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很清楚。
那名水兵的确是那样报告的。
后来才知道，正确地说是在东北北、方位零二三，距离大约11千米。
谁也不知道那架客机坠落的原因。即使是完全掌握了那片空域所有通信的我，也只能给出推测。
那架客机——MUS113次航班是一架波音747，属于日本最大的航空公司武藏航空。这是从东京国际机场飞往安克雷齐，然后再转向伦敦的一次航班。那个年代，对于多数飞国际线的客机，没有二次加油就不能从远东直飞到欧洲。
那时北冰洋上空的天候的确很糟糕。但是我不认为那会影响到在两万米以上高空飞行的国际航班客机。当时西方的媒体都在谈论事故原因可能是飞机整备工作有问题或者机长突发精神疾病。至于这些究竟是不是直接原因，我不是航空事故的专家，无法给出评论。
仅就我所知的通信记录来看，那架MUS113应该是处于正常飞行状态的。然后，发生了异常。第三发动机突然起火，左边的主机翼的一半发生了脱落。深度贯彻了安全性的波音747飞机虽然被设计成在那种状况下仍能继续飞行，但不幸还在继续。左边的水平尾翼也失去了功能。
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或者是由于脱落的主机翼撞上了水平尾翼，或者是对油压系统造成了不可见的损伤。
我通过K—244的无线通信，听到了努力保持冷静、拼命抑制住慌张的113次航班的机长的声音。
机长名叫堀田。
尽管堀田最终在那次事故中遇难，却仍旧被没有责任感的日本媒体说成事故的主犯，但他在发生事故之后的操纵可以称得上是英雄般的行为。因为他成功地将即使在空中发生解体也丝毫不奇怪的机体，从几乎无法操纵的状态奋力扭转成“迫降”的局面。但是遗憾的是，由于恶劣的天候的原因，他的飞机发出的通信，全世界只有K—244接收到了（并且更加可惜的是，克里姆林宫决定对这些记录进行永久封存）。后面还会讲到，由于无法回收飞机的黑匣子，事故的真正原因恐怕永远也没有人知道了。
总之，回到事故当时。
我和声纳室的老兵对照了一下互相的情报，得出113次航班仍困在北冰洋的浮冰上的结论。因为尽管迫降时的冲击很激烈，但既没有记录到大的爆炸声，也没有观测到有飞机压破冰面沉入海底的声响。
不仅如此，甚至机内还可能留有幸存者。
虽说是在北冰洋，但事故地点的浮冰并不厚。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可以很容易地想象，飞机很可能会沉入海中，或者在那之前就被海上的糟糕天气——零下温度的暴风雪——所伤害，对可能的幸存者造成残酷的致命一击。
完全无法预测美国或加拿大的援救队伍何时会到达事故地点。并且对于西方来说，这时应该还无法把握客机是否已经坠落、以及坠落地点究竟在哪里。
舰内的士官们都主张采取救援行动。即使没有幸存者，也应该尽力收集一切能收集到的情报。
政治军官——这是他的工作，所以也不太好指责他——当然对此持反对态度。K—244正处于高度机密的情报收集工作中，在外界看来不应该存在于这片海域。请示北海舰队司令部，得到了禁止一切通信的命令。
但是，在那架113次航班周围数十公里内的人类，就只有我们K—244的乘员了。在进行了5分多钟的讨论之后，哈巴罗夫舰长对全体人员宣布：
原速前进。右舵。方向030。
舰长无视司令部的命令，选择了进行援救。那是他在明知这种行为会对他的事业造成多大损害的情况下作出的决断。
K—244于90分钟后到达事故发生海域。
哈巴罗夫舰长首先让舰体浮到紧贴浮冰下缘的位置，升起潜望镜。舰长向沉默地站在发令室一角的我招了招手。
“曹长，你来看一下。”
舰长说着，叫我朝潜望镜里看去。之所以让我看的理由很明显。因为在这艘舰内，从阿富汗回来的我是最有目击过“坠落飞机。”的经验的。
虽然我是第一次看潜水艇的潜望镜，但也绝不会觉得有趣。我看到的冰上的风景，是昏暗的蓝灰色的天空和卷着雪花的狂风，以及浮在冰上的黑黑的一块什么东西。虽然时间尚是白天，但天几乎完全是黑的。
“倍率怎么调？”
“那个按钮。”
顺着舰长的手指所指，我调整了潜望镜的倍率。
虽然由于猛烈的暴风雪的缘故看起来显得很模糊，不过那黑黑的一块的确就是客机。是波音公司的747型飞机。好不容易看出机体表面有“MUSASI‘AIR‘LINE”的文字。
——
113次航班的机体上，主机翼的后部折成了两半。机体前半部分以右倾的姿势半埋在冰里，后半部分横在离开目测距离约400米的地方。脱落的引擎和碎片散落在四周。
“比想象的还糟糕啊。”
“是的，不过好像没有发生大火。”
“你觉得会有幸存者吗？。”
被折断的机体的前半部，有一部分已经扭曲得不成样子，只能令人产生悲观的感想，但是后半部仍旧保持了原来的形状。除了尾翼不见了之外，看上去受到的损伤较轻，并且最要紧的客舱部份还残留着。在许多航空事故中，幸存者比较多的果然还是机体的后部。在阿富汗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次事故看来也不例外。
我从潜望镜前离开，把这些想法告诉了舰长。
“我知道了。”
哈巴罗夫舰长收回潜望镜，沉思了一会之后，命令舰员们让舰只接近到客机的后半部，破出冰面。
“首先搜索一下后半部。”
舰长一边摘下帽子摸着头顶，一边说。
“恐怕里面已经很惨了。必须挑选习惯了尸体的人去。你能去吗？”
“是。”
我立刻回答到。
“先派4个人过去。如果危险的话马上回来。”
“其他人选呢。”
“由你来挑选。两个有力气的水兵，再加一个士官。”
“我知道了。”
我马上转身离开了发令室。
经过了几个星期的舰内生活，我已对主要船员的能力和经验有了大致的了解，所以选人并没有花多少时间。
首先决定带上机械部的奥斯金曹长。奥斯金出生于叶卡捷琳堡的一家煤矿工人家里，有着丰富的登山经验，并且头脑机敏、观察力敏锐。和他商量之后选出了另两名水兵，在快速准备了一下装备之后，我们走出了浮出水面的K—244。
三人一起穿着全套防寒服从狭窄的舱门里把橡皮艇拖出来的工作简直让人骨头也断了。外面的风雪很大，寒气不断地从头巾和护目镜的缝隙里钻进来。在这种天气下待上两小时的话，即使是无病无伤的人想要活下去也是很困难的吧。
吃力地从K—244来到冰面上后，我们徒步向迫降飞机的后半部走去。走在最后面的奥斯金的身影在暴风雪中显得很模糊。天气比从潜望镜里看的时候还要恶劣。
也许是感觉到了相同的事，一个水兵说出了不安。他委婉地向我提议“也许还是回去比较好吧”，奥斯金却拍了拍他的背，说“说什么蠢话，快前进”。
靠近之后一看，113次航班的状况比预想的还要来得糟糕。机体后部的那一边的外壁破裂了，寒风直吹进客舱里。
后面的水兵不小心绊到了什么硬东西，摔了一跤。他夸张地发出一阵小小的惨叫。绊倒他的是已经被冻成冰棍的人的下半shen。
让陷入轻度恐慌的水兵们安下心之后，我们沿着机体的周围观察着，用登山绳从机体断裂的横切面进入客舱。
客舱里简直就是地狱。
靠近机体前部的座位上，满是惨不忍睹的尸体。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尸体早就在零下环境里被冻成冰块，没有发出半点难闻的气味。即便如此，一个水兵还是忍不住摘下面罩吐了好几回。吐出的东西也慢慢在地面上冻结起来。
机体最后部的状况还比较好，一个个座位上坐着看起来像是睡着了一般的乘客。
“果然还是不行啊。”
奥斯金低沉着声音说。
“没有幸存者。去机体前半部找找看吗？”
可能的话我想获得一些成果。幸存者，或者是飞机上的声音记录仪。只要能确保了这些东西的话，那么多少能给违反了北海舰队司令部命令、让潜艇上浮的哈巴罗夫舰长一些帮助。即使不算人道主义方面的理由，祖国也能在面对西方政府时多些讨价还价的筹码。但是在手电筒照射下的客舱，只是一个回响着风声的死亡世界。
不。
我从这死亡世界里发现了生命的痕迹。我觉察到在客舱后部的右舷，有一排空座位。是3个人的座位。调查了一下，机内杂志不见了。两个座位的靠背被放了下来，另一个座位上留有些许血迹。
一些人可能在迫降之后离开了座位。
我们又仔细检查了一圈客舱，用不输给风声的声音不断地喊着“有人在吗”。没有回答。即便如此，我们仍没有放弃，搜索了客舱下部的货物舱。货物舱由于坠落的缘故扭曲得很厉害，穿得严严实实的我们想要下去很困难，但在手斧和油压式千斤顶的帮助下，总算钻了进去。
“安德烈同志，这里……”
“嗯，风很小。”
这块地方塞满了被压扁的集装箱，把内部空间和外面的暴风隔绝开来。虽然还是冷得和在冰箱里一样，但体感温度却比刚才上升了近20度吧。
他们就在货物室的深处。成年男性和成年女性，以及一个孩子。那3个人用所有能找到的毯子和衣服把自己包裹起来，挤在一起。
男人已经死了。好像腹部受了重伤，并且流了很多血。20多岁的东洋人。死因是失血过多和低体温症。大概是他带着伤把另两个人带到这个能避寒的货物室里来的吧。
东洋女人和小孩还有气息。是死去男人的妻子和孩子，还是偶然坐到一起的互不相识的乘客，这一点尚不知道。女人和孩子只是被死去的男人庇护着，蜷缩在货物室的角落里。
女人也很年轻，看上去20多岁。事后想来，她应该是母亲吧。在已经变冷的男人的身子下蜷着身子，仿佛守护着孩子一般。是个长着黑色的长发的美丽女子。我用英语问了声“没事吧”，她只回答了一句“救救孩子”。根据她的发音，我判断她是日本人，于是又用日语说：
“好的。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
从加入特种部队那一刻起，我就一直通过GRU学习各种语言。日语也是其中之一。70年代曾在东京的苏联大使馆有过一年的工作经历，另外也参加过好几次违法的活动。根据能自如使用日语的KGB间谍的说法，虽然我的发音完美地近乎于当地人，但词汇的使用却很僵硬，就像是挺着胸膛的士兵的感觉。
若要更正确地再现出当时从我嘴里说出的话语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回答是肯定的。我们来救你们。”
尽管用词很奇怪，她还是放松地长出了一口气。把由于极度的寒冷而极其衰弱的孩子朝我们递过来，又用日语说了句“请救救孩子。”。
那孩子大概只有3到4岁。一开始以为是个女孩子，不过却是个男孩。怀抱着一个戴着礼帽的微微发胖的老鼠一样的玩偶，不安地看着我和奥斯金。
“不要紧的，小家伙。和叔叔一起到暖和的地方去吧。”
奥斯金说着，连同包着他的毯子一起把他抱起来。那孩子害怕离开母亲的身边而突然哭了起来，在奥斯金的手臂中挣扎着。
“妈妈。”
那孩子用日语叫着。
母亲那边——尽管那时已经极度衰弱，仍旧用整个货物室内都听得到的声音对她的孩子说：
“别哭了，いきなさい。”
虽然日语很难，但有时却也能让人感受到深切的含义。现在便是如此。她说的是“去吧。”还是“活下去。”？我不知道。也许，两种意思都有吧。
然后，就在那之后，传来了那个声音。
一开始是很轻微的、类似碳酸饮料的气泡的声音。但是，不久那声音就变得愈来愈大、愈来愈广，不知何时竟变成了像响彻演唱会现场的掌声的声音。
是冰破裂的声音。飞机正在下沉。
即使是处于这冰点下的暴风雪中，冰面也承受不了飞机的重量。
一刻也不能犹豫。
带着伤者通过这即使一个成年人也很难过的货物室，是桩比来时更艰苦的事。从慢慢倾斜的货物室里，3个人用登山绳把母亲拉出来，奥斯金则抱着孩子爬出来，这时，掌声一般的声音几乎变成了轰鸣声。
天花板开始扭曲、裂开，机体开始沉入冰点下的海水中。不停地传来插销被崩断的声音。我们跌跌撞撞地滚着爬着从坠落的飞机里出来。
跳到摇摇晃晃的冰面上之后也仍然不能放心。磨磨蹭蹭的话，承载着我们的冰也会变成碎块，和飞机一起被拖进冰冷的海水里去。
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
让抱着孩子的奥斯金先走后，我和一个水兵架着那位母亲，想要跳过一条冰裂缝。这时，我们脚下的冰剧烈地倾斜起来，裂成了两块。我好不容易才用登山锹撑住冰面，没有掉下去。
但是，水兵和那位母亲却不同。
两个人朝冰的裂缝中滑去，马上就要被冰冷的海水吞没了。水兵陷入了恐慌状态，拼命地叫喊着什么，但是因为轰鸣声太过响亮，并且他说的是家乡的乌克兰语，我什么也没有听清。那位母亲可能连发出惨叫的力气也没有了吧，只是无力地抬起眼睛看着我。
伸出手去的话，两个人中还是能有一个人得救吧。
只有一个人。
在连对方的脸也看不清的昏暗和激烈摇晃着的视野里，留给我的时间只有那么3秒钟。
只有微不足道的3秒钟。
结果，我向水兵伸出了手。因为他离我近了仅仅那么2英寸。并且他才刚20出头，和这次事故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在家乡还有家人和恋人等着他。另一方面，那位母亲的腹部受到了严重的撞击，从症状来看，好些内脏都受了伤。还有低体温症。即使牺牲水兵把她带回去，以舰内的医疗设施究竟能不能救活她，很难说。
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做出了决定。
抓住挣扎着的水兵的袖子，总算成功地拉住了他之后，我越过他的肩膀看着她。看着正横着滑下裂开的冰面，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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