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门闭，言路开”的肥皂剧第一次上演了。但赵佶也有点不愿当这个多事之秋的皇帝了，让位给了儿子赵桓，是为钦宗。倒霉的钦宗上台后，遇见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怎么处理太学生陈东的上书。
陈东上书是合法的，因为皇帝要求天下直言吗！不过，陈东提的建议似乎有些“过头儿”，他要杀人。杀“六贼”。他身后还率领着一批太学生，以给当权者施加压力。
在上呈的文章中，他写道：
“现在天下之局势好比千钧之重系于一发，何以如此？全由六个奸臣导致！蔡京变乱制度在前，梁师成作恶于内，李彦在西北盘剥百姓，朱勔刻毒招致东南民怨，王黼童贯二人又与辽金两国挑起边境战争。陛下你一定要将这六人斩首于闹市，把他们的首级传示四方，以表朝廷向天下谢罪的决心！”
陈东说得也许太激烈了，新皇帝没敢采纳他的建议。靖康元年（1127年）春天，战局稍见缓和，赵桓就更不屑处理去年冬天陈东的上书了，并且对其父所倡导的最后的挽救政策即求直言，还暗中更改：抑制民间上书，递上来也不处理。亡国之君玩了这么一手出尔反尔的把戏。但这也引起了朝臣们的不满。朝廷出尔反尔的行为传到民间，于是谑语“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在民间开始流传。
但是，赵桓春天的梦还没做完，金国人就开始了新一轮进攻，黄河北岸宋军防线崩溃，黄河南岸守将也望风而逃。金兵用小船渡骑兵，用了五天的时间才渡完，这还不算步兵，步兵还一个没动呢！
新上任的皇帝受到了震动，感受到了他爹在朔代二州丢失的震动。他又变了脸，“反尔”之状又反到陈东那一边去了，处理“六贼”中的三个人：王黼流放永州（治所在今湖南零陵市）；李彦赐死，并抄没家产；罢免朱勔全部职务回乡下老家。（王黼最倒霉，未出河南境就被人刺杀了）。
在兵逼国危之刻，陈东再次上书，要求重用李纲。这次被痛快地采纳了，李纲被任命为尚书右丞、京城防御史（相当于副部长兼首都卫戍区司令）。迫于时局，在接受陈东任用李纲的建议后的三个月后（六月），赵桓明白无误地下诏，命谏官指陈朝廷得失，
赵桓不想效法老皇帝，让天下人都来参与政事，他要搞精英（专业）议政。一切都为时已晚，杀人也止不了灭亡的厄运。（七月杀童贯，九月杀朱勔）。
陈东的命运也比童朱二人好不哪里去。在全国人掳走了徽钦二帝后，不到四个月，赵构就把陈东还有平民欧阳澈给杀了。
陈东被杀使“出尔反尔”的肥皂剧被推向高潮。
赵构于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五月即位，经历了令人头晕目眩的动荡，他想找个间隙，静静脑子。于是召陈东从丹阳到应天府（今南京）议事。陈东来到应天时，正赶上李纲被罢免，于是他上书抗争，赵构没予回答。
到止已于理难说了：你请人家来议事，人家到了既不见人也不回话。问题并没到此为止，又一次杀人计划正在酝酿中，逐渐成熟。
平民欧阳澈感于时局多艰从抚州（今江西抚州市）步行进京，跪在宫门外，请求皇帝处分有关执政的大臣。如黄善潜。黄认为：如果不处死欧阳澈，还会有更多的人随其请愿，恐生变乱。
赵构太怕乱了，他改变了主意：杀欧阳澈，连陈东也带上……
出尔反尔是至高无上的特权
出尔反尔，对于一个帝王是小菜一碟，这是传统赋予他的绝对权力，甚至是超道德的意志力。至于后来杀岳飞，那不过是杀陈东的一个小小纪念而已！
变乱局面中的帝王出尔反尔，以至杀人，似乎有情可原，因为谁也无法保证乱局中的决策百分之百准确。可是，承平之世的帝王拿什么理由来解释自己的出尔反尔呢？
在一般道德规范内，没有任何解释。有的只是他们那超道德的意志力！
以明君形像垂于青史的朱元璋仅为一次天文现象，就出尔反尔地杀了进言者，给历史留下了又一段血腥的记忆。
洪武九年（1376年）秋闰九月，五星运行失度，朱元璋下诏求直言。山西平遥的训导（相当于县教育局副局长）应诏上书，主要批评用刑太重，最后也指出给诸藩的建制太大，恐出现汉之七国、晋之诸王的变乱。
没想到这一下子触到朱元璋的不快之处，刘基劝他要轻刑省法，他不高兴地拒绝了，而今天又出来个小小的训导也这样说。他招不住了！再也不顾什么出尔反尔了，下令将叶逮捕，乱棍打死在狱中。史称：“后无敢言者。”－－自此以后，再没有人敢于直言谏诤了。
“明君拒谏”不仅在朱元璋这样的明君加暴君的人身上出现，既便光武帝刘秀那样处理政务温和、对待公卿贵戚十分体恤的人都在所难免。
刘秀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道德水平最高的开国皇帝，几乎是所有帝王中最讲人性的皇帝。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冬天刘秀到章陵（今湖北枣阳）修墓园宗庙，巡视旧宅，与宗亲酣饮。他的几个婶母喝过了量，还是以凡人的眼光看待他：“文叔（刘秀的字）小时候作事谨慎、讲信用，不与外界交往，只知柔和直率而已。没想到竟能成帝王大业？！”话传到刘秀耳朵里，他不但没恼火，反而大笑说：“吾理天下，亦欲柔道行之。”
刘秀还是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史称“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太子刘庄曾问他攻战的学问，他回答说：“孔子时代，卫灵公向孔子求教攻战之事，孔子不予回答。战争的学问不是你能学的。”他不仅训诫继承人不要兴战，而且自己更借鉴汉武帝屡征匈奴，空耗国库的教训。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讨论与匈奴的关系，刘秀最后决定采取重内政轻外事的政策，他说：“如今国家没有实行善政，灾害不断，百姓惊恐不安，人们自身难保，难道还要到遥远的边塞之外兴事吗？如果消耗国力一半，确能消灭强劲的敌人，未尝不可。但是选择不当的时机，最后受伤害的还是老百姓；于此，就不能兴兵，得让百姓休养生息。”这次讨论结果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史称：“自是诸将莫敢言兵事者。”
就是这一个明智的君主，对不合自己心意的言论，也会采取过份措施予以打击。在他头去世的前一年－－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冬天，决定在全国公布预言性图谶，遭到议朗给事中（专门提建议的官职，相当于国务院参事）桓谭上节反对。指出：
凡人总是疏忽目下正常事情，而注重奇异。历观以往君王的行迹，都把仁义道德作为根本，不重荒诞之事。命运这东西连圣人都讲不清，因而从子贡以后，没有人再议此者。现在所谓的儒学大师是懂不了其中的学问的。那些心术不正的小人，自改图谶书籍，冒称是上古传来的。您听信这些人的，就是犯错误呀！
刘秀对桓谭的否定性建议十分不悦，因为刘秀就是靠图谶起家的。当初，刘秀起兵时流行着一种《赤伏符》，符上说：“谐不谐，在赤群眉；得不得，在河北”，又有：“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更始帝刘玄势力大张的时候，一度建都长安，派大司马刘秀（更始二年，公元24年）攻略河北，此时童谣兴起，“得不得，在河北”大大鼓舞了刘秀及其所率部将、军兵。后来，刘玄失势无奈投降了赤眉军，又被赤眉军所杀，也应了“谐不谐，在赤眉”的童谣。至于刘秀为天子的谶言几乎就成了白话，天下更归心于刘秀了。
刘秀得了天下，对图谶兴趣也不减，直到快死了，还捣鼓。因此，他对桓谭之言的不悦是可想而知的，但他还是有涵养的－－奉行以柔道治天下，故此没对桓谭发怒，似乎等桓谭回心转意。稍后，讨论灵台（天文台）的地址，刘对桓说：“我想以谶语来决定此事。”
－－对刘来说，这等于给了桓一个“改正”的机会！
－－对于桓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侮辱，“因为我早就反对图谶，您为什么旧事重提？！”
于是，一场政治冲突不可避免。桓呆了好一会儿才回答刘的话：“我从来不读谶文！”
刘问其故。
桓说：“那东西不是儒家经典！”
皇帝终于忍无可忍了，以少见的失态（大怒）来指责这位敢于直言的参事：“好呀，你桓谭竟敢诽谤圣人，无法无天。把他给我拖下去，斩首！”
桓在性命攸关之时，不再坚持真理，一味地给皇上叩头，叩得血流满面，再加上众臣劝说，皇帝消了怒气。桓的命是保住了，但降级处分是免不了的了：贬为六安（今安徽六安）郡丞（相当于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助理），一下子从朝臣（正部）贬到地方官（勉强副厅级）。
出尔反尔是至高无上的特权
这个打击是难以承受的，况且他桓谭根本就没说错什么－－图谶根本就不是儒家经典吗！怎么成了“诽谤圣贤”呢？不知道是心理难受之故，还是头伤感染（如破伤风），桓谭死在赴任的途中。
桓本该接受教训，在那篇建议奏章被冷落之后，就该不说话了。甚至说，连这篇奏章都不该写，因为此前他还上奏过，讨论建立公平统一的司法体系问题，针对的也是用谶文判案的现象。结果是“书奏，不省”－－皇上没搭理他这一套。
事实上，刘秀对言论也不是一概反对的，对那些能够迎合他内心需求的貌信忠耿的议论不仅欣然接受，而且还对建议人给予后赏。（－－刘秀是个过日子的皇帝，除了对宗室赏赐较大方外，对臣下则是“酬赏少薄”。此者，已见于史书。）
就在处分桓谭的那一年的前三年（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刘秀厚赏了张佚（还有桓荣，与醒谭无血缘关系）。建武二十八年秋天，讨论给太子刘庄选老师的事情。刘秀内心不想让太子的舅舅当选，因为不久前灭亡的西汉就是因为重用外戚才使国祚中断的，出了王莽。但大多数官员还是按老套子说：“太子的舅父阴识可胜任。”
博士（相当于社科院有官职如“副部级待遇”的高级专家）张佚脸色凝重地说：“如果为了阴家的利益而立太子，那么可以任命阴识；如果为国家利益，就应选天下贤才。”
刘秀暗中高兴，也郑重其事地说：“设师傅的目的在于辅导太子，今天博士能匡正我，何况对太子呢？”于是任命张佚为太子太傅，博士桓荣为少傅，赏赐给他们帷车、马匹。桓荣无形之中升职受赏，高兴不已，召集全体门生，陈列受赐的车马及印信、绶带，鼓励学生们说：“今天所受赏赐，全是靠我对古书的精通，你们也当努力学习，争此殊荣呀！”
桓荣确在立太子师一事上虽没直接建议，可他对待皇帝的态度确实比后来的桓谭高明得多。桓谭只知一味抗争，而桓荣却知曲意迎逢。有一次，博士职位出现一个空缺，刘秀打算任用他。他叩头回谢：“我不行，不如我的同学彭闳、皋弘。”刘秀见他谦虚，不仅坚决任命他为博士，还应他的二位同学升为议郎。再后来的故事更说明桓荣确有独到之处。刘秀曾赐给众博士奇果，受赐的人都匆忙把果子揣到怀里，唯有桓荣双手捧接并拜谢。刘秀很高兴，指着桓荣对大家说：“此真儒生也！”
二哥何以幸福
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薄艺在身
从写高俅的发迹史来看，《水浒传》对一些关键人物的历史还是比较忠实的，特别是写高俅，更是剪添得当，使这位“伟人”的跃然纸上。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也由于我们过分抱守历史之思维所致。文学作品毕竟不是历史。
史载：高俅生年不详，卒于靖康初（1126年）。市井出身。初为苏轼小史，工笔札，后事枢密都承旨王晋卿。因善蹴鞠，为端王赵佶所宠信，赵佶即位，不次迁拜，二十年间遍三衙，至殿前都指挥使、开府仅同三司，父兄子侄皆贵，而军政废驰。
何谓“不次迁拜”，就是不按秩序提拔。用现在的话来说，赵佶“大胆使用优秀的年轻干部”，有点问题也不要紧；再往前三十多年的流行政治术语套，称为“火箭干部”，言外之意直线上升或一步登天。
高俅受到苏轼与王晋卿的赏识，说明他还是有些才干的。比如工笔札。就是字写得好，拟个短函什么的也言简意赅。市井出身，没什么学历文凭，又没父祖关系，能在小史的位子上呆住就不错了。但高俅对生活充满了信心，通过在大官僚身边的学习，学得不少办事经验。恐怕这是宋江那样的基层小吏，吴用那类的乡村文人一辈子都学不到的。
《水浒传》似乎有意加大高俅的卑微出身与偶得高位的对比度，在第二回说到：
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旁，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仪礼； 位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外帮闲。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四十脊杖，迭配出界。
这个人生挫折，至少说明两点：一，自学成才（如“能诗书词赋），却换不官来，落个帮闲的下等人，也是社会不公；二是，东京城里稍微有点门面的人都不喜欢这类人。
聪明的高俅在经挫折后，无心悔改，他看透了——要在社会上混出个人摸人样来，就是投机。《水浒传》也有意增加高俅寻求机会的难度，说先从开赌坊的柳世权处，被介绍到开药铺的董将士家，董将士又将他转介到苏学士苏轼那里去。
要是脸皮薄的人，早经不住了，可高俅是个心理素质极好的人，反而在得了董将士的书信后，万分喜悦。书中写道：“高俅大喜，谢了董将士。”
用现代成功学术语来说，高俅具备高效成功人士的最基本素质：乐观地看待生活。从开赌坊的闲汉到作大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