一阵柔和的铃声，于是跑到窗口往外看，一眼就看到了它——头上长着长长鹿角的雄鹿。铃声是挂在它脖子上的一个金黄色项圈上的铃铛发出来的。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我从未如此近地看到过一头活鹿，而且还是在我们家院子里！而且它还带着一只金色的项圈！我走到屋外，雄鹿安静地注视着我，它没有跑开。我伸出手抚摸它。后来这头鹿成了我的宠物，甚至我们家的狗都不驱赶它。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从那以后，这头鹿成为了我们家庭的一分子。
我非常爱我的母亲和祖父母。我的祖父和我们一起生活，他是一个非常和蔼的老人，睿智而且知识渊博。他一生有两大热爱：其一是蒸汽机车——这种热爱虽然比较幼稚，但是蒸汽机车的出现仍然是他所在时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其二就是腓特烈大帝。伟大的弗雷德里克是祖父的偶像，而且我发现，不仅是我自己，很多德国人也很崇拜他。在孩提时代，这个未来的普鲁士国王由于柔弱似女性的气质而受到父亲的轻视。但是后来，伟大的弗雷德里克用过人的领导才能征服了所有人。他是一个仁慈的君主，非常有远见，积极推进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弗雷德里克的思想对祖父形成了很大的影响，祖父经常背诵这位国王在1757年洛伊滕会战前的著名演说给我听。弗雷德里克的演讲慷慨激昂，非常鼓舞人心， 面对高地上围攻的两倍于己的敌军，他通过演讲将勇气灌输给将士们。在演说词的末尾，国王宣布：“明天这个时候，我们要么击败敌人，要么光荣牺牲！”纳粹党人，特别是纳粹神话的缔造者约瑟夫· 戈培尔经常引用弗雷德里克的传奇生涯，特别是当德国的敌人在实力和规模上变得越来越强的时候。我深深地爱戴祖父。他从来不会因为我提的问题而生气，相反，总是用一种我幼小的脑袋能够理解的方式回答我提的问题，他点燃了我对知识的长久渴望。
恶兆（2）
另一方面，我与父亲的关系却很不明朗。父亲非常暴躁，总是认为我太怯懦。我总是试图讨好他，却总是失败。我记得，母亲总是把我的摇篮放在祖父汽车的前排座椅上。那时，我已经有3岁了。父亲开着祖父的车，我们一家子打算去乡下郊游。突然间，就像每个孩子都会做的一样，我哭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父亲很显然被激怒了。他命令我闭嘴，我没有做到。父亲于是停下车，下车走到我母亲座位一侧，试图从母亲手中夺过我。母亲竭力阻止他，没让他得逞，母亲的眼里满是泪水和痛苦。于是，父亲把我俩都拖下车，然后径直上了车，重重地关上车门，开车扬长而去。汽车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线，我还站在原地，呜咽着，喘息着，惊惶失措着。不过，父亲最后还是回来了。
“现在你知道了吧，这就是爱哭男孩的下场！”他冲着我咆哮道。
我试图停止哭泣，但是没能做到。我继续抹着眼泪，母亲则把我搂得越来越紧，试图盖住我的抽泣声。于是，父亲开始朝着母亲发火了，“如果你不能让他停止哭泣，我马上再把车开走！”父亲的确那样做了，我和母亲只好步行回去。父亲的心肠很硬，我这一生一直让他失望，直到终老。他经常会因为我撒谎和其他小事情而鞭打我。
我很爱祖母，她总是故意做一些让父亲冒火的事情，还很爱吹嘘家族的贵族血统，不过我猜想，她可能只是贵族的远房旁系，但是祖母很为自己拥有哥达年鉴（欧洲贵族的“圣经”，能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是非常势利的一种价值体现）而自豪。每当她在报纸上看到或者在和人谈话中听到一个新的名字，祖母总是要翻一翻哥达年鉴。当希特勒任命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为外交部长时，祖母不以为然地说，他不过是一个香槟酒推销员。
“嘘，”她轻蔑地说，“他只不过是个暴发户。”
“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安静一点！”父亲按捺着嗓门提醒她，生怕别人听到。
祖母类似的评论经常让父亲恼火。我以为，父亲生怕祖母那张嘴把他卷进和纳粹党的纠纷中。贵族论在纳粹时期完全不时兴了。贵族们被视为纳粹国家社会主义论的头号阶级敌人。尽管父亲经常喜欢吹嘘，但是他很少提到我们杰出的祖先。
父亲是汽车推销员，业余时间还兼做驾驶教练。他和祖父曾经有过奔驰汽车的经销权，但是他们接手不到1年以后就破产了。父亲将生意失败怪罪于一个犹太商人，说对方欺骗了他。父亲从未明确解释过事情的经过，但直到临死前他还坚持认为被这个犹太商人骗了。
一天， 我听到祖母斥责父亲：“犹太人也是人！”
我不太清楚这次对话的全文，也从未遇到过一个犹太人。当我问祖母，这场争论是怎么一回事时，她只是说，“我不想再提这件事了。”直到几年后的“水晶之夜”，我才意识到犹太人在德国的命运。争论还是关于父亲的奔驰汽车经销权，父亲愤愤不平地责怪犹太人，祖母于是说，“犹太人的确是经验更丰富的生意人。”她的评语让父亲火冒三丈。母亲在战后告诉我，“他当时资金不足，时局也不稳定，加上他没有多少生意经验。”
慈祥的祖母教会我祈祷并且带我去教堂。我喜欢上教堂，听大家一起说“阿门！”听上去很像在念我的名字。一天夜里，我念完了晚祷词，祖母问我祈祷的内容。圣诞节就要来了，我告诉她，我祈祷得到很多礼物。她批评了我，说我不应该只为自己祈祷，而应该为他人祈祷。祖母说，上帝抚育了我们，让我们生长并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用完全依赖于他的存在。我将永远记得祖母给我上的这一堂课。
家里失去汽车经销权后，日子更艰难了。父亲再次成为了汽车推销员。在当时，推销员要负责将汽车开到顾客家里，所以，父亲经常不在家。不过，他不在家时，我一点都不想念他。
父亲还应该对我的一个记忆创伤负责。一天早上，我醒来后，发现那头鹿不见了。我四处寻找也不见踪影，最后，我们发现它被人杀死在树林里，偷猎者为了鹿角杀了它。我深受打击。鹿脖上有铁丝勒过的痕迹，鹿角已被人砍走。偷猎者还拿走了它的金色项圈和铃铛。当我把父亲带到鹿的尸体旁时，我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父亲让我帮他一道，一人抬一条鹿腿，把鹿拖回家。第二天，这头鹿被挂在地窖的屠宰钩上，肚腹已被剖开，内脏也已经被清除掉了，父亲预备教我如何剥鹿皮和切分鹿肉。我看到这幅场景，恶心得呕吐起来。父亲骂我太懦弱，他告诉我，屠宰动物是很有男子气概的一件事。为了好好地教育我，父亲预备让我杀一次鸡。
我十分害怕，但父亲坚持要递给我一把切肉刀，命令我开始干活。结果，我把差事搞得一团糟。我左手使劲捏住鸡翅膀，右手努力将鸡头按在案板上预备剁下去。我根本捏不住鸡，非常害怕，以至于在斩鸡头的时候闭上了眼睛。这只鸡的肌肉猛烈抽搐着，翅膀抖动得非常厉害，我吓得松开了捏着鸡翅膀的手。这只没头的鸡从我身上掠过，然后掉在地上断了气，从断头处流出的血洒了我一身。我吓得不轻，迅速跑开了。因为我的胆小，父亲再次训斥了我，他轻蔑地说我像女孩子一样。
恶兆（3）
这堂关于刚毅的教训发生在1934年，正好是希特勒上台的第二年。
我就读的学校有一个驼背小孩，名叫鲁迪。我和另外两个同学经常捉弄他，以欺负他为乐。他没有一个朋友。有一次我们和他打了起来，根本没料到他会反抗，但是他不仅反抗了，而且还打赢了我们3个人，把我们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身上到处都是抓痕。我的鼻子还被打出了血，衬衫上沾满了血迹。我们的老师是一位脾气温和的中年男子，他不是那个时代期望的标准老师形象——强硬的独裁者。老师将一枝竹鞭递给鲁迪，而且命令我们3个俯下身去。
“在每个人屁股上打12下。”他对驼背小孩说。
“我不能这样做，”鲁迪说，“他们还会再打我的。”然后，他把鞭子还给了老师。
我感到非常窘迫，至今仍然记着鲁迪的话。后来，老师把我们都送回家。当我把经过告诉母亲后，她急忙骑上自行车出门，到鲁迪家去道歉。当我父亲得知这一切后，他再次狠狠地揍了我一顿，因为我参与了一场三对一的打架。他骂我是个懦夫，然后命令我早点上床睡觉。
鲁迪和我却因此成了朋友。他也喜爱小动物，他的房间就好像一个动物园一样，摆着金丝雀、热带鱼、小白鼠和一只金色的小松鼠。他还有一个养着几条蛇的玻璃容器。鲁迪的理想是当一名兽医。但是让我大惑不解的是，他的父母虽然为他买了这么多宠物，还帮他饲养，却一点也不赞成他的这个理想。我至今都记得鲁迪的父亲如何激烈地反对他的想法。鲁迪的父亲加入了冲锋队，冲锋队俗称“褐衫队”。
当时在德国有大约50万人是褐衫队成员。冲锋队是在德国一战战败后发展起来的众多准军事力量之一，受恩斯特·罗姆（Ernst Rohm）上尉领导，而且得到了纳粹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激烈反对犹太人，宣称要“为德国的革命事业”奉献力量。希特勒曾经试图将褐衫队完全纳入纳粹党，但是他很快就看到，罗姆的这个组织对希特勒自己的地位构成了威胁。希特勒于是转而拉拢希姆莱的党卫军，党卫军曾经隶属于冲锋队，在臭名昭著的“长刀之夜”最终取代了冲锋队的地位。身着黑衫的党卫军最早是一支不到200人的希特勒私人卫兵队，在希姆莱的领导下，这支卫兵队迅速发展成纳粹帝国中的庞大组织，他们鼓吹“捍卫纳粹民族主义思想的具体化体现”，并且将该政权对其他种族的嘲弄转化为积极的行动。
鲁迪的父亲告诉他：“你最好呆在学校，学一门合适的手艺。”这在当时是很奇怪的想法，因为绝大多数蓝领工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受高等教育，当时纳粹民族主义积极宣传打破阶级差异。但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明白鲁迪的父亲大概已经预见到，那些身体不合格、肢体不健全和智力发展不完全的人都得不到继续深造的机会。或许，甚至更糟糕的是，他们将被送进专门机构。我们这些孩子对1935年开始执行的《遗传健康保护法》一无所知。但是身为冲锋队员的鲁迪的父亲，应该已经听说过这个法案，他觉得，鲁迪能够幸免于难的惟一途径就是老老实实地做个手艺人。但是值得讽刺的是，所有人都知道，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就是一个瘸子。畸形的背部并不是具有破坏性的遗传疾病，但是一个高耸的驼背相当引人注目。
我的父母参加了“漂鸟运动”，这是一场回归大自然的运动，类似于登山联谊活动，是由一群爱国者发起的，希望藉此将欧洲的德国人团结起来。这场运动恢复了各种民间舞蹈的仪式和节日，大举庆祝夏至和冬至的到来，后来这场运动发展成20世纪20年代德国最盛大而浪漫的青年活动，吸引了未来的军备部长和希特勒御用建筑师阿尔伯特·斯佩尔的加入。早在希特勒式敬礼盛行德国之前，漂鸟运动的成员们就已经开始呼喊“嗨”来相互问候，“嗨”表示欢迎或欢呼。
这个组织的成员最初在德国境内徒步旅行，后来逐渐拓展到几个有德国人定居的欧洲国家。这个组织的年轻人和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德国青年一样，将联络祖国以外的德国人作为一种使命，拓展文化交流并推行民族主义。由于几个世纪的移民，德国人在国外的定居地有些以前就是德国的属地，而另外一些定居地则散布于苏联、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和巴尔干半岛国家。我的父母拜访过罗马尼亚境内的撒克逊人和斯瓦比亚人，这两个民族的人早在12世纪就已经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两地定居。尽管这些在海外定居的德国人仍然保留了对德语、德国文化和习俗的坚持，但是他们对祖国的奉献精神和对民族主义的感情并不是像想像的那么明确。后来，许多海外定居的德国人也支持了希特勒的行动，借此来加强自己与德国的联系，他们把这种支持看作是一种荣誉和对传统的尊重。他们认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