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床上，北大荒的这最后一夜，让我的脑子里一下纷乱如云，荆棘塞满心里一样非常的难受，久久没有睡着。我一直都是这样的认为，无论我们怎样思念这里，千里万里来过几次，我们都不过是候鸟，飞来了，又离去了。而像老孙老邢他们，却一辈子在这里，在这个被七星河和挠力河包围的大兴岛上默默无闻地生活着，荒草一样，春来春去，岁岁枯荣，然后，生老病死，被人随意地践踏，被人无情的遗忘。但是，就是这些人，如果没有了他们，我们还会再回来吗？不会了，我相信，不会了。大兴岛上正因为有他们在，才让我们觉得再远再荒僻也值得回来，但也只是回来看看他们而已。我们为他们、为大兴岛能够做什么呢？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但起码不应该忘记他们，起码不要对他们说一些居高临下的话。说实在的，我在酒桌上对喜子说的那些话，不说出来，憋在心里，我会更难受。那些话，是对他说的，也是对我自己说的，包括他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我们，不应该时刻问问自己：老孙老邢他们真的什么都不是了吗？我们又都真的人五人六的是些什么了吗？
夜色铺天盖地地压来。后半夜，起风了。来自遥远地平线的风，长途跋涉的旅人一样拍打着我的窗户，不知是在问候我，还是在询问我，或者是在质疑我。
第二天清早，天好得出奇，阳光灿烂，万里无云，风如清水一样的凉爽而清新。这是北大荒的风，我知道，离开了这里，回到了北京，会有许多东西扑面而来，但不会再有这样的风了。许多乡亲们早早的就来了。杨老师也来了，他老了许多，走路已经大不如1982年我见到他的样子了。算一算，杨老师也是快80岁的人了，他一个劲地说他不知道我们来，才刚刚知道的。想起那年春节过后大年初二在动物园门口的约会，简直恍然如梦，仿佛天宝往事一样的遥远。但是，看到杨老师，我真的非常的高兴，许多的不愉快，让最后杨老师的出现给稀释了许多。像是一场演出最后的压轴戏一样，杨老师的出场，让我提气，让我坚信此次重返北大荒没有白来，让我再一次感受到北大荒最柔软最脆弱却也是最富有韧性的那一部分。像是电影里最后响起的主题曲，让分别的高潮有了动人的旋律。
赵温也来了，还是那样，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们，等着我们，什么话也不说。此时，房间里，大厅里，宾馆的外面，站的都是密密麻麻的人。分别的气氛，虽然有些悲伤，但那种浓浓的情意，却还是冲淡了昨晚板结的气氛。阳光分外的好，暖洋洋的，带有北大荒的气息和温度，微风能把远处田野里成熟的麦香一阵阵吹来。重返北大荒短短的日子，像打包在一起似的，浓缩在这分别的时刻，温暖，难忘，沉甸甸地压在我们新一轮的记忆里了。就像煤层一样，一层层重叠着，新的记忆压迫着老的记忆、沉淀着老的记忆，会让一些记忆成为了化石，也会使得一些记忆变形，早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而我们自己还在顽固地以为是经久不变的，小心翼翼地揣在自己的怀里。在岁月的嬗变中，煤层的坍塌或自燃等多种因素，也会使得有些记忆被无情的流失和遗忘，再也无法找到了。
所以，我知道，我们不必过分地相信和依赖记忆，就像我们不必过分地相信老照片和回忆录一样，失真可能会多于保鲜。有时候的记忆，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幻觉，是一种自我的想像，或是主观的一种排列组合，离着真实发生过的一切，已经很遥远了。更何况，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是不同的，即使面对的是同样的经历同样的背景，同样一个人一个物或一件事，记忆的方式角度和内容都会大相径庭。虽然，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里曾经断定：“对于那些发生在过去，我们感兴趣的事件，只有从集体记忆的框架中，我们才能重新找到它们适应的位置，这时，我们才能够记忆。”但是，此次重返北大荒之行却明确无误地告诉了我，哈布瓦赫说的“集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框架”，要不就是指的另一回事，要不就是不存在的，而他所说的：“我们应该抛弃这样的观念：过去本身保存在个体里面，似乎有多少个体，就能从在这些记忆中采集到多少个迥然不同的样品。”不幸的是，我们无法抛弃哈布瓦赫所说的“应该抛弃这样的观念”，因为“这样的观念”已经不再是观念，而是事实，是那样明显地存在着。我们的回忆，只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回忆，其实是那样的不同。
重新唤醒我们自己
我没有什么可悲观的，北大荒，大兴岛，2队，3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从来都是我一个人的北大荒、大兴岛、2队、3队、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
面对着这么多送行的老人，面对着即将到来的分别，我再一次问自己：这次重返北大荒，到底是为了什么？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收获？我再一次地回答自己：是值得的，你应该来，你没有白来。你得到的够多了，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而且，你来这里，也不应该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些什么，而是应该审视和反思，你已经到了该重新审视北大荒和自己的时候了，这样的时候，命运留给你的机会不会太多，甚至不会再有了。重返北大荒，也快成为了一种新的旅游项目，被聪明的商人正在悄悄地开发，夕阳红豪华旅游团、知青专列，正在酝酿，甚至暗流涌动，此起彼伏，也许如老年模特队或街头秧歌舞一样，会成为一种时髦。在热闹中回忆，在时尚中怀旧，让回忆和怀旧联手，为我们的今天蒙上一层雾帐，为我们的心境涂上一层防水漆，温柔地欺骗着我们自己；让回忆和怀旧合谋，共同为我们点燃起一堆枯枝，从中蹿出我们生命的火焰，燃烧着我们自己的最后的岁月。
大家都上车了，车上的人和车下的人，还在说话，还在挥手，还在流泪。那情景，让我想起那天在2队的分别。也让我涌起一种这样的感觉：相逢不如长相忆，一度相逢一度愁。
车门要关的那一瞬间，赵温跳了上来，70多岁的人，腿脚还像年轻人一样的灵便。他不容分说地对司机道：拐一个弯，先到粮油加工厂的宿舍。
司机有些不情愿：那边是小道，不好走啊。
赵温说：好走，就在大道边上。
司机又说：那边是集贸市场，堵车。
赵温说：不堵，拐一点儿就能直接上去富锦的公路上了。
赵温说得很坚定，司机不再说什么了，因为昨晚的不愉快，谁也不会再说一个普通的北大荒瘦干瘦干的老人什么都不是了，没有人再出面干涉赵温，这是一个北大荒的老人最后的一点要求了。
我们都知道，赵温特意从他家的地里为我们摘了香瓜和玉米，天没亮就爬起床，烧开锅，开始烀玉米。他希望我们带走它们，这是他能够向我们表达的最后一点心意了。他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够再回来了。我不敢想像，如果没有答应赵温的要求，车扬长而去，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情景？
车到了粮油加工厂的宿舍前面停了下来，就在大路的边上。我和秋子下了车，跟着赵温大步流星地往前走。1982年，我来找赵温的时候，来过这里，但我认不出了，不是周围的变化大，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记忆力在衰退。我问赵温：还是原来的老地方吗？他头也没有回，说：是。他走得很快。我知道，他是怕一车人等。那么大的年纪了，他的腿脚还真不错，这让我多少感到欣慰。一会儿就到了他的家，很结实的一个大门，很干净的一处房子。他推开门，他的老婆，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已经闻声迎了出来。我们没有来得及多说话，跟着赵温走进屋里，两大包（就像我们当年装一百多斤麦子或豆子的麻袋入囤那样大的袋子），一包香瓜，一包玉米，早早准备好放在那里，半个人似的蹲在那里，像是等候信号枪响就要起跑的运动员。赵温拎起一包就往外走，像抢运什么紧急物资，飞快地走，我和秋子抬起另一包，紧紧地跟在后面。因为来不及说话，赵温的老婆紧紧地跟着我们，一直跟到汽车旁，和大家一个个地打着招呼，眼泪汪汪的，泪水快要流了出来。
香瓜和玉米都被拎上了车，秋子可以给凤琴带回地道的北大荒的香瓜了。我们奔往哈尔滨的漫长一路上，也有了可以吃可以回味的东西了。我紧紧地握了握赵温的手，车门关上了。
赵温什么话也没有说，还没来得及招手，车就开了。我把头探出车窗外望着，站在道边的赵温两口子的身影越来越小，飞扬起的尘土毫不留情地淹没了他们的影子。
建三江领导的小车早早的在通往富锦的国道前的岔路口等着我们。这里离建三江十几公里，他们就送到这里了，前面稍稍一拐上了国道，建三江就算是真的告别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应该感谢他们的热情，让我们重返北大荒的好梦成真。
我们的车停了下来，透过车窗玻璃，我看见孙英陪着几位领导向我们的车走了过来。走在后面的是喜子。
别人坐的车窗都摇了下来，和他们告别。隔着玻璃，我也向他们挥挥手。喜子走到我的窗前，我看见他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是要说什么，没有了酒精，他的脸还是有些红。也许，他真的很后悔，想来说几句道歉的话。我也真的有些心动，毕竟只是一句酒后的醉言，干吗那么较真，那么不宽容？况且，他再一次表示，一定要把在2队说过的话落实，把那10万元钱尽快落实，把2队前的那条路修一修，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说话。还是多栽花，少种刺吧，我想把车窗摇下来，和他说几句话。但是，一想起他的那句话，心里总是堵着一块疙瘩，固执地不情愿原谅，封闭的门总是撬不开。我脸前的那扇车窗还是没有摇下来。车在一片告别声中驶动了，很快就加速上了国道。
建三江，那么快被甩在身后。北大荒，真的要和你告别了。8月早晨的阳光，清亮亮地流淌在北大荒无遮无拦的原野上。
我知道，往来千里路长在，聚散十年人不同。北大荒，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北大荒了！
我知道，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逝去的岁月，残存的记忆，无尽的慨叹，一去不返的青春，都付与历史和我们各自的心去重构和沉淀。
我知道，“现在和过去之间的间隙之被连接，并不只是由于现在的思想有能力思想过去，而且也由于过去的思想有能力在现在之中重新唤醒我们自己。”（英国学者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
就让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把现在和过去的间隙连接起来吧！
就让我们有这样的能力，重新唤醒我们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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