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现在有着刚来增援的飞机和已经袭击完毕返航的飞机的双重轰鸣声和吼声。不久我们带着悲痛的心情看到三三两两的飞机回航，有的歪斜着，有的冒着烟，或者甚至于已在燃烧之中。也就在这个时候有小小的黑点慢慢飘到地上来。凭着由丰富的经验积累成的想象力可以想象出已发生的残酷而痛苦的故事。但是看起来每二十架飞机中有十九架完成了任务而安然回来。一小时后当我们回到司令部的时候，根据我们所听到的报告，这样的估计得到了证实。
现在全线在发动进攻，他们用汽车送我进行长时间的逐点的巡视。我还视察了各个军司令部。回来的时候已经深夜了。我的私人秘书乔克·科尔维尔因为要替我办事，所以不能和我同车出行。但是他自己有一个安排，实际上那天的早晨他就随着那些渡河的船只渡过了莱茵河，在过河时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是我军在对岸的立脚点却正遭到敌人炮火的轰击。一颗炮弹就在他和跟他在说话的一位军官的附近爆炸。
站在他们旁边的一个空降师战士受了重伤，乔克浑身浸透了他的血。要不是他刚巧跟蒙哥马利和我同时回到司令部，他当然不会说出这桩意外事情。他那溅满血污的上衣给元帅瞧见了，因此他问出了什么事故。接着他抱怨说一个文职的公务人员竟然可以不经他亲自允许，擅自渡河。我在他的盛怒之下为科尔维尔解了围。并且保证当亲自训斥他一顿。后来我了解了他的经过情形后，向他指出如果他被炸死，会给我的私人办公室的工作带来多少不便，每隔几小时送来的密电有谁来为我翻译并交给我看？接着我用适当的言语责备了他几句。他表示悔恨，我关照他在吃饭的时候，尽可能跟元帅离得远些。他听了我的话就在别处就餐，一切就平静地过去了。他现在已经得到宽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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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整天的情况都很顺利，四个担任进攻的师已安然渡过了河，并且稳稳地驻进五千码纵深的桥头阵地里。最剧烈的战斗是在韦塞尔和雷斯方面。空降师奋勇作战。我们的空中作战也极成功。盟国空军攻势之盛仅次于在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它不但包括从不列颠来的战略空军，而且也包括从意大利起飞的重轰炸机，他们深入到德国的国境。
下午八点钟。我们到地图车去。现在我得到一个绝好的机会来看蒙哥马利指挥这样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方法。差不多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有一批大约少校级的青年军官川流不息地前来报告。每一个军官都是从前线的某一地段回来的。他们是直属于总司令的个人代表，他们可以随便到什么地方，随便看什么东西，并且可以向师部或前进部队中的任何司令官随便提出任何问题。回来后他们既要提出报告，又要受他们长官的详细盘问，所以一天中的全部战斗情况都摆出来了。这样使蒙哥马利靠着他所熟识的具有可靠眼力的干练人员而得到战争的全部实况。从各司令部和各司令官那里来的报告，虽然已经过他的参谋长德·甘冈将军加以挑选、衡量，再向蒙哥马利报告，这个做法却提供了对上述的报告一个极有价值的反复核实的机会。利用这种方法他能够形成一个更生动、更直接而且有时更准确的概念。这些军官们冒了很大的危险，在这一夜和接连下去的几夜中，我所听过他们报告的那七八个人当中，就有两个人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阵亡了。我认为这种制度是值得钦佩的，一个现代的总司令要能看到并且读到关于前线各部分的实际情况，这的确是唯一的方法。这样的过程完了以后，蒙哥马利对于德·甘冈发出一系列指示，再由参谋机构立刻把它们变为实际行动。这以后我们就去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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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是3月25日，我们去会见艾森豪威尔。在路上我对蒙哥马利说，他的办法跟马尔巴罗的办法和十八世纪指挥的方式何其相似，当时的总司令是通过副将们来行动的。那时总司令骑在马上，口头指挥五六哩长战线上的一个战役，那个战役在一天里头结束，而且决定了某几个大国在以后若干年或若干代的命运。为贯彻他的意图，他有四五个副将驻在前线各点上。这些人知道他的整个意图，他们的任务就是贯彻他的计划。
这些军官们并不带领部队，只要他们担任最高统帅的分身和代表，在现代，做统帅的必须坐在办公室里指挥作战，战线之长要比从前超过十倍以上，而且每个战役往往延续七天或十天之久。在这些不同的情况下，蒙哥马利派遣个人观察员的方法（这些人当然会得到前线各级司令官们的极端尊重），虽然是昔日遗风的局部恢复，却是很有趣的。
我们在中午以前会见了艾森豪威尔。这里有许多美国将军。经过彼此交谈各种问题以后，我们简单地吃了一顿午餐。
桌上，艾森豪威尔说，在我们这一边的莱茵河距离大约有十哩的地方，有一所房子已由美军用沙袋围护起来。从那里可以很清楚地观察莱茵河及其对岸。他建议我们一同去看看，并且亲自带领我们去。莱茵河——这里约有四百码宽——就在我的脚下流过。在敌人那一边，有一大片平坦的草地。军官们告诉我们，就他们所知，对岸河边并无驻军，于是我们惊奇地瞭望了一会儿。在适当的防卫措施下我们被引到那所房屋里去。最高统帅因另有事情必须离开。蒙哥马利和我正预备跟着要走的时候，我看见一条小轮船靠近我们这里准备停泊。我就对蒙哥马利说，〃我们为什么不渡河到对岸去看一下？〃他多少出我意料之外回答道，〃为什么不可以？〃于是他略为查询几句之后，我们就带了三四个美国指挥官和六个武装人员，开始渡河。我们在灿烂的阳光下和十分宁静的气氛中登上了德国人的河岸，在那里走动了半小时左右，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当我们回来的时候，蒙哥马利对轮船上的船长说道，〃我们能不能沿河下行向韦塞尔驶去？那边可以看到一些战斗。〃
船长回答道，离此半哩，有一条拦河的铁链，用来防止漂浮的水雷干扰我们的作战行动。也许已有几个水雷被挡住了。蒙哥马利催逼他很紧，但是终于承认危险性太大不去了。我们登岸的时候，他对我说，〃让我们到韦塞尔的铁路桥去，看看当地的情况如何。〃因此我们就跨进了他的车子。陪我们去的还是那几个美国人，他们都为了有东西可看而高兴。我们开往巨大的用铁梁架筑的铁路桥。桥的中间已经损坏，但是它的扭曲的铁架正可充当很好的座位。德国人正在回击我们的炮火，他们的四发一起的排炮炮弹落在离开大约一哩的地方。
不久，炮弹落得更近了。然后有一阵排炮飞过我们的头顶落在我们这一边桥旁的水中。炮弹似乎碰到了河底而爆炸，并且在大约一百码以外激起了巨大的水柱。还有几颗炮弹落在隐蔽在我们后面不远处的汽车之间。于是我们决定应该走了。
我爬下来跟我们喜欢冒险的主人一起坐了两个钟头的汽车回到他的司令部。在我看来，似乎他对于科尔维尔有一种标准而对于他自己却另有一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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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几天中间，我们在莱茵河以东继续有所进展，到了3月28日，美国第九集团军正迫近杜伊斯堡，并已进入格拉德贝克。空降师，在英军一个装甲旅的帮助下，向哈尔滕深入推进。又从那里把战线延伸到博尔肯和博霍尔特。左翼的战事是剧烈的，但是沿着莱茵河岸而下推进的加拿大第三师逐步迫近埃梅里赫，要和岸的这一边的加拿大集团军的其余部分会师。这样，到了月底，我们在莱茵河以东已经有了一个跳板，从那里可以发动深入北德的大攻势。至于成为这场历史性战役主要部分的工程兵的功绩，我只要举出一个例子，就足以类推了。这就是，截到26日晚上止，这条大河上至少已经架好了十二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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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段时间里，南面的美军，虽然没有遇到这样强烈的抵抗，也作了惊人的进展。由于他们的英勇行为而赢得的两个桥头阵地，天天得到加强和扩大，在科布伦茨以南和在沃尔姆斯地方渡河的部队越来越多。3月25日，美国第三集团军到达达姆施塔特，29日到达法兰克福。同一天，美国第七集团军占领了曼海姆，而从雷马根出发的美国第一集团军，已经到了吉森，并向北推进。4月2日，法军也在美国第七集团军的右边渡过莱茵河，而该集团军则越过海德尔贝格向东挺进。卡塞尔被攻陷了。美国第一集团军的左翼跟哈姆以东的美国第九集团军已经接上了。鲁尔和它的三十二万五千名守军已被包围。德国的西线已经崩溃了。
第二十五章 关于波兰的争议
苏联破坏雅尔塔协定——罗斯福的健康日益衰退——3月6日一个苏联所指定的政府被强加给罗马尼亚——盟国抗议的危险和困难——莫洛托夫阻挠关于波兰问题的莫斯科会谈——3月8日我向总统提出的建议——3月10日我发出的电报——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要求还是通过我们的大使们进行谈判？——罗斯福先生建议政治休战——3月16日他的来电和我的复电——3月18日我给总统的私人电报——巴鲁克先生的访问——莫斯科的僵局在继续着——3月27日我的电报——我们同意直接同斯大林打交道——4月1日我的电报——4月7日斯大林的答复——他给我的私人电报——进展的希望。
雅尔塔会议已经开过好几个星期了，情况已经很明显，苏联政府并没有做什么事情来履行协定中关于扩大波兰政府使波兰所有党派和双方都能参加进去的规定。莫洛托夫对我们所提出的波兰人选，断然拒绝表态，甚至不允许他们中的任何人参加圆桌预备会议的讨论。他曾经建议让我们派遣观察员到波兰去，却因为我们接受得那么爽快、迅速而感到狼狈。
当我们的大使们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故意刁难，争辩说，这尤其可能影响到卢布林临时政府的威信。莫斯科的会谈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时间对俄国人和他们的波兰追随者有利，他们不愿意外面观察员看到他们所用的种种残酷手段来加紧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对这些残暴力量来说，越是拖延一天，就越有所得。
所以我向总统呼吁，希望我们能够在最高一级上共同向斯大林提出。接着我们发出了一封长信，概述了英美人所看到的波兰情况。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罗斯福的健康和精力都已经衰退。在我的一些长篇电文之中，我以为我像在这些年来所做的一样，是在跟我所信赖的朋友和同事讲话。可是他已经不再能完全听到我的话了。我不知道他究竟病得多重，否则的话，也许我会觉得再去紧逼他未免太狠心了。总统身边的忠实的幕僚切望他的健康状况只限在一个极小圈子内的人知道，因此文件的答复，都是由许多人共同起草，然后用他的名义发出。罗斯福的身体既已日益不支，对于这些他只能作一般的指示和批准。这是一种鞠躬尽瘁的努力。国务院的意图当然是希望在总统身体这样虚弱的时候，避免让事态发展到尖锐化的地步，而宁可把担子撂在驻莫斯科大使们的身上。哈里·霍普金斯本来可以作些私人的帮忙，但他自己也身罹重病，因此时常缺席或者未被邀约参加。这几个星期对于大家是多么沉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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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对下院里谈到我们在雅尔塔努力的结果的那天晚上，俄国人在罗马尼亚所干的事情就是在精神和形式上对我们协定的第一次的违犯。根据最近刚刚签订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要在盟军所占领的国家内促使自由选举和建立民主政府二者的实现。2月27日，前一天已经突然出现在布加勒斯特的维辛斯基，他要求谒见米凯尔国王，并且坚持要国王解散各党派联合政府。这个政府早在1944年8月王室政变之后即已成立，并且曾经导致把德国人赶出罗马尼亚以外去。这位年轻的国王在他的外交部长维索亚努的支持下，拒绝了上述要求，坚持到第二天。维辛斯基再度谒见，国王央求至少让他跟各政党的领袖们商量一下，他置之不理，而且用拳头敲打桌子，咆哮着逼迫国王立刻答应，随即砰然一声把门关上走了出去。与此同时，苏联的坦克和部队布满首都的大街上。3月6日，一个由苏联指定的政府执政掌权了。
我为了这个消息而大伤脑筋，因为这预示着日后事态的一种模式。俄国人已经用武力和颠倒是非的手段建立起一个居于少数派的共产党人的统治。我们的抗议受到了约束，因为艾登和我在10月间访问莫斯科时，曾经承认俄国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有大部分的优先发言权，而我们在希腊则居于领先的地位。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对于雅典城里历时六个星期的反对共产党人和人民民族解放军的战斗，虽然感到极不愉快，却始终严格遵守这个谅解。现在和平已经恢复，尽管还有许多困难摆在我们面前，我希望我们将有可能在几个月以内举行——最好是在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监督之下——自由、不受限制的选举，并且在大选以后能按照希腊人民不容争辩的意愿制定宪法和组成政府。
斯大林这时正在黑海的两个巴尔干国家走着相反的道路，这是同一切民主观念完全背道而驰的。对于雅尔塔的原则，他曾经在纸上签字同意，可是这些原则目前在罗马尼亚正被踩在脚下。然而如果我逼得他太急，他也许会说：〃我并没有干涉你们在希腊的行动，为什么你们不给我在罗马尼亚以同样的自由？〃这将引起我们彼此各在目的上的比较。任何一方都不能使对方信服。顾虑到我跟斯大林的个人关系，我深信从事这样的争论将是错误的。
除此以外，我充分意识到波兰问题比这重要得多，因此我不想对罗马尼亚干些什么，以免妨碍波兰问题解决的前途。
尽管这样，我觉得我们仍然应该告诉斯大林，我们对于强制建立一个少数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