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官们作为奢侈享受用，而绝大多数民众的消费水平一直处於极低下的程度。在重本抑末的国策支配下，不仅工商业属於“ 末作 ”、“ 末事 ”，而且科学技术往往被视为“ 奇技淫巧 ”而加阻遏。这就使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呈现畸形发展的状况：一方面有曾经领先於世界的造纸法、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 四大发明 ”；另方面工商业的不发达，却使社会基础极为薄弱。西方古代的某些科技发明虽比中国迟，但后来工商业发展的要求却导致产业革命与海外扩张，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奠下基础。而中国的罗盘后来却用作看风水的堪舆，火药则以燃放节日鞭炮或焰火而有名。 重本抑末的政策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给后世留下一个极端落后的农业基础，造成全民族悬殊的两极分化。社会阶层两极分化的严重，是中国民族（尤其是汉族）历史的特点之一。一方面上层具有高度物质、文化享受，另方面下层却非常贫穷愚昧。以主体民族汉族而言，即缺乏比较平均，统一的全民族文化，民族内部上下层之间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差距过於悬殊。乍看起来，中国缺乏希腊、罗马那样发达的古代奴隶制以及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中国农民的生活境况与人身自由程度似乎不低，其实情形并非完全如此。古罗马的奴隶地位固极低下，但在自由民中，贵族与平民的差距似不比中国大。后来随著奴隶、隶农与农奴的 “重本抑末”评析 203 先后解放，欧西国家上下层的文化水准及生活程度差距便比东方国家接近，而举族一致的民族、国家在文化发展方面自较易奏效。中国自古以来，农民表面自由，但实际上其遭遇并不比欧洲古代隶农、农奴好多少。他们数千年来所忍受的非人待遇，同帝皇、贵族们的奢侈享受相较，实有天壤之别。因此，古代中国虽有惊人的世界先进发明、中国的武器也可进入世界的前列，但小农经济却千百年来依然故我，而这种根深蒂固的落后基础，一时是难以迅速改变的。中国民族两极分化的严重，中国下层民众生活的极端极下，既是重农抑商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也是历代王朝蓄意制造的恶果。众所周知，愚昧与专制乃密不可分的一双“ 夥伴 ”。在一个充满文盲的农民国度，要消灭国家垄断、官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此，历代统治者一方面在罪孽的挥霍中耗尽祖国的脂膏，一方面极力使广大民众维持在仅足糊口的田地。这样，农民因有口饭吃而不会起来造反，因没有文化也不易被煽动造反。当然，历史的发展往往超越了历代王朝的主观愿望，一次次的农民起义发生了，但新建的一个个王朝依然采用前代“ 行之有效 ”的国策。於是，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长期保留下来，专制中央集权王朝一再被推翻又一再被重建。这个千古之谜始终令人梦绕魂际，百思而不得其解。对农业民族传统的继承或批判数千年来，中国一向以悠长久远的“ 黄河——长江文明 ”而驰名全球。中原的河川——平原文明使中国成为古代四大文明古国；历代的“ 重本抑末 ”，使中国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缔造了灿烂的文化；长期的“ 以农立国 ”，使中华民族成为最先进最发达的农业民族。但是，历史只能证明过去。只有认真研究历史，才能鉴古而知今，认识现在，展望未来。为此，必须对历史传统进行理智的分析，继承优秀部分，批判乃至摒弃不良因素。摆在面前的，是如何使一向 204 以农业为根基的大国，比较顺利地步入工业化、现代化的途程，取得绝不比其他民族逊色的傲人成就。在漫漫长路中，肯定会遇到无比的艰难、困苦、曲折、牺牲。不过，历史是不能戴著玫瑰色的眼镜来观察的，过去它曾伴随著可怖的暴力和无数人的血、汗而发展，未来它或许将伴随无数人的眼泪而继续前进。为了改变中华祖国的命运，我们既要认真探索自己民族的历史传统，也要对外国的历史进行研究与借鉴。有时对中、外古今之历史，展开一些比较性的研究，是饶有兴味的。回顾各国走向共和及工业化的历程，无论在欧洲或亚洲，都各有一个小岛国及毗邻的大陆国作为不同的模式，而且颇有相类之处。这就是：欧洲——英国与法国；亚洲——日本与中国。在欧洲，岛国英国最早走向资本主义，但长期保留君主立宪制；而欧陆上的法国原来专制传统浓厚，比英国迟一个半世纪才发生民主革命，但却很快宣布实行共和。不过，十九世纪末的法国仍被人称为“ 没有皇帝的帝国 ”或“ 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在亚洲，岛国日本最早走向资本主义，但也同样长期保留封建仪表——君主立宪；而具有数千年帝制历史、专制传统冠全球的中国，居然在二十世纪初消灭帝制、宣布共和。1989年初日本明仁天皇继承裕仁登基时，还依据《尚书．大禹谟》的“ 地平天成 ”和《史记．五帝本纪》的“ 内平外成 ”，确定是年1月8日起以“ 平成 ”为年号；而《尚书》、《史记》的故乡中国，却早已采用公历来纪年了。欧陆的法国与东方大陆的中国，为甚麼会较早宣布共和？也许出於事物惯常的“ 矫枉过正 ”的规律，帝皇制度因为太长太强太顽固，导致一种强烈的不满、厌恶情绪，以致遭到整个民族的唾弃。而日本、英国这两个岛国，虽然迄今保留著君主立宪，但其经济、科技之发展都颇有可观，这或与它们国小易治、面向海洋、商业传统等等因素有关。大陆国家如假以时日，迎头赶上，其地大物博、文明悠久等优点将会大显身手，前途未可限量。总之，研究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从其历史传统及现有基础出 “重本抑末”评析 205 发。中国的现在是中国过去的继承，中国的未来也只能是中国现在的发展，此外别无奇迹可期。面对中国历史老大难问题，多少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莫不扼腕叹息，深为吾土吾民命运多舛而黯然神伤。然则应当如何看待中国的历史传统呢？对於故国河山及父老乡亲又该持何态度呢？愚以为对民族文化之优劣理应持分析的方法，既要发扬优良的传统，又要正视严重的缺陷。不过犹如医疗脓疮、肉瘤一般，我们必须细心除脓割瘤，以免伤害到其他健全的肌体。一个人不但不能选择生身的双亲之家庭，也不能选择自己的祖国、种族，但作为儿女自不会嫌弃父母贫穷，不应嘲笑乡亲愚昧。因此，切忌把亿万农民都视同擅长“ 精神胜利法 ”的阿Q，更不宜把全中国人都贬为“ 丑陋 ”之民。黄河、长江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要说“ 河殇 ”，“ 殇 ”的只应是数千年帝皇专制传统之酷烈，而非黄土、黄水和黄皮肤。一个华裔可以选择外国籍，操最流利的外国语，获世界最高的奖赏，但他遍历全球却改变不了身上的黄皮肤，这是祖先、父母给予他的！因此，不论海内、海外，一切炎黄后胄都应世世代代为中华祖国的繁荣昌盛而贡献、贡献、再贡献！〔后记〕十年前，当我与同窗老友文华、梧桐二兄，在寒舍燕山南溟斋作所谓厦门大学历史系1954…1958届“ 三陈会面 ”时，记得文华兄曾讲了一番精辟的话：“ 没有想到我们班‘三陈’都在历史界奋战，但各自方式不同：梧桐打的是‘运动战’（指研究明史尤其是朱元璋，每年在各地刊物发表七八篇文章），佳荣打的是‘攻坚战’（指用六七年时间编纂《古代南海地名汇释》），而我自己打的是‘阵地战’（指创办《农业考古》杂志）”。不久之后，敝人即因播迁南溟之滨而奔碌，虽然并未脱离历史专业，但再也谈不上甚麼学术研究了。光阴荏苒，转瞬十载已逝，最近我们“ 三陈 ”在母校七十周年大庆时，得以和同窗及其他师友聚首於鹭岛之滨，实亦人生一大快事。回首往事，文华兄一席话言犹在耳，恍如隔日，尔今《农业考古》的阵地仍在，梧桐兄依然在 206 “进攻”朱明，唯自己早已无坚可攻了。念及於此，不禁浮想联翩，感慨系之。谨书此拙文，为吾友阵地添加一发炮弹，就教於四方大家，亦稍稍过过“学术研究”之瘾矣。佳荣识於香江南溟斋 1991年4月22日（原载《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另刊於《中国历代之兴治盛衰乱亡》，香港学津书店2000年增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