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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多月来，我与我的同事是如何忧心忡忡，无论做了多少准备工夫，都担心会挂万漏一！因为只要有一个人不合作，不做好本分，随时都可能出乱子。我们口中常说“一个也不能少”，就是这个意思。可幸的是，直到今日为止，我们看到的，是大部分香港人都显示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凝聚力。市民虽然身处极大的困厄，仍发挥同舟共济的精神，深以身为香港人而自豪。你随我返港定居已有20年了，可有哪一次事件，较今次更能让你清楚看到香港人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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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记得曾有朋友向我们慨叹，香港的下一代，是过分受保护和溺爱的一代？他们从小到大，事事靠父母长辈的照顾和安排，长大之后，遇到变故，就往往会怨天尤人，不会反求诸己。当时我们都认为：永远活在保护伞下的孩子，长大后就会丧失了抗逆和应变的能力；永远不承担责任的孩子，长大后就不会有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这次的世纪疫症，也许正是香港年轻一代转向成熟和负责的关键。在病毒肆虐之下，就连年纪幼小的学生，都意识到自己有独特的抗炎任务和岗位；年纪稍长的，更开始明白小我的每一个行为，都可能影响大我，而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是向大我负责的开始，也是贡献社会的开始。
另一方面，非典的全面侵袭，经济活动的大幅萎缩，加上病毒的长期威胁，都会加深年轻一代的忧患意识，磨炼他们对抗逆境的能力。社会上各个阶层的抗炎表现，更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专业的精神，什么是无私的奉献，什么是知识的力量，什么是公民的责任。如果这场疫症有助扭转某些少年自我中心和缺乏承担的心态，令他们开始懂得要多为他人设想，凡事从自己做起，那就真的是“祸兮福所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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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10天，2003年5月21日，本书作者又看到一个为殉职学生忍不住洒下男儿泪的李国章。那天，在为救治非典病人不幸殉职的“香港之女”谢婉雯的葬礼上，作为谢婉雯的恩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的李国章专程前往吊唁。他抵达现场即在留言簿上以英文写下对学生怀念的字句，中文大意是：“亲爱的婉雯同学：你的奉献、专业精神和对病人的爱护，我深感骄傲。对于你的牺牲，我悲痛不已。我将永远怀念你！”然后默哀一分钟，继而在遗照前三鞠躬。李国章最初时仍能平静地回应记者，说印象中谢婉雯是一名很乖的学生，但很快就悲从中来，情绪更开始激动，其间不断流泪，令眼镜也变得白蒙蒙。他呜咽着说：“我心情有点矛盾，一方面为教到这么好的学生感到好骄傲，但又好心痛，失去一位英勇的医护人员，好可惜（已泣不成声）！Sorry，我无什么讲啦！”
在后来采访李国章局长的过程中，本书作者又听到许多有关他的故事。
李国章在出任教育统筹局局长前，是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更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并曾在香港中大医学院执教10多年，在国际肝癌治疗领域首创了“李氏疗法”。据他的一个学生回忆说，年轻时代大部分时间在西方社会生活的李校长，对中国国粹“麻将”不大了解。他在中大医学院工作时，为了与同事搞好关系，周末时曾和同事“打麻将”。李国章当了中大校长后，虽然日理万机，仍然安排时间回医学院教书。由于听校长教书的名额只有30个，但每次希望听课的学生很多，所以每组学生只可轮流派一人上课。曾听过李国章授课的学生说：“李校长是一个甚具吸引力的老师，上课好似讲单口相声。”
当了教统局局长的李国章经常到学校与学生真情对话。一次，10多名来自小三至小六的学生向他请教怎样才算成功时，他以一个故事回应：“五个指头有一天吵架，争着说自己最有用。拇指说人们说好时都举起它，食指说人们最常用到它，中指则说自己最长，无名指说人人结婚时都把戒指套在它上面，尾指说人人祷告拜神时自己最接近神。这故事告诉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只要善加发挥就能成功。”还有学生问他第一份工作做什么，他告诉他们，自己第一份有收入的工作，是在剑桥大学读医时在工地当散工。当时他是学校划艇队队员，教练要他增加体能训练，于是他就选择去工地抬砖，练体力的同时还可以赚外快，一举两得。当有学生问他小时候怕什么时，他说最怕老师罚。因为他在课堂上总忍不住与同学交谈，结果经常挨老师罚，有时候甚至被老师轮流罚。“当年觉得读书很辛苦很枯燥，还要默书考试，觉得人生无乐趣……”
李国章当年留学英国还是“李同学”时，曾经遇到一位对他影响至深的好老师：“我以前很顽皮，差不多给每个老师都起了外号，现在只记得他们的外号而忘了他们的姓名了。不过，有一位老师对我影响很深。这位老师天生有个遗传病，到了中年就失去听觉。他考进了医科，但知道自己中年以后就不能行医，就转去读化学，取得了博士学位。而他始终喜欢医学，就转读病理学，那就不用给人看病，不怕受听觉影响和病人的沟通。当时学生们都不知道这位老师的这个情况，只知道他书教得好，是个有名的教授。他又很幽默，他听觉虽不好，但又不是完全失聪，总之他不想听的，他就听不到；他想听的，他就当你说了。医科毕业那一年，可以去伦敦接受临床训练，但我又想留下来做博士研究生，跑去告诉这位老师说我想留下来，但他却不停地说：‘我很高兴听到你去伦敦，去伦敦好得很！’说来说去他都说我去伦敦好，我赌气说我一定要留下来做研究生，他才告诉我，他是因为听觉不好所以才做不了医生，否则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做眼下这份工作。那样高高在上的一位教授，也坦白说自己当时做的其实不是他最想做的工作，他想做的却因为条件所限而做不到。这真是很感动我的一件事。”
2004年3月19日台湾陈水扁“枪击”丑闻刚事过几天，正好李国章有机会和媒体相聚，大家就向他请教对于陈水扁的受伤照片怎么看？李国章十分风趣地说：“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很多情况我觉得惊讶。一般来说，如果腹部有半寸深长达4寸的伤口，一定流很多血，若伤了大血管，血流得更多，流血15分钟，严重失血会使人昏厥。陈水扁有医生在场，不立即采取急救措施止血，不上担架，不坐轮椅，是医学常识以外的事。”他说，以陈水扁在台湾的身份，若遇行刺，一定有安全机制，到了医院一定采取最高级、最紧急的抢救措施，腾出最好的手术室，使用防止任何感染的安全措施，调派最好的医生。但令人奇怪的是，照片所见，两个医生很随便地只戴上胶手套为陈水扁缝合伤口，没有戴口罩，没有戴头套，没有穿手术袍，没有进入无菌手术室，也没有手术灯，陈水扁还穿着外套。如此抢救一个“总统”，实在太儿戏。他回忆在美国行医的时候，多次为受枪伤者做手术，“枪弹进口的地方伤口很细小，但出来的地方伤口很大，流血很多。而且人中弹之后，因为子弹的冲力很猛，整个人如受到轰击一样倒下，根本不可能如陈水扁那样中枪很久才发觉。如果枪械有来福线，子弹还会旋转，撕出一道不规则的伤口，不会像刀切一样整齐。何以陈水扁挨子弹可以像利刃剖肚，却打不穿薄薄的外衣？” 李国章当年在美国曾遇到一个在几年之中连续三次被手枪击伤的江湖人物，经抢救之后，翌日到医院巡视时与他聊天，问他：“你中三次枪，可说是经验丰富，可否告诉我，中枪一刹那，感觉是怎样的？有没有想过反击？”这个江湖人物说，你不要相信电影的情节，中枪的时候，会一下子被打倒在地上，周身瘫软，根本来不及反应。这人接着还幽默地问李国章：“你有没有要报仇的对象，多谢你救了我，我帮你搞定。”李国章忙说：“我的朋友个个都是好人，千万不要帮忙。”
话题转到“台独”问题，李国章认为文化的纽带很重要。两岸个个都是中国人，我们有同样的遗传特征，我们是一样的。现代台湾青年对中华文化缺乏归属感，他们对大陆的认识存在片面性。所以，一定要重视加强两岸之间的文化交流。香港中文大学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就与内地大学有交流。那时候港英政府对中文大学的做法不太满意，说我们不应该与内地有交流。但我们的名字就是中文大学，不可以不与内地接触。我们没有听政府的话，所以当时香港殖民政府对我们就不太好了。但我们觉得我们是对的，所以我们坚持做。到八十年代内地开放的时候，我们在内地已经有很多朋友了。最近二十年我们有更多交流，如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等十所大学组成了“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与香港的其他学校不同，在我们中文大学里讲普通话不是一个问题。香港回归前，学校里教中文时要用英语，例如唐诗、宋词、元曲等等都是用英文来教的。香港中文大学1963年建校时，校长李卓敏提出来，虽然现在由英国统治，但是我们还要延续中华文化，要让中文在教育中合法化，当时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他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位担任本地大学校长的华人学者，一个杰出的教育家，他为了倡导与中华民族根根相连，把大学的名字也定为中文大学。
李国章和立法会议员、香港东亚银行主席、曾荫权选举办公室主任李国宝是亲兄弟，而特区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则是他们的堂兄弟。李氏家族一门三杰，横跨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领域。他的父亲李福树先后出任港英政府立法局、行政局议员；叔父李福善是香港高等法院的首位华人法官，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是第一届特区行政长官三个参选人之一；堂妹为香港大律师公会前主席李志喜。难怪许多人认为他在香港的背景雄厚。据香港特区政府15名问责官员2005年7月的利益申报资料，李国章以拥有80多项物业第四次蝉联“楼王”。
李国章的夫人戴安娜（Diana）是英国人，夫妇两人十分恩爱。李国章曾自爆“永远都是带着三分饥工作”。原因是夫人为了他的健康，不让他吃得太饱，每天给他预备的“爱心健康饭盒”只有生菜、牛油果、几只虾或带子，连面包也没有。难怪李国章常笑说希望有人请他吃顿饱饭。
李国章简历个人背景：1946年生于香港；1969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医科家庭状况：妻子戴安娜（Diana，英国人），育有两子任职履历：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外科学系创系主任及讲座教授1987…2002年历任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副院长、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外科学系讲座教授先后服务于医院管理局、香港医务委员会、香港医学专科学院及基督教联合医院医务协会董事会等；曾任教育统筹委员会委员及科技委员会委员、香港科技园及香港应用科技研究有限公司董事、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副会长2002年8月，出任教育统筹局局长
何志平：香港特区民政事务局局长（1）
何志平从步入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办公室那天起，已预计到未来的日子将波澜起伏，绝不可能再有自己过去在眼科医生诊所那样的平静舒适。他强调自己的职责是“为小市民解决小问题”。
专访：为政不在多言
在2003年初我访问您时，您就提出促进香港与内地进一步融合的观点，您如何评价两年多来这方面的进展？
那时候，香港与内地进一步融合的问题，还只是香港一部分人的想法，社会上既没有深入的讨论和比较一致的认识，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声音支持这件事。当时，香港还处于非典肆虐的时候。非典之后，随着签署CEPA和开放“个人游”，不但为香港带来了经济复苏的推动力，也带来了文化的交流。以前香港人同内地的接触，仅限于一些个人到内地旅游、办事，但现在香港各阶层、各行业的市民，都有机会直接接触来自内地不同地方和民族的同胞，是全面性的接触和了解，全方位的融合，从中了解到我们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很强的包容性。更重要的是，这种紧密的关系和直接的接触，受到广大民意的支持，也促进特区政府对两地融合的重视，积极性之高是前所未有的。
两地的融合，最终是文化的融合。这需要一段时间和过程，通过广泛接触，增加了解，进而互相尊重，最后才能逐步融合。只有达到全方位的融合，香港才算实现了真正的回归。
您怎样看待香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比较独特的文化？
要恰当理解香港文化，需要一个时代脉络，一个地域脉络。时代脉络就是中国近代史，地域脉络就是中国的岭南地区。香港是近代中国的一个奇迹，因为香港在主观和客观的机遇下，有幸可以分期分段地累积现代化经验，成为第一个实现整体现代化的中国地方。
观察香港文化，起码要有150年的历史视野。这150年，是以大约50年的时间跨度，将香港的现代文化发展史，分成三部分。第一个50年是1900年到1950年。那段时期香港与内地文化相连，香港市民与广东一带的居民可以自由来往，香港发挥向内地引进现代化制度与文化思潮的角色。第二个50年（大约50年），是1950年到1997年，因为罗湖设立了关卡，香港与内地隔断，独自展开现代化过程，加上随着1970至1980年代香港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香港原有的中国文化传统逐渐退减。到了内地开放改革的80年代开始，香港才重新恢复对内地现代化的影响。第三个50年，是1997年之后“一国两制”的50年，是香港与现代化之中的中国内地的融合期，是带第一个50年的故国感情与第二个50年的现代化成就，作新时期的文化回归。这第三个50年期，香港是扶摇直上，还是急转直下，就在我们的当下。
由于这第三个50年的香港社会文化的独特性，自香港回归以来，香港人的国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