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 第300部分

　　　　1930年10月，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发动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朱德领导4万红军，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中间突破的方针，将敌主力诱至龙岗地区加以歼灭。这次初战告捷，歼敌9000多人。活捉敌军总指挥张辉瓒，吓得各路敌军纷纷撤退，红军乘胜追击，又歼敌半个师。红军在五天内打了两仗，歼敌万余人，敌枪万余支，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16个师23个旅，共20万人，由何应钦任总司令，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筑成一道800里长的战线，兵分四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这时，红一方面军只有3万多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并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第一仗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师和公秉藩师，消灭了公秉藩师全部和王金钰师一个旅的大部。接着红军由西向东横扫过去，首先在白河全歼王金钰师一个旅的残部和郭华家师的一部，敌郝梦龄师不战而从藤田逃回永丰；红军又在中村歼灭高树勋旅大部；广昌一战，敌朱绍良第八路军逃往南丰，红军击毙敌第五师师长胡祖钰，胡部当夜北逃。然后红军乘胜之威，向东横扫，挫强敌，15天行程700里，打了五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蒋介石两次“围剿”红军惨败后，仍不甘心。1931年7月，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坐镇南昌，集中3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分左、中、右三路，由南丰、南昌、吉安三面向中央苏区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赣江东岸。面对十倍于己的强敌，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从建宁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采取诱敌深入，打其虚弱的方针，突然向东出击，三战三捷，歼敌3个师的大部分，当敌主力掉头东进，寻找红军主力时，红军主力则巧妙地穿越敌军间隙返回兴国。等敌人发觉后，掉头西进时，红军已休整半个月。敌人疲备不堪，只好退却，红军又乘胜追击，打了三个胜仗。这样，从7月至9月，为时三个月，红军共歼敌3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拥有人口300余万。

　　　　与此同时，其他革命根据地也都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和发展。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打下黄梅，占领广济，攻克英山，击败敌人七个师兵力的进攻。贺龙领导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解放潜江，夺取天门，打败了蒋介石四个师兵力的进攻。赣东北的红十军也取得许多重要胜利。在红军胜利的影响下，被蒋介石驱赶到江西“剿共”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万余人，由赵博生、董振堂领导于1931年12月，在宁都起义加入了红军。

　　　　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巩固并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已达到10万人以上，为革命的继续向前发展提供了保证。

　　　　“九一八”事变

　　　　从19世纪70年代起，日本就走向了武力侵略中国的道路。1927年夏，在国内发生严重金融危机，国外与美国争霸远东的斗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讨论确定了新的对华政策。会后，首相田中义一将会议确定的方针拟成秘密奏折，进呈天皇。“田中奏折”确定了日本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全球战略。

　　　　1929年10月，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大危机。对于生产技术相对落后和资源匮乏的日本来说，所受的打击更加严重。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缓和国内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决定发动对中国东北的武装侵略。1930年9月，关东军完成了关于满蒙占领地统治的研究，1931年春，又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强调“在非常情况下，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同年7月，陆军省也制订了解决满蒙问题大纲，规定要对东北采取军事行动。

　　　　九一八事变为了寻找挑起战争的借口，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1931年5月，日本派出武装警察，怂恿支持朝鲜浪人在长春北郊的万宝山地区非法开垦，并在中国农民的田亩上开掘引水渠沟，危害附近数万亩中国农民的土地。7月1日，当忍无可忍的万宝山农民在地方当局干预失败后自动起来填平水渠时，日本警察竟野蛮开枪镇压。结果，中国农民多人受伤，日警和朝鲜人却无一人死伤，水渠也很快被修成通水。但日本并不以此为满足，继续扩大事态，进行战争叫嚣，并在其统治下的朝鲜煽动大规模的排华风潮。8月，又利用参谋本部军官中村大尉和3名随员非法潜入大兴安岭地区进行间谍活动而被中国驻军抓获处死一事，公开叫嚣武力解决，并向东北调兵遣将，积极准备侵占我国东北的军事行动。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9分，按事前周密拟定的计划，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并随即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事变发生时，东北军驻沈阳的部队仅有第七旅驻北大营，城内另有警察6000余人。张学良远在北平，东北边防司令长官职务由参谋长荣臻代理。早在“中村事件”时，张学良即向蒋介石报告过东北的危急局势。8月16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接到电报后，转达给东北各军负责人，要求遵照执行。所以，东北军对日军的武装进攻毫无准备。参谋长荣臻17日为乃父作寿，18日尚在应酬宾客。旅长王以哲不在军中，团长张士贤回家未归；另一个团长王铁汉直到战斗打响后，才匆匆赶回部队。事变发生时，张学良正在北平的剧院里看戏，得知荣臻报告后，一夜之间，与蒋介石多次电报往来，所得到的答复是：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张学良对荣臻的答复亦是不准抵抗，甚至下令收缴军械，以免另生事端。所以，当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在事变发生后电话请求荣臻时，荣臻命令他不准抵抗，缴械任凭缴械，入营听其入营，甚至要士兵把枪放到仓库里。第七旅的士兵虽有所抵抗，但军中既无主帅，指挥自然不灵；命令不准抵抗，退却亦必仓丘。因而，日军如同演习一般，轻取北大营。事变发生后，省警务处长黄显生用电话向张学良报告，请示机宜。张学良命令说，如日军进城索取枪支，可无条件交给他们。结果，6000余名警察悉被缴械。19日早晨，沈阳尽入敌手；连同张作霖曾经引为荣耀、象征东北军实力的260多架飞机、3000多门大炮，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功能，而如蒋介石事先安排的那样，完好无损地点交给日军。

　　　　在占领沈阳的同时，日军炮击长春。此时，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父殁回锦州奔丧，委托军署参谋长熙洽代理其职务。熙洽是个汉奸，竟命令长春守军退却。19日，长春失陷。接着，熙洽又命令吉林守军撤往郊外，并以“和平谈判”为名，迎日军入城，投靠了日本侵略者。22日，吉林为日军占领。仅仅一周的时间，辽、吉两省的主要城市，大部为日军侵占。

　　　　11月3日，日军以铁甲车和飞机、炮兵掩护，进攻黑龙江省。其时，嫩江桥守将马占山将军为避免与日军冲突，将守桥部队后撤到北岸阵地。4日，敌以重兵向马占山部队发起猛攻，马占山率部英勇抵抗。这就是有名的“嫩江桥战役”。6日，日军再次向守军进攻。马占山部单纯固守阵地，孤军无援，只得又北撤至三间房附近。

　　　　嫩江桥战役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军遇到的最顽强的抵抗，是中国军队激于民族义愤而打响的民族自卫战争的正义枪声，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但这时，蒋介石仍然实行不抵抗政策，甚至津津乐道地高论“诉诸国联”，“等待合理解决”，对马占山部没有给予任何实际援助。马部孤军奋战，其后果可想而知。

　　　　11月18日拂晓，日军向马占山部发起全线进攻。马部与敌军激战一整天，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19日，马占山部及黑龙江省军政人员退往海伦，龙江失陷。

　　　　日军占领龙江以后，又扑向锦州和整个辽西地区。锦州为辽西重镇。夺取锦州和辽西地区，不仅可有力地控制辽宁，而且为侵占热河和进入关内作战创造条件。

　　　　日军曾于10月8日空袭锦州。12月28日，日军第二师团、第二十师团、混成第三十九旅团、第八旅团和飞行队向锦州进攻。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于12月初达成协议，划定锦州为中立区，令驻辽西的东北军退入关内，听任国联调查团前来东北调查问题，故锦州地区仅留公安骑兵三个总队。众多的日军进入辽西，尤如无人之境。1932年1月，日军占领锦州。

　　　　日军占领锦州和辽西地区后，将进攻矛头再次移向北满，夺取哈尔滨。哈尔滨是东三省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为北满政治、经济中心，是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总枢纽。原来日军考虑到对苏关系，所以绕道先行夺取龙江。攻占锦州后，东北大部为日军所掌握，哈尔滨已成囊中之物。1932年1月28日，日军步兵、炮兵和坦克部队向哈尔滨发动进攻。2月4日，哈尔滨失陷。

　　　　至此，日本侵略者以不足2万的兵力，用了4个月零18天的时间，就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将3000万东北人民变成供其驱使的奴隶。这是中华民族在近代所蒙受的最大耻辱。

　　　　九一八事变极大地震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并使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动，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由此开始。

　　　　“一二八”事变

　　　　日本侵占东三省后，又在上海点起战火。企图转移国际上对中国东北问题的注意，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它占领东北的现成事，并把上海变成它侵略中国内地的新基地。“一二八”事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第319章　民国（15）（）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在上海分数路向租界向闸北区进攻。驻守上海的以蒋光鼐、蔡廷锴将军率领的第十九路军，违背国民党政府的命令，自功进行英勇抵抗。蒋光鼐、蔡廷锴等通电表示，“为救国守土而抵抗，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中日双方激战23天，十九路军连成皆捷，使日本侵略军遭到沉重打击，前后增兵6。7万人，死伤万余，三易主帅，却无法实现日军的速战速决的作战计划。在战斗中，十九路军和随后参战的部分第五军广大爱国官兵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忱和英勇牺牲精神。如在蕴藻浜一处阵地上的60名士兵，以火油濡湿身体，负巨型炸弹，猛扑日军阵地，使敌军阵线崩溃，60位爱国志士全部壮烈殉国。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十九路军的抗战，得到全市各界人民的大力支持。上海工人、农民、学生和各界群众，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协助十九路军作战，护理伤员。宋庆龄、何香凝等亲临前线慰问，主持、组织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发起捐赠棉衣3万多套送至前线。全国各地人民和海外华侨踊跃向十九路军捐款，达700余万元。中共江苏省领导下成立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在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蔡廷锴旧照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下，第十九路军和随后参战的部分第五军官兵，坚持抵抗一个多月，连续打退了战器装备和兵员数量占优势的日军，取得重大成果。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数度增兵，损伤一万余人，没有实现其速战速决的迷梦。

　　　　但是，国民党政府对十九路军的抗战不但不予支持，反而用停发军饷，截留捐款、限制其他部队增援等手段横加破坏。3月初，日军发起总攻，中国军队在背腹受敌，又无援军的情况下，不得已奉命放弃庙行、江湾、闸北阵地，撤出上海。经过英、美等国“调停”，中日双方进行谈判，于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中国军队不能驻扎，只能由警察接管，而日军若干部队则可在上述地区驻扎。这是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

　　　　上海停战协定签订不久，蒋介石就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为国民党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立即将英勇抗日的第十九路军调驻江西参加“剿共”。加上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一时蓬勃兴起的全国性抗日爱国运动趋于低落。

　　　　东北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将已被废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秘密送到东北。并于1932年3月1日，用“满洲国”政府名义，发表一个所谓“建国宣言”，宣布“满洲国”成立。从此，日本侵略者及其卵翼下的伪满政权，对东北人民实行野蛮的军事统治。日伪宪兵、警察，特务随意逮捕和杀害城乡中国居民，用各种狠毒手段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用中国人进行细菌试验。它们在经济上实行“统制”政策，通过各种手段，对东北人民进行经济掠夺，摧残东北地区的民族工商业。在文化教育上实行法西斯专制政策和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妄图泯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加强殖民统治，逐步把东北变为它侵略华北和全中国的战略基地。

　　　　19路军在闸北与日军巷战面对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东北人民以各种形式同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沈阳、抚顺、鞍山、本溪、辽阳、哈尔滨等地工人先后举行罢工。沈阳兵工厂的工人，拒绝为敌人生产屠杀中国人的武器而举行罢工，长春中长铁路工人，用转移机车和车辆的办法，破坏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