睦投υ黾恿�5。6万多人。
2005年下半年就业情况将会有改善的空间。因为有很多旅游项目如迪斯尼主题公园等可以投入使用，全香港新增加了一万多间酒店客房，加上其他相关服务如餐饮、零售等，就业的机会将会随之增加。在2008年之前，还将有一大批新酒店陆续兴建，在建造过程中和落成启用后，可以吸纳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就业。
在经济全球化和香港经济转型的形势下，失业问题有结构性的成因，人力资源出现严重错配的现象。所以，未来的挑战仍然相当艰巨。有关评估显示，到2007年，香港需要的高学历人才估计将短缺10万人以上，而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劳动力则多出23万人。前瞻就业市场的变化，我们要通过各种培训和提升途径，并改善经济，鼓励投资，尽可能提高就业率。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将怎样协助内地企业打入国际市场？
香港已经成为内地企业首要的国际融资中心，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的市值已占香港股票市场总市值的三成。过去10年最大型的上市集资，如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和中国人寿保险等，均是来自内地的企业。除了筹集资金，内地企业也可以通过在香港上市，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内地企业在香港融资的渠道非常多元化，除了股票市场，还有贷款、债券、创业基金等。其中债券市场是一个有效的融资渠道。香港债市已经逐渐成为区内流通量最高的市场之一。香港以往发行公营机构债券的经验证明，香港具有必要的专业能力和基础设施推行大型债券发行。
有人担心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和国家首选的资产管理中心，会成为一些人“洗黑钱”的地方。这个担心有道理吗？
香港打击“洗黑钱”的力度和成效在全球都是有名的，是认真、有力的。我们不断加强和改善银行的监管，资金在流通的过程中，始终处在银行的严格监管之中；打击“洗黑钱”要有一个网络，全球化地联手，而我们和世界各地许多机构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不断交换资讯。所以，当立法会上有一位议员提出这个问题时，我马上以事实予以强烈的反驳，这个说法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您对推动CEPA和“9＋2”非常积极。但听到香港有人讲，特区政府在协助工商界更好地利用CEPA和“9＋2”的机遇方面，角色过于被动，令商界只能自己“摸着石头过河”。您怎么看？
特区政府的投资推广署、驻京和驻粤的办事处等机构和贸发局等，不断地在做促进工作，但单靠这些部门、机构的能力终究有限，而且我们国家很大，情况千差万别，也有做不到的地方，今后还要不遗余力去做。政府和民间的团体特别是工商界团体目标是一致的，今后应携手开拓。
您曾经提出，香港与内地合作应由“原设备制造”走向“原设计制造”和“原品牌制造”，如何推动这一理念有效实行？
根据其他地区的发展经验，以劳动密集模式生产的产品发展到某个阶段后，便不能继续单靠价钱便宜与新崛起的对手竞争，而是必须走向资本密集，提高生产力和产品附加值，建立新优势，开拓新市场。在两地仍然拥有各自优势的今天，我认为双方优势互补仍然是最佳出路，问题是我们要更清楚认识、更全面发挥彼此的优势，在设计和品牌方面取得“1＋1＞2”的效果。
在特区政府官员中，您给公众的印象都是笑口常开。这是您的个性作风，还是您亲民的需要？
这是我个人的习惯。
我的生性一向是乐观的，就算有时碰到挫折和困难，我都是从积极、正面的角度去看。但同时我也要审慎，在期望好的结果时还要有危机意识。
您出身世家，家族有庞大的企业。您是如何了解基层市民的生活和感受的？又是如何领导扶贫委员会工作的？
我来自企业界，是从企业最基层一步一步做起来的。1991年进入立法局后，我有很多基层和工会的朋友，我常常和他们交换意见，了解各阶层的问题。我也有很多机会在不同地方走动，通过不同的方式了解民情民意。我不敢说我对各阶层的问题很了解，但我认为最主要是要有一定的认识。
作为扶贫委员会主席，我深知社会的期望。基层人士的生活面对不少困难，希望能有所改善。虽然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和内地不是同一层次，但在一个国际大都会里却显得特别突出，贫富之间的差距显得很悬殊。扶贫委员会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面对，首先是致力促进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其次是通过教育和培训，让每个市民都有机会发挥所长，提升自己，摆脱贫困。同时，在公共房屋、医疗、教育和福利等方面投放资源，编织可靠的社会安全网，给有困难的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我们通过地区的人士了解不同的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解决。作为扶贫工作的第一步，我们选了三个地区，是香港平均收入最低、也是贫困人口最集中的三个地方，希望通过地区人士和政府、商界携手合作，逐步消除贫困问题。我们还设立了2亿元的携手扶弱资金，用来推动政府、商界和社会福利界三方合作，建立伙伴关系，共同扶助弱势社群。
2003年8月，唐英年在香港经历非典疫情的洗劫之后，接替梁锦松成为特区政府第三任财政司司长。临危受命，他以“脚踏实地”四个字表达自己的决心和打算。
2004年1月，唐英年宣读就职后的首份财政预算案。在这份引人注目的预算案中，他引述市民的意见，强调要量入为出、力求收支平衡；他批评过去5年，以本地生产总值平均物价指数计算的累计通缩达到20％，但政府经营开支却增加了2％；他提出要消灭财政赤字，政府必须“先节流，后开源”。这种“以民为本”的理财哲学，让人们具体感受到了他“脚踏实地”的为人和作风。
唐英年是企业家出身，当过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在他看来，政府的账目犹如一个超级企业的账目，除了控制内部成本效益和经营开支，最主要的还在于增加收入，而财政收入离不开整体社会的经济增长。财政司长的最大职能，就是促进市场发展，活跃投资气氛，提供一个有利于营商的有鼓励政策的营商环境。为此，他提出给创意工业提供税务优惠，并开征与环保工业有关的税收以利推动汽车轮胎的循环再用。这种以税务优惠推动特定工业发展的措施，在香港有史以来是第一次。
唐英年目光敏锐地看到CEPA带给香港的巨大商机，并且认为要把机遇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利益，政府就要给予香港商人和专业人士良好的“装备”。第一，让企业招聘到各种人才。第二，提倡人流、物流、资金流双向流动。香港要大力发展物流业，在大屿山兴建物流园，发挥供应链的优势。第三，他希望发挥香港金融服务的优势，成为内地企业集资的中心，成为债券中心、资产管理中心。要形成这些中心，香港一定要融入内地，吸引更多内地企业和游客到香港，充分利用CEPA的机遇推动服务业和高增值产业转型。第四，把政府的资产盘活，为更大的基建项目筹措滚动资金，把桥梁、隧道、机场和铁路等资产债券化。
两年多来，唐英年在财政司长这个位置上，经历了香港经济从低谷到复苏的全过程。他把经济复苏的原因，归结为中央和内地同胞的关心和支持，以及香港人自己的努力。他就任以来，每推出一项举措，事先都要广泛征求各界别、各阶层人士的意见，事后通过电台和政府网页向市民解释；他还首创了一个预算案网页，任何人都可以就此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诉求或意见。可说是恪尽职守，做足了“功课”。
唐英年平稳、务实的作风，深受父亲唐翔千的影响。唐翔千一次对媒体透露：“我对英年说，做任何事情都一定要脚踏实地，付出一分劳累，得回一分甘荣，没有取巧的。现在他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还要参加各种活动和应酬。”原来唐英年“脚踏实地”的座右铭是源自于父亲的。
唐翔千是香港著名工业家、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上个世纪70年代，他打破美国棉花垄断的局面，成为第一个大胆使用国产棉花的香港厂商并获得成功；1979年，他在新疆投资创办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建起当地第一家合资企业；两年后，又在上海投资建成第一家合资企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之一。
如今已经83岁高龄的唐翔千仍然是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他是香港赛马会会员，但他养的马夺冠时却没空去拉马头；他是香港高尔夫球会员，但入会50年，每月按时交会费，却从未去打过球。“人家告诉我，黄山和泰山如何宏伟、桂林如何美丽，我一次都没去过。”他这样教导员工做生意的诀窍：“如果哪家公司的总经理11点钟才上班，还带着小秘书回来，这样的公司，千万别跟他做生意。”在他看来，只管享受，这公司迟早垮台。
唐翔千没空游山玩水，但每年总要回到江苏省无锡市严家桥镇祭祖，这种家乡情怀对唐英年有着很深的影响。唐英年虽然出生在香港，但履历表上的籍贯从来都写着“江苏无锡”。他坚持唐家对家乡的约定：“凡严家桥镇的公益事业，无论大小，唐姓负责一半。”多年来扶助家乡的教育、老人和残疾人福利事业，从不间断，如今成为家乡人的美谈。2004年9月，唐英年出席江苏太湖博览会之余，还顺道回到故乡探亲。他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一定要爱国家，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的一份感情完全与国家的兴衰联系在一起。
唐英年小时候的家教很严。唐翔千绝迹马场，很大程度是为了给唐英年立好榜样。“英年11岁那年，一天我从马场回家，一进家门，英年就迎上来说，‘爹爹，今天你养的马跑不出，是因为马姿不好。’接着他说出了一大串道理，让我听呆了。他为什么这样熟悉？我一下子警觉了。原来我去马场看，他伏着电视机旁看。从此我再不去看跑马了。”曾经当过教师的唐妈妈回忆说，唐英年兄妹四人读书的年代，“都自动自觉温习功课，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而放在桌上的大戒尺“也只是做样，未用过”。如今的唐家四兄妹都分别学有所成。
唐英年十多岁就留学美国，从小就培养起很强的独立性，也很有主见。1975年获得密西根大学文学士学位后，他返回香港帮助父亲打理家族纺织生意，从最基层做起，一步一步管理企业。加入政府前，他是半岛针织和美维科技集团主席。作为一个企业家，他是成功的。他在1989年获颁“香港青年工业家奖”，1993年获世界经济论坛选为“明日全球领袖”。在1995至2001年间出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并曾任香港总商会理事会委员及香港赛马会董事。他在2000年获颁香港特区金紫荆勋章。
1997年起唐英年担任行政会议成员。他还曾参与多个政府委员会及公共机构的工作，包括香港贸易发展局、城市规划委员会、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及电子和纺织服务业推广策略小组。2002年7月，唐英年获委任为香港特区政府工商及科技局局长，负责处理与信息科技、电讯、广播、电影服务、创新及科技、对外贸易关系、工商业支持、保护知识产权及促进外来投资等有关的政策事宜。
与唐英年有过接触的人，都称赞他“脾气好，没架子，非常亲切，容易相处”。他出任临时建造业统筹委员会主席时，经常致电工会负责人，向他们了解实况，“完全没官僚作风”。他还会主动与其他人打招呼，并习惯“只唤名字不唤姓”。在公开场合见到他，他总笑容满面，透出儒雅、平和之气。
唐英年与太太郭妤浅青梅竹马，感情甚笃。有人曾问她是否支持丈夫做“财爷”，她义无反顾地回答：“他做什么我都支持。”身兼多职的唐英年，经常被工作占据私人生活空间，但忙碌工作并未阻碍其享受家庭乐。他非常疼爱孩子，对太太也呵护备至，不单常为四名宝贝子女推掉应酬，每逢周末还会尽量抽空与家人相聚，做“24孝”老爸陪子女逛街玩乐。
唐英年最为人熟悉的是其对红酒的着迷。据说他每年都亲自飞到欧洲四处搜罗红酒，还持有私人贸易酒牌，可直接从法国进口红酒。他每年买入当年新造的葡萄酒，每次买够一年的分量，存放海外，等够日子可饮用时再运回香港。他现在饮用的都是二三十年前买的。他在香港住宅的地库建有恒温酒窖，并把资料输入电脑研究分析，在英国也有相同的设备。香港媒体报道说，他仅在外国的藏酒就数以万支计，市值在100万港元以上。唐英年是个“美食家”，但他讲究之余并不挑吃。唐氏伉俪也非常好客，经常设宴款待友人，有时还在席间送出红酒，与客人分享饮红酒的情趣。
香港的酒税按出厂价征税，分烈酒（100％）、葡萄酒（80％）和淡酒（40％）三类，餐饮界、酒商最近几年一直希望政府取消红酒税，使香港发展成为酒类饮品的展销和批发中心。但直到2005年唐英年宣读他上任后的第二份预算案时，仍然决定不做任何调整。唐英年曾对媒体坦言：“红酒税是我上任后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我一半酒已经课了税在香港，另一半在英国。如果我减红酒税，有人就会讲我想低税入口红酒；如果我加税，有人会讲我想藏酒升值。无论怎样做都会被人批评，所以这是一个包袱。”
唐英年几年来也是公认的特首人选“黑马”之一，他曾对做此猜测的人笑称“我养的马正好也是黑色的”。他对媒体表示，一个行政长官要具备五个基本条件：第一是要得到中央政府的信任；第二当然是对香港要有承担与抱负；第三要得到多数人的认同；第四，是要有办事的能力；最后一点，因为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所以作为特首要有一定的包容。
当媒体指出“这五个条件您都具备”时，唐英年马上一本正经地说：“香港很多人都是可以达到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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