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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煤炭工人来说，混乱并没有结束。在美国和其他产煤的国家，小煤矿会停止营业，为大煤矿让路。然而在中国，混乱的程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仅从1998年起，北京就已经宣布关闭30000家小煤矿。虽然真实的数字肯定会小一些，但不可否认的是，正在进行的痛苦的改革已经把大约100万中国煤矿工人赶下了工作岗位。*这些大规模的改变反映了近年来北京经济哲学的基本转变：社会主义政府更留恋J·P·摩根，而非毛泽东，他们如今已公开鼓励煤炭公司组合成越来越大的公司，并形成“卡特尔”来限制生产过剩、提高利益率。
1976年以来，中国的农村人口显著增加。毛泽东去世之前的二十年有时会被视为衰落的二十年，但在其去世之后的二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仅称冠全球，而且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1977年至1997年间，在邓小平实行经济改革的作用下，中国的人均收入实际上已经增长了三倍。经济改革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市场，让农民进行自由种植和自由买卖。
如今，许多农民的生活中令人惊异地交织着新气象与旧事物。在山西北部产煤区的小山上，简和我拜访了一对有趣的老年夫妇，他们住在窑洞里。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人们就开始在这里松软的黄土峭壁上挖洞为家。在今天，传统的岩洞（我们可以称之为沙土居所）越来越少见，但是仍有数千名中国人居住在那里。像我拜访的那一家，前墙是用砖块和玻璃砌成的，朝里的一面还砌成拱形，以防止黄土陷落。窑洞还是非常舒服的，不过如若地震来袭，则无疑是个毙命之地。
那对夫妇和蔼地请我到炕上坐，炕是他们的传统设施，就是用砖头砌在煤炉周围并由管道加热的一种平台。几个世纪以来，炕在中国北方的家庭中已倍受青睐。炕上铺着毛毯或席子，按照传统习惯，人们白天坐在上面，晚上全家睡在那里。一位1600年去过北京的耶稣会会员曾介绍说，炕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可以帮助哪怕最贫穷的家庭度过北方严寒的冬季。在英国人接受封闭式炉子的好几个世纪之前，中国人已经开始在他们封闭式炉子的上面生活了。（当然，这种做法也具有一定风险；1600年的那位访客就曾指出：“有时炉子会起火，那么炕上睡的所有人都会被烧死。”）我坐在炕上，只觉温暖而舒适。几百年来，炕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上方多了个空的电灯插座在那里摇摇摆摆。
我们还拜访了老夫妇较为富裕的乡邻。我们进去的时候，她正在一个小煤炉子上炒菜。说到中国用煤来做饭，可以追溯到7世纪早期。（1637年曾有一位中国学者写道，对于除豆腐之外的所有菜肴，煤都是非常理想的烹调燃料，而用煤火做出来的豆腐会变得有点苦。）一只白羊在她小小的厨房里轻快地进进出出，为她的家增添了几分浓郁的乡村气息。然而同时，悬挂在厨房一角天花板上的一部大彩电，正闪烁着外部广阔世界的景象。这位妇女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的那场饥荒，而她如今已能从中国的电视屏幕上清楚地看到富裕国家的景象。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一些与之政见相左者终于能够大声说出他们以前不敢说的话：中国正经历着一场长期的能源危机，它使发达国家的能源问题相形见绌。占人口大部分的农民，只能得到日常能量需求的80％。一些地区的燃料甚至不够每天做一顿饭。
政府慢慢地把市场力量引入能源的舞台，敞开大门接纳外国技术，并致力于提高中国能源的利用率。煤产量增加了，而且直至最近，发电厂的建设也一直保持繁荣发展。1988年至1999年间，中国的发电力提高了2。5倍，相当于每两周增加一座中型发电站。像发达国家一样，中国也正努力把竞争引入电力市场，不过迈出每一步都很谨慎。2001年，中国宣布要减缓一些改革的速度，以免重蹈加利福尼亚的覆辙！
1999年，中国的电力实际上已经过剩；政府宣布三年内暂不新建燃煤的发电厂，同时新铺设了许多电线来输送电力。然而，考虑到经济的发展是何等迅速，以及还有多少中国人仍然缺乏足够的电力供应，因此这种过剩是不会持续很久的。回顾中国近年来的发展，令人惊奇的是，40％的农村家庭已经拥有了电视机，超过10％的农村家庭拥有了电冰箱。然而，电力需求还有很大的增长余地。中国的人均用电量只是美国的1/13。到2015年，中国希望自己的发电力水平比2000年提高一倍，届时煤将担负绝大部分电量的生产。这个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尤其是如果把一个适度的核动力项目以及有争议的三峡大坝（Three Gorges Dam）所提供的电量也计算在内。长江上三峡大坝的建设，将在中国大型水利项目的漫长历史上记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设计建造三峡大坝，不仅是为了提供能量，也是为了控制洪水——这个一直困扰着中国的问题。就在刚刚过去的1998年，长江的洪水冲毁了500万户人家，夺走了3000条生命，受灾人数几乎相当于美国的人口总数。对于人口之密集已达到土地承受力极限的中国来说，洪水的威胁只是她特别容易受到未来气候变暖影响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沙漠的步步威逼。在放牧过度的内蒙古大草原，许多地方都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沙地，这里于是成为猛烈沙尘暴的发源地，北京已深受其害，沙尘暴为北京罩上一层黄褐色的粗砂，而当这些粗砂与雨点一起落下时，就会给北京披上一件光滑的泥浆外衣。*戈壁正在迅速向北京进逼，有人预计，本世纪内，天安门广场将被沙丘覆盖。
沙尘暴不仅威胁着中国，也威胁着下风口的每一个国家，包括那些自认为处于海洋保护中的国家。最近，研究者们用卫星观测到，有两股大规模的沙尘暴带着中国的工业污染，横渡太平洋，到达了北美洲。第一股沙尘暴给从加拿大到美国亚利桑那州之间的地区带来了一层可以看到的阴霾。到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市的山上旅行的人们，吸入肺里的是蒙古的沙尘和中国的污染物，它们仍然是违反美国空气标准的；而这层阴霾一直延伸到大西洋。最近，我们得知，即使在没有沙尘暴的时候，中国的污染物也常常漂到北美洲。当然，最大的污染源就是煤。
从北京任何一座新的办公高楼上，你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对煤有多么依赖——在城市上空，总是飘浮着一层因污染而造成的灰色薄雾。今天，北京的空气污染虽然还比不上19世纪的伦敦、曼彻斯特和匹兹堡，但已经比大多数西方城市严重多了。当我像数百万中国人每天做的那样，骑着自行车穿过北京之后，好几个小时里，我的肺都隐隐作痛。
众所周知，正是由于燃煤，中国人才至今呼吸着世界上最脏的空气。1995年评出的世界十大最脏的城市中，有五个在中国，北京就是其中之一。一些最脏的带有烟囱的工厂，甚至炼钢厂，仍在拥挤的城市及其周围地区的上空排放着缕缕青烟（顺便提一句，如今中国已经实现了毛泽东的梦想，钢产量居世界第一）。然而，问题还不仅存在于工业。数亿中国人仍然用煤来取暖、做饭；在北京古旧的砖瓦房区，有人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把蜂窝煤球送到家家户户，人们一般用小炉子来烧煤，有时也会在放在街边的桶里烧，桶上已经放好了给全家人做饭用的锅。
最近，中国和西方的研究都表明，中国的空气污染每年导致大约100万人死亡（在美国，这个数目是几万）。这个数字包括死于家庭煤炉产生的煤烟导致的癌症和其他疾病的人，相当于中国每年死亡人数的1/8。另外有数百万中国人在家里烘干谷物和辣椒粉时，无意间使用了富含砷和氟的煤，因而导致中毒，他们如今正忍受着由此带来的皮肤癌和骨骼严重畸形等病症。*
中国产生的二氧化硫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许多污染问题也正是因它而起。确实，二氧化硫不仅残害了大量人口，而且给中国南方大约40％的地区制造了酸雨这个大难题。虽然北方燃煤更多，但扩张的沙漠是碱性土质，可以中和空气的酸性；于是，北方的燃煤发散物不会导致酸雨，至少在它飘到日本之前。
现在说些关于中国的好消息，也许外界并不怎么了解。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政府已经比较坦率地承认了自己严重的污染问题，甚至把空气质量的监控数据在报纸上公开。北京已经频频承诺要整顿污染，并且已经开始了广泛的、中国式的全民运动。据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有数万家污染严重的企业被关闭。虽然其中许多企业可能会重新营业，就像一些宣称“被关闭”的煤矿一样，但这种举措还是意义深远的，因为它能够代表一种政策的转换，并反映中国在改善空气质量方面的巨大潜力。
在中国的一些地方，空气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得很好。为了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改善北京的空气质量，政府已经投入了巨额资金，仅1998年至2000年间，北京的二氧化硫含量就减少了41％，这是令人振奋的。（全面地说，这意味着北京的二氧化硫含量不再是世界健康标准的三倍了，但却仍接近这个标准的两倍。）在这些努力中，一项中心措施就是用天然气和电取代城市的煤火。而且，这样的开端不仅出现在像北京这样曝光率较高的城市，而且也发生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带。我在内蒙古一个城市游览时，看到人们已经开始用从山西省引进的无烟煤取代廉价却较脏的本地煤。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还很少有发电厂对二氧化硫污染进行控制，并且二氧化硫的发散量还在增长。简而言之，中国还只是刚刚开始解决严峻的城市污染问题，而要想处理日久根深的区域性污染问题，还要走很长一段路。
如果没有像周大地教授这样的人付出的努力，中国的空气污染只会越来越糟。我见到周大地，是在他的北京办公室里。他不是一名环境调节员，而是一个非赢利组织北京能源效率中心（Beijing Energy Efficiency Center）的负责人。这样一个组织的存在，既令人惊奇，也给人以希望。它建立于1993年，由中国政府、美国能源部（U。S。 Department of Energy）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联合创建，这几个组织职能各不相同，但却在减少中国化石燃料的污染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今天，虽然北京能源效率中心主要由中国政府支持，职员也全是中国人，但他们是在一个强大而严密的国际网络中工作着，并已获得了广泛的尊重。在毛泽东发动的那场反知识的文化大革命中，周教授的工作几乎毁于一旦。当克林顿总统1998年访问中国时，周教授是他接见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非官方组织负责人之一。我去那天，周教授的办公室里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拜访者。
像所有处于发展中的经济一样，也像所有中央计划的经济一样，中国经济充斥着效率低下的现象。在北京能源效率中心的工作中，就包括推动政府实行提高效率的政策，以及促进现代科技的应用，力求减少效率低下的现象。为了实现能源市场和能源使用的现代化，中国付出了很多努力，其中在能源节用方面的一系列举措已经超出了过去几年里观察家们的预测。事实上，二十年来，中国能源用量的增长速度只是其经济发展速度的一半，而且与其他国家在相似发展阶段的能源用量增长速度相比也慢得多。因此，不仅空气中的二氧化硫等污染物质没有增加，而且中国为全球变暖贡献的热量也减少了一半。
有份报告称，在1996年至1999年间，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了36％，但她的能源输出量却跌落了17％，温室气体也减少了14％，这令西方分析家们大跌眼镜。这些戏剧化的减少几乎完全是因为用煤量的剧减，据报道，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用煤量降低了30％。不过很遗憾，这些数字都是基于可信度不高的官方数字。中国对于经济增长的预估通常都被认为是夸大了的。此外，近年来北京强制关闭一些小煤矿，并减少使用含硫量高的煤，都会促使当地官员少报他们的用煤量，而我们知道，许多小煤矿已经又开始违法经营。把这些因素完全排除之后，就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煤的消费量却意味深长地降低了（在1996年之后可能降低了10％），还有二氧化碳的发散量也是。中国散发的二氧化碳无疑远远低于先前的研究对现在的预测。
中国用煤量的这种降低有何意义？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一劳永逸地脱离了持久的危险境地。2000年之后的用煤量似乎又开始回升。节能运动肯定会继续下去，但是中国的规划者已经明白地表示，他们仍会无限扩张动力部门，并将主要用他们地下埋藏了好几个世纪的珍贵煤矿来推动这种扩张。由于人均水平仍很低，中国要求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增加温室气体。正如周大地向我解释的：“当我们富起来的时候，我们会承担更多的责任来减缓气候变暖。”然而在此期间，中国希望富裕国家带头减少二氧化碳。市场可以促进全球能源节用，但是，用周大地的话说，“市场肯定不能帮助我们战胜二氧化碳，所以需要一些机构来实现这个目标，而现在《京都议定书》是惟一现成的机构”。
随着中国的继续发展，我们期望她的用煤量和二氧化碳发散量会再次下降。即便如此，中国在节能方面令人惊喜的成果，以及在节能方面相当大的发展空间，都确实提供了出乎我们意料的一点希望和一点时间。如果世界利用这点时间来大力发展替代性能源技术，以及很有可能的国际金融结构，那么中国也许还有可能及时改变路线，免于在更长时间里陷于用煤量提高、空气污染顽固不化和温室气体增加的厄运。这样，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将受益无穷。
第三部分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