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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发生了日食之变，陈蕃对窦武说：“过去萧望之困一石显，何况现在相当于石显的数十倍之势呢！陈蕃以八十岁之年龄，欲为将军除害，今可借日食之变斥罢宦官，以塞天变。”窦武就禀告太后说：“依汉家事黄门、常侍但当给事宫廷内部门户，主要掌管近署财物；而现在让他们参与政事，并任予重权，控制朝廷，专为贪纵横暴。天下匈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应该对他们全部或诛或废，以清朝廷。”太后说：“汉初以来，依其故事，世代都有宦官，但当诛其有罪者，怎么能把所有的宦官全部废弃呢！”这时中常侍管霸，颇有才略，但专制禁中，窦武先拘收管霸及中常侍苏茂等，皆处以死刑。窦武又数次禀诛曹节等，太后犹豫不定，于心不忍，故事久不废。陈蕃又上疏说：“今京师嚣嚣，道路喧哗，都说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等，与赵夫人、诸尚书结党谋乱天下。附从者升进，忏逆者中伤，一朝群臣如河中之木，漂浮东西，因怕危及爵禄而敢怒不敢言，更不敢有所为。陛下今不急诛此曹等人，必生变乱，倾危国家政权，其恶果难以估量。臣原出示证章以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诸奸知臣之疾恶。”太后没有采纳陈蕃之言。
建宁元年（168年）八月，太白犯房四星中之上将，入太微。侍中刘瑜平素善观天文，观此恶迹，遂上书皇太后说：“依此天象，查对占书，载曰‘宫门当闭，将相不利，奸人在主傍’，希望尽快预防之。”刘瑜又写信给陈蕃、窦武，认为星辰错缪，不利大臣，应该速断大计。于是陈蕃、窦武以朱寓为司隶校尉，刘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窦武奏免黄门令魏彪，而以自己的亲信小黄门山冰代替魏彪，派山冰奏收长乐尚书郑飒，押送北寺监狱。陈蕃对窦武说：“应该把郑飒立即杀掉，何需再进行审核！”窦武不以为然，不从，令山冰与尹勋、侍御史祝瑨共同审讯郑飒，而案连及曹节、王甫。水冰、尹勋郡奏逮捕曹节等人，派刘瑜内奏皇太后。
九月，辛亥，窦武出宿而归府。典中书者先把此事告诉乐部五官史，朱盗走窦武的内奏并将它发布出去，大骂着说：“禁中之官有放纵者，自可诛杀，而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罪，都要遭受如此灭族的罪名！”又因此大呼说：“陈蕃，窦武禀太后要废除皇帝，实为大逆！”朱因此于当夜召集平素比较亲近且健壮之人如长乐从官史共普、张亮等十七人，歃血共盟，预谋诛杀窦武等人。曹节也禀奏皇帝说：“外间情势急迫，请出御德阳前殿。”说得皇帝拔剑踊跃，并让乳母赵娆等拥卫左右，取信，关闭各个禁门，召集尚书官属，胁以白刃，用作诏板，拜王甫为黄门令，持节到北寺狱，逮捕尹勋，山冰。山冰心有怀疑，不受诏书，王甫杀了山冰，并杀了尹勋；救出郑飒，还兵劫走太后，夺取皇绶。曹节又令掌守门户者守南宫，闭门断绝复道。派郑飒等持节及侍御谒者逮捕窦武等人。窦武不受诏书，驰入步兵营，与其兄的儿子步校尉窦绍共同射杀使者。召集北军五校士兵数千人屯居都亭，并向军士下达命令说：“黄门，常侍反叛，有尽力平叛杀敌者封侯重赏。”陈蕃闻难，率官属诸生八十多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门，又到尚书门，并振臂大呼说：“大将军精忠卫国，黄门反叛，为何却说窦氏不道呢！”王甫这时出来正好与陈蕃相遇，听到陈蕃这一番话，而斥陈蕃说：“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而窦武有何功绩，却兄弟父子连封在侯！又饮酒作乐，多取掖庭宫人，旬日之间，家财巨万计，大臣若此，难道是尽忠吗？陈蕃为宰辅，却相互附益阿党，这样为贼人辩护。”王甫让剑士捕陈蕃，陈蕃拔剑阿叱王甫，面色更加严厉。王甫遂抓陈蕃，押送北寺狱。黄门从官骑士蹋踩陈蕃说：“你这老不死的妖怪！看你还能不能损我曹员数。夺我曹禀假！”当日就把陈蕃杀掉。这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征还京师，曹节等以张奂刚到，不知事情原尾，就捏造诏书以少府周靖行车骑将军事、加节、与张奂率五营士兵讨伐窦武。天微明时，王甫将虎贲、羽林等兵合千余人，出屯朱雀掖门，与张奂等合兵一处，已而悉军阙下，与窦武对阵。王甫兵势渐盛，让其士兵大声向窦武的士兵呼喊：“窦武反叛，而你们都是禁兵，应当保卫宫廷，为什么要随窦武反叛呢？先投降者定给厚赏！”营府兵平素就畏惧服中官。于是窦武军士开始有归降王甫的，从早到吃午饭时，窦武军基本上全投降。窦武、窦绍逃走，各军追击围攻他们，后窦武、绍皆自杀，被枭首洛阳都亭；同时收捕宗亲宾客姻属，全部处以死刑，以及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全被夷其族。宦官又虎贲中郎将河洞刘淑、故尚书会稽魏朗，说他们与窦武是同谋，因而也皆自杀。迁皇太后于南宫，徙窦武家属于日南；自公卿以下曾为陈蕃，窦武新举荐者，以及门生故吏，皆免官禁锢。议郎勃海巴肃，当初曾与窦武等同谋。曹节等人不了解真情，因而巴肃就只被禁锢。后来曹节查知此事就要把巴肃逮捕归案。巴肃自己到县衙门，县令见到巴肃，即解去巴肃的印绶，县令欲押巴肃一同前往。巴肃说：“为人臣者，有预谋不敢隐瞒，有罪就更不敢逃避刑罚，既然已经承认自己是同谋，那么又怎么还会逃避刑罚呢！”巴肃后来遂也被杀掉。
曹节后迁长乐卫尉，封育阳侯。王甫迁中常侍，黄门令如故。朱、共普、张亮等六人皆列侯，十一个人为关内侯，于是形成小人得志，士大夫皆气丧而被压的局面。
陈蕃被杀以后，他的友人陈留人朱震为其收尸并以安葬，把陈蕃的儿子陈逸藏匿起来，后来此事被曹节这帮人发觉，朱震下狱，全家也因此而受牵连治罪。朱震被敌人刑讯考掠，但朱震誓死不说出陈逸的下落，曹节等终查不出，而陈逸得幸免于难。窦武等的尸首由桂阳胡腾收敛安葬，并发丧，胡腾因此而受牵连被禁锢。窦武的孙子窦辅，年方二岁，胡腾谎称是自己的儿子，与令史南阳张敞一起把他藏在零陵界中，因而也得幸免于难。
张奂迁大司农，并因功被封侯。张奂却深深痛恨被曹节等人所出卖，因而被封却固辞不受。司徒胡广为太傅，从而代替陈蕃，录尚书事。陈蕃、窦武等合谋诛宦官，结果却反被宦官所诛，并株及家族姻属，悲惨之至，从此也足以看出宦官势力之强盛决非少数人所能扭转。
名士崔寔
崔寔，字子真，又名崔台，字元始。年少的时候不爱说笑也不好动，只喜欢读典籍。父亲过世，他隐居墓侧守孝。守完孝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同时征举他，但他都没有出任。
第74章 秦汉（38）（）
汉桓帝初年，下令公卿郡国推举非常孝道，而且有独特品行操守的人。经郡里的举荐，崔被公车征召。由于不善于对答皇帝的问题，改任职为郎。崔对于政治体制非常了解，他的管理才能也是绰绰有余。在一篇名叫政论的论文中，他论述了当时熟习常知的事数十条，针砭时弊，切中要害，话虽然巧辩却很正确，受到当世人们的称赞。仲长统说：“凡是为君主者，都应该抄写一份，放在自己的坐旁。”这篇文章写道：
从尧舜帝和汤武王开始，就都依赖英明哲人的辅佐，和博识事物的大臣。因为有皋陶进献谋划所以才有唐虞的兴盛，伊尹作伊训、箕子作洪范，殷商和周朝才得以强大。以后继位的那些君主中，想要为国家复兴建立功业者，何尝不依赖圣贤哲人的谋略呢！大凡国家不能得到正常的治理，都是由于君主长久习惯于国家的安定局面，社会风气日益败坏而毫无觉悟，政治统治日渐衰败不加改革，对社会动乱和危机习以为常，视而不见。或沉湎于自己的嗜好，放纵自己的欲望，不考虑国家大事；或对规劝和教诲充耳不闻，相信虚假的谎言而忽视真实的事情。或有分歧之处犹犹豫豫，没有主见而无所适从。受到信任的宠臣只知道领取俸禄，默不作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被疏远了的忠臣，却因为地位低下，说了也没人听。就这样上面的朝廷纲纪日益松驰，下面的智士仁人则郁郁不得志。多么可悲啊！
自从汉朝建立以来，已有三百五十多年了，政治腐败，上下级官吏玩忽职守，懒惰松懈，社会风气败坏，人们弄虚作假，老百姓担心害怕。大家都在重新考虑振兴国家的办法。那么拯救国家的办法，难道一定得沿袭尧舜时的作法才行吗？我们的目标在于修补已冲决的大堤，扶正已倾斜的支柱，根据形势进行裁定取舍，最终就是要将这个世界置于和平安宁的环境中。所以圣明的君主执掌大权，应该根据所遇到的时势来制定不同的制度，步骤的差别，各有各的安排。不能强人所难，不能不干当务之急的事而去羡慕道听途说的东西。所以孔子对叶公谈关于招徕远方的人民的事，对哀公时则答以君临治理人民，对景公时则以节制繁文缛礼作答。并不是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而是每个国君当务之急的事有所不同。所以开国君主，往往要创立新的制度；而中兴国家的君王，亦要不时地纠正过失。当年盘庚为殷商而忧患的时候，采取了迁移都城来治理老百姓的办法；周穆王有缺点过错的时候，甫侯出来为他纠正刑法。世俗之人拘泥于书本上的记载和古人成法，不懂以权力制治，对于自己听到的总觉得了不起，而对于自己亲眼见到的事实忽视了，怎么可以与这些人来讨论国家大事呢？！所以进谏的人，虽然合乎圣德，却常常受到牵制。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由于顽固的人不懂时事变化，习惯于自己所见到的，连享受胜利的成果都不知道，更何况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只不过会一切按既定方针办事而已。有的达官贵人沽名钓誉，嫉贤妒能，羞愧于谋略不是自己所出，就写文章或发表讲话，对人家的道理进行攻击。这些人由于寡不敌众，便被抛弃了。虽是稷和契复生，也将会处于困境。这也就是贾生（谊）之所以受到绛侯（周勃）、灌婴的排挤，屈原之所以慷慨悲歌，抒发自己满腔忧愤的原因。象文帝的开明、贾谊的贤能、周勃、灌婴的忠诚，都有这样的悲剧，况且是其余的人呢？！
衡量人的能力和品德操行，这是春秋一书中的大义。现在既然不能全盘地仿效三皇五帝，但是可以以齐桓公和晋文公的王霸政治作参考。应当用重赏深罚来控制，用严明的法来约束。假如不是最高尚的德行，严厉则天下太平，松缓则天下大乱。用什么来证明是这样的呢？近来孝宣皇帝就非常清楚君臣之道，懂得如何统治的道理，所以制定严峻的刑法，使为非作歹的奸邪不轨之徒闻风丧胆，海内太平无事，天下清静。他的功勋荐献于宗庙，得享中宗的称号。从实际效果的统计来看，比孝文帝还要好。等到元帝即位，大多实行宽缓的统治，最终遭到破坏和损失，统治的权威开始丧失，就成了给汉家王朝埋下祸根的皇帝。政治统治的得与失，从这里就可看出来。昔日孔子纂修春秋，褒扬齐桓公的业绩，赞美晋文公的成就，感叹管仲的功勋。难道不是赞美文、武之道吗？那真是通晓事物变化，拯救敝端的道理呀。所以圣明的人能与时俱进，顺应历史的潮流。而庸俗之士却苦于不知时势变化，以为结绳记事时代约法，可以用来重新治理秦朝散乱的社会秩序，挥舞夏禹时代的兵器，可以解救汉高祖刘邦的平城的白登山之围。
熊经鸟伸这样的体育活动，虽然是延长寿命的方法，但却不是治疗伤寒病的办法。呼吸吐纳这样的气功运动，虽然也是长寿之道，却不能将断骨续接。治理国家的方法和人注意身体健康的方法一样，平安时就要注意保养，有病了就要进行治疗。刑罚是治理动乱的药物；道德教育是维持太平的养料。如果用德育去消除残暴，就好比用营养品治疗疾病；如果用刑罚去维持太平，就好比用药物给病人提供营养。现在我们承继了历代统治所遗留下来的弊病，正处在一个灾难频仍的时代。从数个世代以来，政治统治过于宽恕，就象驾马放松了缰绳，马嘴脱离了马嚼子，横冲直撞，大路变得不平而又倾斜。正要通过衔木、马辔、车辕来控制奔马以挽救它，那儿管得上马车行走时和谐的铃声和清脆的节奏呢？当年高祖刘邦命令丞相萧何作“九章律”，其中有灭三族的律令，黥（脸上刺字）、劓（割掉鼻子）、斩趾（砍去脚指）、断舌（割断舌头）、枭首（悬头示众），合称之为“具五刑”。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应当处以劓刑的改鞭笞三百下，应当砍断左脚指的改为鞭笞五百下，应当砍断右脚指的改为处死刑。断右脚指的固然是丢掉了生命，被鞭抽打的人也往往被打死，虽然名义上是减轻了刑罚，其实还是杀头。那个时候，老百姓希望恢复肉刑。至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便下诏令说：“鞭笞与重罪没有区别，侥幸不死，也不可做人了。”便定下法律，减轻鞭笞和敲打的刑罚。从此以后，受鞭笞之刑的人能保全性命。按这来说，文帝是加重刑罚，而不是减轻刑罚，是以严厉而求得太平，而不是以宽缓求得太平的。如果定要实行这句话的话，应当大大地确定根本，使统治者效法五帝，仿照三王。清除秦朝的旧俗，依照先哲圣人的风范，放弃那种苟且偷全的政策，追随并查考古代的踪迹，恢复五个等级的爵位，建立井田制。然后再选举象稷契、伊、吕那样的人为辅佐。音乐响起来，而凤皇飞舞，石头敲起来，则百兽起舞。如果不这样的话，只会造成许多祸害罢了。
后来太尉袁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