乏什么东西。”曾荫权回忆说，邻舍生活，其乐融融，兄妹结伴“打球、捉迷藏、踩单车”，就这样度过了快乐的童年。父亲曾云信奉“棍棒出孝子”，身为长子的曾荫权经常挨打，但这无损他对父亲的敬爱。他曾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幼被严父管教：买了隔夜的面包要打，买了发馊的豆腐也要打，可能因此养成了处事谨慎、坚毅刻苦的性格。
长兄如父，能够统领四个弟弟一个妹妹，与特区首长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不谋而合。曾荫权为此笑言：“有势力、有权力，但也有责任。我们家不富裕，我和大弟没有机会读大学，赚钱供老三、老四他们读大学，但我并不觉得我和老二少了什么，香港给了我们机会，在努力下，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个香港梦，不是我个人的，而是香港每个市民都有的。”
由于幼年的经历，曾荫权一向相信努力会有回报。中四那年，由于中文不合格，被从B班降到D班，他视之为“奇耻大辱”，于是奋发图强，于中五时再升回A班。1964年，20岁的曾荫权预科毕业被香港大学建筑系录取，但他本人的兴趣在机电工程，加上自己是家中长子，需要先工作挣钱帮父亲供养弟弟妹妹。他开始走向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现时以生产“伟哥”闻名的辉瑞制药当推销员。回忆这段经历，曾荫权说，乐于求学和时刻反省是为人处世的重要原则，学习别人的长处，可以弥补个人的短处。“当年做推销员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吃的白眼、碰的钉子不少，但练就了我今天的耐心及与人沟通的技巧，还有每天都做自我反省的习惯。”
1967年1月，曾荫权考入港英政府工作。尽管没有大学文凭，但他却靠勤奋刻苦在公务员队伍中得以快速提升。两年后他升任二级行政官，4年后成功转职政务官。1981年，港英政府送他到哈佛大学攻读公共行政硕士学位，他以9A的出色成绩毕业，成为港英政府内首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高官。对此，他谦虚地表示：“我珍惜每个机会，对每一门课程我都全力以赴，我很喜欢学习，但有这样好的成绩，我也很意外。”当年身在美国，曾荫权几度午夜梦回，只想吃一碗香港的云吞面：“那年冬天，外面下大雪，我的思乡病很重，我想念的不止是一碗云吞面。我的老家是香港，国家是中国，我知道，我一定要回来的。”
学成归来，他很快成为当时布政司霍德的主要助手。1985年香港随着《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进入过渡期，曾荫权协助霍德处理有关香港前途的问题，初露头角，并赢得“难题杀手”的美誉。之后他在港英政府长期负责财经事务，1993年5月任库务司，两年后成为港英政府首位华人财政司。香港回归后，他在特区政府继续执掌财政大权，2001年2月被国务院任命为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政务司司长。2002年，他因“多年来竭诚服务香港，成绩超卓”，荣获特区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
曾荫权最为人熟知的，是香港回归之初面对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力主特区政府入市狙击“大鳄”。当时有人批评此举违反香港市场经济一贯的做法，为日后开了一个“坏先例”。不过事后的大量事实证明，若非政府入市，香港的经济将会被进一步拖垮。那阵子曾荫权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武士杀死类似鳄鱼的动物的雕像，他直称这鳄鱼就是“索罗斯”。他在事后承认，为应对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他曾在夜半时分两度落泪，“哭了两次，两个晚上。”既是为香港忧心，也因入市决定事关紧要，不能错，“做错了，受苦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所有香港市民。用的储蓄不是我自己的钱，而是香港市民汗水的结果，用得不对那该怎么办？”言及于此，他仿佛仍心有余悸：“对付炒家是应该的，但对我自己的经济信仰而言，入市是不对的，我支持自由经济，但当时市场已经完全被破坏了，我们不能不做事。”一经决定，便要勇往直前，“决定了就不怕，一定要做好！当时外国人欺负我们，但我们经济基础很好，没有贷款，有充裕的储备……”1998年9月底，曾荫权前往欧洲和美国访问，利用出席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年会议的机会，详细解释了香港特区政府入市干预的原因。他以扎实的金融功底和经济学素养所做出的阐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在曾荫权的办公桌面上有两件特别的物件：一张餐单及一本书的封面。曾荫权说，1996年，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东京一个宴会上，特别为他在餐单背后写了“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江泽民”11个字，这张餐单他一直珍而重之地保留着，镶起来放在桌上。“另外一件是Fortune出版公司1996年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发行本，当时有个资深的作者写了篇文章叫作 THE END OF HONGKONG，《香港的末日》。那个封面我也镶起来放在面前。对我来说，这两件事从不同的角度，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启发。”
恩爱鲍笑薇
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女人的支持。曾荫权的经历典型地印证了这句名言。当年正是太太一次又一次的鼓励，曾荫权才加入政府工作，开启了从政之门。
“孤单的推销员”是曾荫权参选行政长官时对当年境况的自我比喻。几十年后他对这段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刚毕业找工作不容易，从7月一直找到11月才找到工作，做推销员。我挺喜欢做推销员的，那间公司很好，对我又好，但太太一直都不中意，说我成日东奔西跑，又要抽烟。我跟着人学抽烟，呛得要死。她、我阿妈、我姑妈，叫我一定要考入政府做事。如果不入政府，我想都结不了婚。”
在太太曾鲍笑薇看来，“推销员这份工作不适合他的性格，当推销员必须面面俱‘圆’，但他为人却比较耿直。”她笑言，自己当年鼓励曾荫权打政府工，还因为打政府工稳定。而曾家一直都是公仆，公公曾云是警察，弟弟曾荫培也是警察。所以她在谈恋爱期间，就鼓励曾荫权投考政府的行政主任（EO）。虽然第一次名落孙山，但在太太鼓励下，曾荫权终于1967年考到行政主任。二人婚后，她鼓励曾再考更有前途的政务主任（AO），结果于1970年考上了，从而打开了迈向特首之路的大门。
曾鲍笑薇形容，曾荫权性格踏实，做政府工作比较适合。但政府工作忙碌，回到家难免会心事重重，全靠太太体谅。“原因是我自己的工作，我自己有压力，又不想在家说，因为我清楚，一件事就是说出来，太太也帮不了忙。那是办公室的事，有时复杂的背景、很多资料要解释给她听，又没有这样的需要，而且多数是机密的资料，我又不能说； 有时候是解决不到的，解决不到的事，不如放在心里。”曾荫权这样解释。
曾鲍笑薇也从不过问丈夫的公务，即使像曾荫权在金融风暴中入市狙击“大鳄”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她事前也是一无所知。“（1998年）那个夏天，我和他（曾荫权）到九寨沟。当时他已经不断打电话回港。当我和他随后到伊斯坦布尔时，我只觉得他一直在准备一些紧要的事，行程走到一半，他忽然说有些重要事赶回香港，只剩我一个人留在伊斯坦布尔，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回港后，我才知道他已经做了入市的决定了。”
由基层公务员到首位华人财政司司长，再接掌政务司司长，现在再成为行政长官，曾太说，曾荫权善于以平常心看待升迁，“升迁像是一种荣耀，事实上却是一种责任，一个承诺，每一次升迁对他都是一种新挑战。虽然开心，但也担心： 能否胜任做到最好，要不要再接受挑战呢？每一次我和他都有些挣扎。”
香港有人形容特首办主任为“大内总管”，不过，这称呼似乎送给特区“第一夫人”曾鲍笑薇才更加当之无愧。因为曾太不单是将曾荫权推上特首宝座的背后助力，更将全部家务理得头头是道，是令曾荫权无后顾之忧的幕后功臣。
曾太回忆说，曾荫权初入政府时，“经常带公务回家，一看他一脸严肃，是他要静、要思考、要做事的时候，我便让他静静做事，除非他肚饿啦，我才出场打点吃的”。要好好照顾丈夫的脑子，还要好好照顾丈夫的肚子。曾太“十多岁时连煲水也不会”，刚结婚的时候“对烹调毫无头绪”，婚后便努力向婆婆学习料理家务，买菜煮饭。“他（曾荫权）喜欢吃清淡的东西，我便学着做。”曾太透露自己如今最拿手是蒸鱼和煲汤，而这些都是丈夫最喜爱的。曾荫权当上政府高官后，有很多政府官员、外国使节、议员到官邸做客。“我每天要决定菜单，记住每位客人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菜式要尽量多变。”
虽说如今身份已然不同，但曾鲍笑薇仍然希望当一个家庭主妇，一切从简。每天，她第一件要做的工作，便是与厨师商讨当日的菜肴，若有朋友前来探访，她还要安排宴会的座位。曾太爆了一个小秘密，原来在朋友到来探访时，曾荫权不太喜欢坐在家里的长桌上吃饭，然而若有十七八人，长桌就是惟一的选择了。
除了打点家内的细节，曾太喜欢到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购买合心意的海鲜。她每星期会来这里一次，虽早已是这里的“熟客”，但她一般不会只光顾一个鱼档，“哪个合心意，就在哪里买”。鱼贩称赞这位新的特首夫人全无架子，“好似平常人一样”。由于鱼市场内十分湿滑，有时曾太会穿上水鞋。对此她并不介意：“这个是香港特色，只要买到靓海鲜，就无所谓。”因为一直喜欢过低调的生活，假若在街上没有人认出她是特首夫人，她反而觉得是好事。
平时在家，曾太还要为丈夫打理至爱的锦鲤：”每条锦鲤都有名，最肥的那条叫‘杨贵妃’，有好多斑点的叫‘樱花’。”另外，她还要照顾丈夫的“煲呔”：“他有几百条煲呔，我会将不同颜色、款式分开，以配合不同场合。有时我会建议他如何衬衣服。”而闲时，曾太还会剪下关于曾荫权的报道。她能讲一口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是曾荫权的普通话老师。
曾荫权这次参选期间，曾太有更多机会与丈夫出席公共场合，她也很喜欢这样的安排：“同他一齐出席活动，可以多点时间在一起，这样的机会好难得，我好想大家总在一起。”当丈夫遇到示威者不友善的对待时，曾太却不觉得十分特别。她认为：“有不同意见很平常，要用平常心看待。”对于传媒批评她的衣着外形，曾太并不在乎，她更笑指传媒至今对她“仍很仁慈”。
已随书法家戚谷华学习书法10多年的曾太，认为自己借此培养刚柔并重的性格，但她却不喜欢为人题字，因为“这是一种压力，不会得到乐趣，况且自己还未达到那个层次”。和曾荫权结婚后，曾太一度在香港法国文化协会学法文，“现在还可以说几句”。曾荫权在美国哈佛大学修读期间，曾太也带着儿子去。不过，她并非整天关在家里，而是趁时间在哈佛读有关室内设计及公关的校外课程。曾太还酷爱音乐，多次举办慈善钢琴演奏会； 1995年曾荫权升任财政司后，她担任香港女童军总会副会长至今。
在外人眼中，曾荫权夫妇非常恩爱，两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天一起到教堂祈祷，经常一同散步谈天，每逢假日，夫妇俩常牵手到湾仔街市买菜，去餐馆就餐。但很少知道他们“青梅竹马”的故事。
曾太的父亲是澳门3大饼家之一“元记饼家”的老板鲍元羲，与曾家属远房亲戚，也是世交。曾荫权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与太太初识时的情景。“我13岁时，我爸爸第一次准我跟我舅父去澳门，我妈妈在澳门住了很多年，有个表亲在那里，我的表舅父家有个表姊妹是太太的同学，就认识了她。她那时是个很特别的女孩，第一次见她来的时候，她是梳很短头发的，因为她成日游水。另外呢，蹦蹦跳跳的，有点假小子的感觉，对我来说是很特别，很新鲜的感觉，对我吸引力很大，所以一见面就中意她了。”曾荫权毫不掩饰对曾太的“一见钟情”。
“他到澳门探舅父，一班男孩踩单车，好开心，后来两家人经常见面，我和他时常通信，这些信我现在还保留着。”曾鲍笑薇也对自己的初恋记忆犹新。外表贤淑的曾太，当年在澳门读书时，喜欢打篮球、跳高和跳远，在疲累时，大家便坐到大菠萝树下，有时还会一起吃树上掉下来的大菠萝。
曾鲍笑薇记得曾荫权送她的第一份礼物，是一个珍珠链坠，“虽然很便宜，但我很感动，一直保留到现在。”不过，她最爱的是一只镶钻的劳力士手表：“我和他在数年前曾到澳洲公干，当时他晚我一天回港。他一回港，便送我这只手表，原来他是待我回港后特地去买的礼物。”
鼓励每个家庭最好生三个小孩的曾荫权，只有两个儿子。他曾自爆当初夫妻二人曾为“生不出孩子”而感沮丧，甚至萌生领养小孩的念头。“1969年结婚，结婚之后就想二人世界，不想生小孩，差不多三十岁了，准备生小孩，又生不到，什么办法都想尽了。有一段时间我们真的挺沮丧，生不到小孩，怎么办？想不如我们去收养一个吧，谁知道没多久太太就有了身孕。”2004年8月，曾荫权夫妇带着已成年的儿子专赴山东省嘉祥县，冒着大雨到曾庙和曾林祭祀先祖曾子。
曾荫权虽然贵为香港的首长，但在家中，事无大小，却是太太做主。“比如她去买菜，我帮她拎着个袋，她逛商店我也跟着逛一阵，不过我没什么耐性，她很多时都怕跟我一起去。因为我要买什么，见一样我买了就走，她看完一次去第二间又看一次，回头再看一次，再往返一次都不买，第二天再回去买，这样真的很麻烦。”他自言，根本不想管家务事，“否则，用我的思维，两人就有可能闹别扭。因为我自己用的方法很不同。”
“所以我终于是赢的，家里我说了算！”曾太笑着说。换言之，家庭的管治权在曾太？曾荫权回应：“起码家里的钱、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