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做出了决定。
抓住挣扎着的水兵的袖子，总算成功地拉住了他之后，我越过他的肩膀看着她。看着正横着滑下裂开的冰面，即将被张开血盆大口的大海吞没的她。也许早就没了那样的力气，她既没有发出叫喊，也没有表现出恐怖和绝望。只是从容地接受了留给自己的命运，掉入了黑暗的深渊。那姿态甚至令人感到某种幻觉般的美丽。
她没有看我。她看着在我背后更远处的奥斯金他们。看着被奥斯金抱着的孩子的眼睛。微弱地蠕动着失去血色的嘴唇，她最后说了一句什么。
“战斗下去。”
这是我根据嘴型猜测的。
然后，她便被吞入黑暗之中。那之后也没有再浮上来。
“同志！快点！”
奥斯金他们喊着，把登山绳朝着这里扔过来。连默哀的时间都没有，我们从渐渐下沉的飞机里拼命逃了出来。
结果，连探索飞机前半部的时间都没有。仅仅是在把唯一幸存者的少年带到K—244上的时间里，机体前半部也开始倾斜，当我们到达船上的时候，随同一阵轰鸣声沉入了北冰洋。
——
穿过舱门来到舰内，把少年托付给军医之后，总算可以脱下防寒服了。因为没能救出那位母亲，我们都很消沉。疲劳是极度的，全身都冻僵了。代替那位母亲被我救上来的水兵，陷入了轻度休克状态，不停地在嘴里嘟哝着责备自己的话语。
“本来都已经救出来了。”
“要是我死了就好了。”
“我真是见死不救。”
那些话语同样刺着我的心。应该受到指责的并不是他。进行抉择、作出决定的人是我。
安慰这名水兵的任务对我来说无法完成。在奥斯金耳边说了声“他就交给你了。”之后，我走了出去，向隔壁舱室走去。走到医务室旁时，正好碰见哈巴罗夫舰长从通道上走来。
“听说坠落的飞机已经完全沉没了。”
说着，舰长把随身带的伏特加的瓶子朝我递来。
“喝吧，你的脸色跟死人一样。”
“是。”
我听从他的话，喝了一大口。随着灼热的液体沿着喉咙滚下胃袋，我总算发出一声听上去还像人类的叹息。
“只救出了一个人。”
“已经足够了。你做的很好。”
舰长拍着我的背，说。
“那孩子的情况怎么样？。”
“我也正要来看一下。你也一起来吧。”
“是。”
走进医务室，我默默地听着舰长和军医的对话。似乎少年受到的冻伤并不严重，手指等处也没有会留下后遗症的担心。现在已经安定下来，睡着了。
“是日本人吗？”
“恐怕是。”
“知道身份吗？”
军医耸了耸肩，朝我看来。
“请让我看一下他带的东西。”
听到我的请求，军医用下巴指了指放在桌上的少年的衣物和玩偶。
“就那些。”
大概送进医务室后用剪刀剪开的吧，衣服都变成了碎片。调查了一下，发现在长度到膝盖的短裤内侧贴着一块布片，上面像是写有姓名。字是用签字笔写的，用假名这么写着：
“さがらそうすけ（相良宗介）。”
只有这个。
没有其他能表明他身份的东西了。
——
两天之后，K—244奉命向北海舰队司令部的基地返航。虽然有些担心军队和共产党将会对违反命令进行救助工作作出怎样的判断，不过航海本身却很平稳。
作为舰内唯一懂日语的人，我兼任了军医的翻译，担负起看护那名少年——相良宗介的任务。
一开始，少年对我的呼唤不理不睬。也许是吓坏了，坠机事故果然在他心里留下了创伤。
他真正开始开口说话，是在那次援救之后第4天的早晨。我像平常一样，把所有问题和安慰的话语挨个说了一遍。
——肚子饿了吗？
——有什么想要的吗？
——马上就可以回家了。
——别担心。
相良宗介还是没有任何回答。我摇着头，几乎就要投降了，向床另一侧的折叠椅中坐去。但是大概是因为通宵整理接收到的情报的关系，积聚了不少疲劳吧。我在湿滑的地板上滑了一下。危急中一把抓住桌子，总算没有摔倒的我的姿态，从旁人眼里看来应该显得很滑稽。但是，即便如此相良宗介也没有笑一笑。他认真地注视着耸着肩膀竭力作出可笑样子的我，说了一句话：“不要紧吧？”
“嗯，不要紧。”
我惊讶地回答。
“你也没事吧？”
顺势我也问了他一句，宗介说：
“妈妈在哪里？”
我语塞了。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才好。
“你的母亲……”
“死了吗？”
沉默了有大概几十秒吧。最后还是没办法地，我承认了。
“是的。她死了。”
他没有马上哭出来。一时间，紧抱着破破烂烂的玩偶，仿佛他正以他那幼小的心灵玩味着我的话。
“我也要死。妈妈太可怜了。”
终于他嘴里轻轻地说道，眼泪滚下脸庞，哭了起来。我只得静静地一动不动地站在旁边。虽然可以想起各种常用安慰用语，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因为让他的“妈妈”去了远方的，不是别人，正是我。
来自极北的呼声＇下＇
2
即使现在以客观的态度来考虑，我的决断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但是，即便如此，幼小的少年以他的言语在我的心里投下了一片阴影。
也许，可以做的更好一点。
这一事实经常使我自责。对于他，我感受到了无能为力的失败。当然，他自己大概对此事一无所知吧。
直到现在，我仍无法把当时的真相告诉他。他甚至不知道当时在场的人就是我。
即使有认为我不诚实的责难，我也会毫无怨言地收下。
但是，我说不出口。
人们总是误解我。
即使同时具有战士和指挥官的技能和经验，我也只不过是那种程度的男人罢了。
在回到港口之前，我和他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
他曾经生活的城市。他的母亲做的料理。在家附近出没的猫咪。这些如同碎片般的杂事。虽然具体不知道他到底住在哪里、在怎样的家庭里被抚养长大，但是可以想象出他曾沐浴在双亲深深的爱情里。
他把我喊作“安大叔”，我则叫他“宗介君”。考虑一下现在和他之间的关系，甚至能感到某种程度上的幽默。虽然我也讲了些我自己的事，不过同其他绝大多数的对话一样，大概他都不记得了吧。
宗介绝不放开那个玩偶。在回到港口之前，我曾就此嘲笑他说“像女孩子似的”。但他仍不肯放手，盯着我，说：
“不要你管。我会保护它的。”
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一个人性格的形成，最终是由出生后的过程和经历决定的。不过，至少他看上去是作为无限接近善良的人出生的。
他并不强大，不仅如此，甚至对争执和战争感到害怕。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相良宗介是个非常温柔的孩子。
随着K—244回到司令部，我的任务也结束了。但即便如此，包括我在内，所有船员都被命令不得上岸，在舰内待机。只有哈巴罗夫舰长一人被叫去司令部，从舰上离开。
在舰长不在的一段时间里，一名将校级军官带着几名士兵来到舰上，把相良宗介带走了。随同的有一名精通日语的KGB将校军官，用逗猫似的声音对宗介说“来，过来。”。
我当然没有任何阻止的权限。并且我也不认为我为之辛苦献身的党和军队会对这幼小的孩子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来。我仅仅挥着手对他说“不要紧。精神点”，送那不安的少年离开了船。
哈巴罗夫舰长最后没有回到K—244上来。不仅如此，我再也没能再见到舰长。在港口内待机的第2天，我被带走哈巴罗夫的同一群人叫出去，从船上下到港口。到达司令部后，还没有听到任何犒劳的话语，就受到了严刻的讯问。
几乎连睡觉也不被允许，连名字也不知道的将校们不停地提出问题。
说明一下当初交给你的任务。为什么放弃了那个任务。舰内表示赞同的还有谁。舰长那时候是怎么说的。如何说服了原本反对的政治军官。除那孩子之外真的没有其他幸存者了吗。你为什么没有向舰长提出反对意见。难道你没有意识到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吗。
在讯问过程中，我隐隐察觉到了哈巴罗夫舰长曾向他们作出“所有的决定都是我一个人作出的，包括卡利宁在内的全体船员没有任何责任。”的说明。那就是他的意思吧。我不断地给出暧mei的回答，3天后被释放。
做了该做的事，尽管很少却也救出了一名幸存者，但我们却没有因为这而受到任何赞赏。因为这件事，其他受到同样讯问的K—244的船员们都受到了打击。
虽然听说哈巴罗夫中校被解除了舰长职务调往远东舰队——但事实应该并非如此。大概被送到了西伯利亚，过着辛苦的生活吧。
回到了列宁格勒的家，忍受住同平常一样的妻子的抱怨，我开始收集所有能收集到的新闻消息。
坠落的武藏航班仍旧在北冰洋行踪不明。全体机组人员和乘客——一人不剩地，所有人都令人绝望，事故原因和迫降地点也仍不清楚。
苏联政府没有要公布事故发生时附近有一艘海军潜艇的意思。全体船员都被下了封口令，K—244的该次航海被当作不存在，当然，相良宗介的生存也没有被报道。
后来，我找到了当时日本的报纸，在死亡者的名单中寻找“相良”这个姓。但是很奇怪地，没有一名乘客叫“相良”。
是父母已经离婚了，还是私生子？或者是那缝在衣服上的名字本来就不对，而他也没有更正如此称呼他的我？这些都无法得知，总之由于没有一名乘客名叫“相良宗介”，使得我想要找到他的亲人的努力几乎变成不可能（并且当我能自由地踏上日本国土的时候，那次事故早就在人们的记忆中淡薄了）。
为了一个大国的方便，那名少年被当作不存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很长时间内我都无法知晓。
4年后，我终于抓到了一点线索。
和在我再度出征的阿富汗斯坦结识的一名KGB的情报官的无心的对话中，我知道了那个。
在KGB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部门。集中了幼小的外国人的小孩，把他们训练成暗杀者的部门。那名KGB军官说他曾在那里遇见了日本人的小孩。据说是一个在4年前的某天，被一个同海军有着深刻关系的KGB军官带来的小孩——现在的话正好8岁左右的少年，在那里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绩。
只是凭着这些，我的直觉告诉我：
我所相信的祖国，正在把那个善良的、柔弱的少年训练成暗杀者——
——
我所参加的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大致可分为三次。
第一次是开始进攻后不久。
第二次是在K—244那件事之前的几年时间。
第三次是从再次进攻开始直到阿富汗解放的几年。
我在阿富汗参加的战争，前后跨度长达12年。在这12年中，我从一名下士官普升到了上尉。一般到了这个军阶可以指挥一支100人左右的中队，不过因为我所在的部队主要负责强袭侦察和破坏工作等任务，所以实际上我担当得更多的是小队长。
当我知道在K—244上所救的少年被培养成一名暗杀者时，我正在第三次的征途中，不过繁忙的工作不允许我作进一步的调查。并且，只有KGB军官的那一番话也使我不能确信。再说，正竭尽全力让最前线的部下们活下来的我，又怎么能去干涉这么一个属于国家最高机密的工程呢？
当时的阿富汗也真是一个地狱。
等待着我们这些踏上别国土地的人们的，是不愿接受无神论统治的游击队—一伊斯兰圣战者的激烈的抵抗。
关于这些阿富汗游击的顽强，勇猛和冷酷，即使用一万句话也不足以说完。我们的敌人既是值得赞叹的战士，也是强于忍耐的运动家，更是令人畏惧的死神的化身。
他们仅凭着落后于时候的武器，却十分懂得该如何对抗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我们。
他们仅靠着难以下咽的面包和水，就能在险峻的高上地带步行数十公里。
而且，他们不怕死。坚信即使只是多杀一名侵略者—也就是苏联兵，那也是神的旨意。并且，还得用最残忍的方法。
很多人死了。
包括敌人和自己人。
经历了无数次战斗，所救的友军数量也到了数不清的程度。但是我也写了几十次送给失去了的部下的家属的信。但是部下们仍然把我当作可信赖的军官而仰慕着。也许从新兵的眼里看来，我是一名不向任何人屈服的，如岩石般的具有古风的强者吧。事实上，我的确是表现出了那样的气概，并且也取得了足以担当得起这种评价的战果。即使是不知道害怕为何物的伊斯兰圣战者们，只要知道在那片战域上的敌人是我们的话，他们的作战就会变的谨慎起来。
但如今想来，在那场战争中，不知不觉我对人产生了厌倦。有着白金光泽的金色头发也是在那段时间渐渐变成了灰色。
精确的时期不知道。
只是当我注意到的时候，不知何时起就已变成了那样。
还有我和妻子之间发生的事情。
我的妻子—伊莲娜·卡利尼娜，是一名在当时就已经出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也许是因为借着公开演出的机会到过不少西方国家的原因吧，她可以说是一位思想先进的优雅的女性。头脑明晰，交际出众，而且喜欢孩子，是个浪漫主义者。我们在20岁出头的时候互相遇见了对方，在第一天就陷入了热恋，一年后结了婚。
虽然伊莲娜很想生一个孩子，但我和她的职业却不允许。为了演奏她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而我则为了“即使对家人也不能说明的工作”同样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虽说是夫妻，但见面的机会却极为有限。一回家，妻子就在那里—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
虽然我也经常借着公演的机会以丈夫的身份与她同行，但那种时候，我几乎都有GRU“军情部门”的密令在身。虽然都是些同当地的间谍接触，或者通信器材的运送之类的无聊的任务，但她却察觉到了这些并且强烈地向我抱怨。
虽然在我参加战争期间一直用信件联系，但我对她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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