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邪恶的预言包围或者囚禁起来，或者就是用辟邪物将它包围起来，以抵抗黑暗力量。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是哪个懂得希腊文的人先标识了这幅地图，甚至画了这幅地图？我知道在德拉库拉那个时代，拜占庭的学者用希腊文，而奥斯曼帝国的学者则大多不用。
“我还没来得及写下我的这个观点，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男人进来了，他匆匆走过那些书，在我桌子对面停住脚步。他明显带着闯入者的气势，我肯定他不是图书管理员，而且我还觉得应该自己站起来才是，但出于某种骄傲我没有站起来：那样的话会显得我太恭顺，而对方实在是贸然闯入，粗鲁无礼。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的脸，我从来没有那么吃惊过。我研究的东西如此神秘莫测，而此人实在显得格格不入。他长想英俊，肤色，修饰得很好他挑衅地看着我的眼睛，“先生，”他满怀敌意地低声说道，那是带土耳其口音的英语，“我认为您无权做这个。”做什么？”我的学术警惕性马上来了。
“做这项研究，土耳其政府认为您接触到的材料是本国的私有档案。能让我看看您的证件吗？”
“您是谁？”我同样冷静地问道，“我能看看您的证件吗？”
他从外衣的内层口袋里掏出一个钱包，啪地打开放在我面前的桌上，很快又啪地合上了，“文化资源部，”他冷冷地说，“我知道您并没有和土耳其政府有真正的交流计划做这些研究，是吗？”
“可以说不是。”我递给他一封国家图书馆的信，上面说我有权使用伊斯坦布尔所有分支图书馆的研究资料。
“这还不够，”他说，把它丢在我的资料上，“也许您要跟我走一趟。”
“去哪里？”我站起来，我站起来，觉得安全多了。但还是希望他不会将我的站立当作顺从。
“必要的话，去警局。”
“岂有此理。”我学会了质疑官僚政治时要提高音调，“我是牛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英国公民。我一到伊斯坦布尔就联系了这边的大学，得到了这封证明信。我不会到警局去接受问话———或者您的问话。”
“我明白了。”他笑了笑，那样子让我倒胃，“让我看看您在做什么。请您让开。”
他拿起我刚才一直在研究的地图，双手突然变得温柔起来，几乎是小心翼翼地。他看着图，好像不必细看就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不过我认为他那样是虚张声势，“这是档案馆的材料，是吗？”
“是的，”我忿忿地说道。
“这是土耳其政府的宝贵财产。我相信您在异国不会需要它。就是这张小纸片，这张小地图，将您从您在英国的大学带到了伊斯坦布尔？”
我想到过要反驳他，说我还有其他事要做，叫他别妨碍我做研究，但我马上又意识到这可能会招致更多的提问，“简单地说，是的。”
“简单地说？”他以更加温和的语气重复道，“我想您会发现这个东西暂时被没收了。让外国研究者看到这个，丢脸。”
我怒火中烧，我就要找到答案了。幸好，那天上午我没把自己仔细复制的喀尔巴阡山的地图带来，我本来想在第二天比较两幅图的。我把复制的图藏在我放在旅馆的箱子里。
“您完全没有权力没收我获准研究的材料，”我咬牙切齿地说，“我会马上将此事报告给国家图书馆和英国大使馆。您究竟有什么理由反对我研究这些文件呢？它们是些中世纪史中一些不为人知的材料。我确信它们和土耳其政府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
那名官员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了，“我这是为了您好。”他毫不动情地说，“最好是换个时间，换个人来做这个研究。”
我从桌子旁往后退，以为自己给这些怪异的资料弄得发了疯，我以为我真的精神错乱了。但现在是大白天，再正常不过，穿黑羊毛衣西服的人也实实在在，包括他古龙香水掩盖下那股长期不洗澡的气味、汗味和其他什么味道。没有什么东西突然不见了，或者改变了。
几秒钟后他从自己沉浸的景象中回过头来，似乎很满意他所看见的———或者我看见的——一切，又开始微笑起来，“为了您好，教授。”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把地图卷在手里拿走了，我听见他的脚步声在楼梯间渐渐远去。
几分钟后，有个年纪较大的管理员进来，他一头浓密的灰色头发，手里拿着两本对开本，正把它们放到下面的书架上。
“对不起，”我对他说，声音几乎卡在喉咙里，“对不起，但这实在是太没有道理了。”
“他抬起头，大惑不解地看着我，“那个人是谁？那名官员？”
“官员？”管理员结巴着重复我的话。
“那个从什么部来的人，就是刚才上来的那个人。不是您让他上来的吗？”
他一头浓密的灰色头发，好奇地打量着我，“刚才有人来过？过去三个小时后没有人进来过。我自己就坐在入口处。说来遗憾，没有什么人来我们这里做研究。”
“那个人———”我说，然后又停住了。我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只会打手势的疯老外，“他拿走了我的地图，我的意思是档案馆的地图。”
“地图，教授先生？”
“我正在研究一幅地图。我今天上午在前台借出来的。”
“不是那幅地图吧？”他指着我的桌子问。
桌子中央是一幅我平生从未见过的普通的巴尔干地图。五分钟前它肯定还不在那儿。管理员去放他的第二本书去了。
“没关系。”
我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自己的书本，离开了图书馆。
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根本就没有那个官员的影子，尽管我见到好几个穿类似西装的人拎着手提箱行色匆忙地经过我身边。
我回到旅馆房间，发现因为客房的一些实际问题，我的行李被人挪动了。我自己临摹的那几张旧地图和上午我不需要用而没有带走的笔记都不见了。我的手提箱被人动过，又重新弄得整整齐齐的。
旅馆方面说他们对此事一无所知。我一整夜没睡着，聆听着外面的一切动静。
第二天早上，我收拾还没来得及洗的衣服和几本字典，搭船返回希腊。”
罗西教授又叉起两手，看着我，仿佛在耐心等待我对他的话表示怀疑。然而，是我的信仰，而不是我的怀疑突然受到了打击。“您回到了希腊？”
“是的，剩下来的整个夏天我都在努力忘记在伊斯坦布尔的历险，尽管我没法忘记它隐含的意义。”
“您离开是因为您———感到害怕了？”
“何止害怕，我感到恐惧。”
“可是您后来还是研究了那本怪书———或者叫别人研究了？”
“是的，主要是在史密森学会做了那个化学分析。但仅有那个分析也决定不了什么———加上其他事情的影响———我就放下了整个研究，最终将书束之高阁了。就摆在那儿。”他指了指书架的最顶层。“很奇怪———我偶尔想起这些事，有时觉得自己记得非常清楚，有时只记得些片断。我想熟悉可以让最恐怖的记忆褪色。有时———好几年里———我压根儿就不愿想起整件事。”
“但您真的相信吗——”
“如果他站在你面前，你又觉得自己还神志清楚的话，你会怎么想呢？”他倚靠书架，语气顿时相当激烈。
我喝完最后一口已经凉了的咖啡。很苦，沉淀物的缘故。接着问：“您后来就没再试过要搞清楚那幅地图是什么意思？或者它是哪里来的？”
“没有。”他停顿了一会。“没有。有几项研究我永远也不会完成，我确信它是其中之一。不过，我的看法是，这种有恐怖色彩的研究，像很多其他不那么恐怖的研究一样，一个人穷其一生才会小有进展，下一个人再接再厉，每个人在其有生之年做出一点贡献。也许数世纪前的三个人就是这样画出了那些地图，每个人都在前人的地图上加上一点儿东西。尽管我不得不承认，所有那些来自《可兰经》的驱邪警句都没能帮助我进一步了解弗拉德·特彼斯墓地的确切位置。当然，这件事可能毫无意义。他完全可能像罗马尼亚人传说的那样，葬在那个小岛的修道院里，并且像个好人似的一直在那里安睡———当然，他实在不是个好人。”
“但您并不这样认为吧。”
他又犹豫起来。“研究总要继续。不管在哪个领域里，不管研究的结果是好是坏，这是不可避免的。”
“您亲自去过斯纳戈夫湖吗？”
他摇头。“没有。我放弃了那项研究。”
我放下手中早已凉了的杯子，注视着他的脸。“但您还是隐藏了些什么，”我迟疑了一下，猜测说。
他又从顶层书架上取下一个封了口的黄色文件袋。“当然。谁会完全毁掉自己的研究呢？我根据记忆复制了那三幅地图，还保存了我自己其他一些笔记，那天我带去档案馆的。”
他把那个没有打开的文件袋放在我们中间的桌上，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在我看来，那轻柔和里面恐怖的内容不太相称。也许正是那种不相称，也许是外面仲春夜的降临，我变得更加紧张，问道，“难道您不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危险的传承吗？”
“我祈祷上帝但愿可以说不。但也许这危险只是心理上的。如果我们不必思考恐惧，生活会更加美好，更加健康。你知道，人类的历史充满着邪恶的行为，也许我们应该带着眼泪而不是迷恋去思考它们。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对伊斯坦布尔已经记不太清了，我也不会再想去那里。此外，我感觉我带走了所有我需要进一步了解的东西。”
“需要进一步了解的东西？”
“是的。”
“但您还是不知道是谁绘制出那幅标明墓地现在或过去所在位置的地图啊？”
“是不知道。”
我把手放在黄色文件袋上。“研究这个我需要念珠，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辟邪物一类的东西吗？”
“我相信你有自己的良知，道德感，或者任何其他的东西，不管你叫它做什么———我愿意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能那样。我不会口袋里装着大蒜才出门，不会。”
“但是要有某种精神上的降邪物。”
“是的，我是这样做的。”他显得非常悲怆，几乎有些严酷了，“也许我错了，没有利用那些古老的迷信，但我想我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而且我会坚持理性。”
我抓住文件袋。
“这是你的书。很有趣的一本书，我希望你能证实它的来源，祝你好运。”他把我自己那本犊皮纸封面的书递给我。我想他虽话语轻松，却没能掩饰脸上的忧愁。“两周后再来，我们再回头来谈乌得勒支的贸易。”
我一定是眨了一下眼睛：连我的论文听起来也不真实了。“好的，没问题。”
罗西收拾好咖啡杯，我把东西放进书包，手指发僵，不听使唤。
“最后一件事，”当我转身面对他时，他严肃地说。
“什么？”
“我们以后不再谈这件事。”
“您不想知道我有什么进展吗？”我骇然，孤独感油然而生。
“你可以那样说。我是不想知道。当然，除非你发现自己有危险。”他像平常那样慈爱地握了握的手，脸上流露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悲伤，他自己努力笑起来。
“好的，”我说。
“两周后见！”我离开时他几乎是愉快地对我喊道。“给我带来写完的一章，或者别的什么。”
父亲停住了。我非常尴尬地看见他眼里有泪光。即使他不开口，我也不会再问他什么问题。
“你要知道，写论文实在是件很可怕的事，”他轻松地说，“再说，我们或许根本不该讲到这些。这是一个复杂的老掉牙的故事了，显然后来一切都还好，因为我现在好好地在这里，甚至不再是一个鬼魂教授，你也在这里。”
他眨了眨眼，镇定下来了：“最后是一个好的结局，像所有故事的结尾一样。”
“但是中间肯定有很多事情发生。”我勉强开口说。
我们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四处转了转，看看眼下的城市。在那些游客后面，我远远地看见一个从未见过的男人在缓缓前行，有意和别人保持距离。他身材高大，阔肩，身穿黑色羊毛西服。我们在那个城市见过穿黑西装的高个子男人，但不知为什么，我忍不住死死盯住眼前的这一位。
《历史学家》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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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因为觉得父亲对我约束太多，我决定自己去探索一下。
学校里的英文藏书相当丰富。管理员很客气，我和他们怯怯地说了几句，就拿到了想要的资料———父亲提到的关于德拉库拉的纽伦堡小册子。
原件图书馆没有———太珍贵了，在中世纪书库里工作的老管理员对我解释说。但他在中世纪德国文献目录里找到了小册子的全文，译成了英文。“这就是你要的吧，亲爱的？”他笑着说。“我是约翰·宾纳茨，”他接着告诉我，“你需要什么，随时叫我好了。”
我说这就是我想要找的资料，德拉库拉。谢谢。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悄悄走开了。
我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重读小册子的第一部分：公元1465年，德拉库拉做了很多可怕的怪事。他在统治瓦拉几亚（罗马尼亚南部一地区———译者注）期间，烧死了所有来他国家学习语言的男孩子，总计有四百人。他还把一个大家庭穿刺灭族，他的很多子民被剥光衣服，活埋到肚脐，然后射死。另有一些被活活烤死，然后剥皮。
第一页还有一个脚注，字很小，我几乎错过了。后来仔细一看，发现那是对“穿刺”一词的解释。注释说，弗拉德·特彼斯是从奥斯曼人那里学会了这种酷刑的。他施行的这种刺死是用一个尖木棍刺插入人的身体，从肛门或者阴部朝上插，直到木棍从人的口里或者从头部穿出来。
我合上书，穿了大衣回家。然而那一整天我都被折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