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通知书、遗物和抚恤金都交给他。
“这东西有什么用？”他翻弄着那些手表、笔和音乐匣，“只能让我女儿更难过！我告诉你，她和兰德的关系早就冷淡了！这桩婚姻不成功。”
“爸爸，”他女儿说，“别说那些啦，人家不是来听这个的呀。”
“他们在我这儿什么也拿不走。”老头说，灰眼睛上下打量着我们。
我说：“我们不想从您这儿拿走任何东西，先生。兰德是你女儿的丈夫，您一点也不关心他是怎么死的么？”
“你们为什么要亲自来告诉我们这件事？”他不放心地问，“我知道惯例的，发一份通知书，打个电话就是了。你们何必跑这么远呢？”
“兰德是我们的同事。”老木只说了一句。
“你们送了通知就走，不再来了？”
“爸爸，”女儿哭起来，“您还不明白他们的心思！求你别说了。”她望着老木，“兰德什么时候死的？他受了什么苦没有？”
老木慌了神，求助地看看我，我说：“他得了重病。小行星的岩石内部有一种被冻结的病毒，我们把岩石样品拿了几块到舱里，兰德喜欢研究那些东西。病毒在室温下又活跃起来，这是一种不知名的病，发高烧，严重共济失调……我们轮流照顾兰德，局里的专家也通过电话提建议。但病毒太凶猛了，兰德昏迷了二十多个小时就死去了。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他死前有一会儿清醒过来，说自己感到很轻松，仿佛要上天堂了。他还说，他心里其实非常爱你。”
兰德太太边听边点头，她爸爸却说：“人要死的时候会说特别动听的话，其实是为了让别人同情他！”
他女儿刚刚想说什么，他又盯着我问：“这就是返家延期的原因，嗯？兰德是个牺牲品？怕把病毒带到地球来，所以不许你们回来。是不是？”
我对这老家伙说：“兰德生病是在返家延期之后，这两件事根本没关系！”
“谁知道！上边不许你们透露消息，我懂。”他点着头。
兰德太太不理会她父亲，问我：“您刚才说，同事们轮流照看兰德？”
“对，我们在他身边尽量照顾他，能做的都做了。”
“谁愿意冒被传染的危险照顾他呢？”老头冷冷地说。
我说：“先生，您没去过我们那个营地。在那种地方，人和人之间像亲兄弟一样。必须这样，我们才能生存，才能完成任务。在那儿即便是陌生人也会很快变成好朋友。”我慷慨激昂地说着，心里清楚自己在撒谎：在那个地方，即便是生死之交的密友也能为了一点小事就火冒三丈，打得头破血流。
兰德太太说：“你们太好啦。我知道兰德性子不好，他一向跟人搞不好关系。你们要忍受他多少坏脾气呀……”
的确，我们在营地里都受过他不少恶气。兰德自己的死也有一半是为了这个，在逃跑途中，他竟想拔断同路的浩男的氧气管。我刚才说过，我讨厌兰德主要是因为他跟我的朋友关系极坏，浩男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在为了抢一张女明星泳装照片打了一架之后，兰德和浩男一直互相横眉立目。打架本是寻常小事，谁能料到兰德会在逃跑时趁机泄愤呢？结果，他的面罩反而被浩男一拳捅破了。
谁都听说过人在真空中活不了，但有谁见过被真空夺去生命的人？兰德按照练习过多次的自救法，把肺里的空气都呼出来，闭紧眼睛，但他的一双眼珠还是夺眶而出，血跟着从各个孔窍里喷出来。浩男要帮他都来不及。
我偷偷看一眼老木，他呆呆地盯着地板，肯定也在想兰德的事。
因为已经吃过了午饭，喝茶的时间又没到，兰德太太不知怎么和我们再聊下去，她父亲实在也不是一个好主人。我们告辞了。
在乡村的草场上走着，老木说：“我今天不能再干了！咱们明天去朝鲜吧？”
我们找个旅馆住下了。
当夜，我睡得不好。梦见浩男站在几尺之外，把那张烧坏了的脸朝向我，眼睛仿佛是两颗炽热的炭火。“好热呀！”他呻吟着，“让我快点死吧！”
后来，他又直勾勾地盯住我说：“我觉得冷，这儿太冷了。你们把我一个人扔在这个地方……”
我醒来时，看见窗帘被阳光映得发白。出了一身的汗，心里有一种感激之情。我还活着，活在有窗帘、有床铺、能看见太阳的地方。
当飞机在大田机场降落后，我心中又踌躇起来。浩男是我的好朋友，我为他难过，但从道理上说，他是罪有应得。他杀了兰德，贝克和李唐也可以说是因他而死。
老木拿出地址，塞进路边的问讯亭里，机器给出通往浩男家的最近的路线。我们乘坐慢悠悠的公共电车上路，因为大田这里出租车很少。
亚细亚的和风、黑眼睛和古典的建筑让我伤感，我使劲儿捏着老木的肩膀。他没理会。我们很快到了。
浩男的妻子和一位年轻男人正在家里闲聊呢，因为茶几上有酒杯和几个碟子，一堆小豆蔻壳儿。那年轻人看见我们有点惊慌。
老木瞧瞧小伙子，脸慢慢地红起来。我拉住他，坐在沙发上。
浩男太太，名叫粉姬的，神色很镇定，她也没倒茶，只是淡淡地问：“浩男让你们俩来的？他呢？” “他死了。”老木粗声粗气地说。
粉姬吃了一惊，抬起眼睛，她的目光在半分钟里变化了几次。那个小伙子轻轻地拉她的手，而她却始终没有看他一眼。
“你走吧。”她简单地说。年轻人愣了一会儿，起身就走了。
我把东西都拿给她。她摸着那些洗干净的袜子、小本子，若有所思，最后微弱地叹息了一声。
老木说：“浩男一直很努力工作，他是营地里最卖力气的一个。”他这么说的时候，那语气似乎是在责备粉姬。
粉姬给自己倒了杯酒，仰头喝下去。也不让让我们俩，她就这样又连喝了两杯。我们注视着她，她是个怨妇、公主和坏女孩的混合体。
“抚恤金和预付的薪金可以让你过得很好。”我低声说，毕竟她是浩男的妻子。
她点点头，终于抽泣起来，用手帕掩住了脸。老木的眼神和蔼了一些。
“他有什么话给我吗？”她问。
我说：“他最后留下了话。他说他对你很抱歉，以后再也不能照顾你了，要你再找一个可靠的好人。”
粉姬轻轻摇着头，把腿蜷到了沙发里面，脸搁在膝盖上。
“后来，他要我们抬着他到外面去，他想看看星星。我们把他抬出去了，因为谁都知道，这是他最后的要求。”我慢慢地回忆着，“小行星旋转着，我们用靴子底下的电磁钩挂在岩石表面安装好的轨道上。浩男说：‘我找不到地球，可是星星多好看呀。’这是他最后一句话。”
粉姬又哭了。她喃喃自语：“星星多好看呀……”
这并不是浩男的最后一句话。这次骚乱的幸存者都记得很清楚，一辈子也不会忘——他最后的话是：“日你娘！还没完哪？”
这句话是和着血沫子一起喷出来的。当时高压电有点故障，队长连着两次都没把浩男电死。第二次，他左边肩膀都被烧焦了，冒出烟来。他醒过来之后，又哭又喊，说了那句话。谁也不敢再去看他那张脸，队长最后用枪打死了他。
我还要说，浩男是罪有应得。他杀了兰德还可以说是正当防卫，但当贝克追上去抓住他的时候，他不应该那么狠，不应该把贝克从缆索上推出去，更不应该在贝克伸手向他求救时，冷酷地置之不理。
何况这里还牵扯到李唐的死。
好，起码最为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粉姬认可了浩男的死讯，接下来必须告诉她详细些的情况。
“他想你，”我简单地说，“他有时候要放弃营地里的轮休，到外面去看星星。他希望能找到地球。” 粉姬望着我，开始认真地听。
我继续讲：“一颗流星打中了他。这种机会非常非常小，大概只有千万分之一。但是它确实打在浩男的头上，头盔裂开了，浩男受的伤很重。”
“他流了很多血？”粉姬沙哑着嗓子说。
“血倒没流多少，可是内伤很重。他可能会感觉到一点头痛、眩晕，但多半时候是在昏迷当中。我们围着他，他的样子就像睡着了一样。他没受什么罪。”
“可是他不在了，”粉姬说，“再也不回来了。”
我们都说不出话来。
从浩男家里出来，我想尽快办完这次差事，急匆匆地往街上走。老木对我说：“那年轻人肯定是她的情人，这女人！”
我心里替浩男难受，嘴上却激烈地说：“你让她怎么办？一年里有六个月见不到自己的男人。何况那个青头儿萝卜也许是她的表弟，也许是个邻居，也可能是修水管的，被她留下聊聊天而已！她是个女人哪。”
“你什么时候把女人弄懂了？”老木闷声说。
我们乘车来到浅水湾，正好赶上当天下午那班高速列车。
车厢里安静而明亮，很难想像列车正以每小时八百公里的速度穿过海底隧道。服务小姐送来了饮料。我们像乡巴佬一样每样都尝了些。
“这就是生活！”老木突然像哲学家似的感慨了一句。
“你说什么？什么就是生活？”
老木说：“我是说，现在这样，坐在舒舒服服的车厢里，喝美女送上来的饮料，这也是生活；像咱们那样，在狗窝一样的舱里一窝三个月，那也是生活。”
我没说话。
还没来得及打个盹儿，车已经停了。
外面就是我的老家：山东蓬莱，这个曾经在传说中是人间仙境的地方。
我带着老木出了车站，在街上买家乡的烤大虾请他吃。他老老实实地称赞了一番，称赞大虾，不是我。
其实，我离开这里才八个月，却觉得仿佛阔别多年了一样。身边晃过的鲜活的面孔和厚重的语音令我有恍如隔世的感慨。
坐上由高大的司机开着的电车，我们往李唐家赶去。
车窗外面的景色渐渐变得开阔清新，路旁有了一群群的牛。老木出神地瞧着，我敢说他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牛。他是个典型的空间技工。
下了车，往那条两旁夹着参天白杨的乡间石子路里一拐，过一座木桥，七只大白鹅气昂昂地叫着示威般从我们脚边摆过去。再向右拐……我嘴里念叨着。老木没出声，一直跟在我屁股后头。
“恐怕这儿就是，我也说不太准。”我指着前面木栏围起的大农庄说。
我们推开栅栏门，踌躇地走进去。阳光照着大片草地，远处有一排矮房子。
“有人吗？”我喊着。
这儿静得使人感到不可思议。微风拂面，我听着树叶哗哗地轻响。
老木有时候也要说点挺有学问的话，这时他揪了根草嚼着，叹息说：“要是这儿就是李唐的家，那他何苦去那鬼地方卖命呢？”
“年轻人的热情……”我说，“咱们不是也受过宣传海报的吸引吗？”
我们转过那排矮房子。房子背后堆着很多原木，有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坐在木料堆上，捧着本书在看。 他看得那么起劲儿，直到我大声咳嗽了两声，他的眼睛才从书上移开，望着我们的脸。
“有事儿？想买什么，伙计？”他说。我喜欢在种族大混合的时代还能听到纯粹的老家方言。
我说：“我们找李唐的家属，伙计。”
汉子笑了，嘴唇里面露出的白牙齿让人觉得阳光灿烂。
“我是他姐夫，他姐姐在屋里呢。来吧。”
但我们没有进屋。李唐的姐姐出来了，不会认错，她的眉眼和李唐简直一模一样。她衣着简单，盘着头发。
我看看老木，他又低头踢着土块。我就对李大姐说：“我们是李唐的同事。”
“快进屋喝水。”她说，“我隔窗子看见，还以为是谈生意的。你怎么不叫人进屋呀？”她小声责备丈夫，“姐夫”笑笑。
“不，不进去了……”我说。
“客气什么！”
但姐夫有点明白过来，他拉住妻子的手，对我们问道：“小李子出事儿了？”
我点点头。
李大姐低叫一声，用手捂住脸。
“别哭，我的人儿。”姐夫镇定地说了一句，又转向我，“怎么了？他在哪儿呢？”
我取出通知书。
李大姐把哭声埋进男人怀里。我们只得把她弄到屋子里面，坐下了。
在堂屋的木椅子上，她开始自言自语：“说是去了有出息，有出息！……才几个月呀，弄回个‘通知书’来了……这叫什么事儿！”
“别嚷啊，叫人家说完。”男人仿佛是下命令般劝着，眼睛看着我。大概因为老木是个蓝眼珠，他不太喜欢。
我把李唐留下的笔记本交给他，李唐平时没事就爱写日记，还有抚恤金。姐夫接过去时“嘿”了一声，说：“人都没了，要钱干什么！小李子哟。”
“出什么事死的？”李大姐抬起头来问。
“救人，李唐是救人死的。”
她哭了：“他从小就喜欢帮人！两肋插刀的孩子。”
我说：“我们这个同事……”指指老木，“他干活儿的时候，机器的摇杆突然往下打。李唐把他推开了，摇杆打在他自己头上……”老木看我一眼，因为原来商量谎话的时候，这个角色本是我的，可我宁愿把被李唐从死亡边缘拯救出来的幸运让给老木。
“铁杆子呀，打在头上……”她喃喃道。
“一下子就过去了。”我说，“基本上没感觉。没什么感觉……”
“就像东边马家小儿子那次被树砸了一样。”她丈夫帮着我给她解释，“人一下就昏了，疼都不疼。嗯！”
但女人想了想，还是流眼泪，流个不停。
姐夫看了我们一眼，点点头，扶着李大姐进了里间。我们俩在堂屋坐着，膝盖并紧。我听见头顶有几声稚嫩的鸣叫，抬眼一看，屋顶的木檩子上结了一个泥巢，两只乳燕探出头来。
老木长长地叹了口气。
过一会儿，李大姐跟丈夫一起出来了。她已经好了些，手上捏着一叠纸，一看就知道是由营地发回来的信。
她把信拿给我们一起看，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