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小钟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声音沙哑地说：“不会太长的，我们有他的医疗记录，他不会挺太久的，应该过不了2008年奥运会。再说，这个工作也就到2008年奥运会时结束。那时就没有必要监视他了！”
从此我开始了全新的工作，和我以前的刑警工作有很大的区别。我和我的手下，加上北京过来的小钟，形成三人小组。由于小钟不了解广东情况，所以跟踪监视工作主要由我和手下做。按说跟踪监视工作至少需要四人一组才可以应付，但这周玉书毕竟年纪大了，活动并不活跃，加上他的日程非常简单和很有规律，所以工作还是很轻松的。但我很难想象自己一直暗中跟踪一个老头直到2008年，更加难以想象的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跟踪他。不过工作了两个月的时候，李副厅长有一次见到我微笑着说：“小梁，好好干，你的副处长申请我们已经报到组织部门了。”
周玉书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来广东后长期住在国家安全厅招待所，虽然广东省国家安全厅的领导干部会定期带着水果之类的来看望他，但他却很少随他们出去吃饭。这倒奇怪，我知道，国家安全厅那帮人几乎把一半情报经费花费在广东的山珍海味上。这周玉书的生活简单得让我惊奇，他在招待所时，都会到食堂吃饭，到外面去时则在小摊上ā吃碗牛腩面什么的。老人吃完后，掏出个北方人不离身的大手帕擦擦脸，然后再小心地从口袋找出一张卫生纸，使劲擤鼻涕。老人已经七十多岁了，虽然腰板总是挺得直直的，然而，我还是感觉到他一天一天渐渐慢下来的脚步。
一年后，对于老人的活动几乎没有什么需要汇报的。一开始我还巨细无遗地汇报，但半年后，我也就捡重要的事情汇报。所谓重要的，也就是老人又到了哪里，又接触了什么人。这段时间，我知道他一直在对广东的流动人口做某种调查，他从劳务市场到劳动部门，从流动人口收留站到台资港资工厂，从街边的盲流到出租车司机，虽然我明显感觉到他的节奏越来越慢，但我仍然能够感觉到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有条不紊地搞调查研究。老人随身带一个小本本，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或者想到的随时随地记下来。久而久之，我对那小本本产生了好奇。如果作为刑事侦查，那个小本本将提供非常有用的线索，可惜，我现在的工作只是跟踪他。
由于李副厅长交代，所有开支都由北京支付，所以该花的就花，能够开发票的就开发票，来不及开发票的打白条也可以。开始我拿一两千块加班费用和夜宵费给李厅长，后来在李厅长鼓励下，我逐渐多开了些发票和白条。一年后，我们的跟踪费用仅仅加班和夜宵就增加到一万元，北京没有什么话说，我也就安然处之了。这时期，我也渐渐从小钟的举止言行判断出他的来历，原来他们直属北京中央军委的。
周玉书照样粗茶淡饭，从一个地方颠簸到另一个地方。出于好奇，我也把他到处了解流动人口的情况告诉了北京的花白头发，他们只是笑笑，说：这老头闲不住，别管他。我从他们两位的口气中听不出恶意。而且看他们对于周玉书具体所作所为并不感兴趣的时候，我心里越发好奇。
由于我和杨文峰、王媛媛到新塘去接过他，所以我们见面是会认出的。于是我在跟踪的过程中尽量掩护住自己，但我却有个感觉，那就是周玉书一直知道有人在跟踪他，而且我感觉到他甚至知道是我在跟踪他。虽然他从来不回头，可是我肯定他能够感觉到，有时甚至发生他故意等我们远远地跟上他，不为难我们的情况。如果传言不虚的话，这位国家安全部的情报首长能够闭上眼睛而嗅出方圆一里内的危险。
在我跟踪的一年多里，周玉书和杨文峰几乎每个月都见一到两次面，其中有一两次王媛媛也在场。每次周玉书和杨文峰在一起时，我都有种奇怪的感觉，感觉到他们两人周围仿佛有一种磁场，一种让人感觉到平和放心和智慧的存在。我一直以为这感觉只是我才有，直到看到和他们在一起的王媛媛像一只温柔的小猫一言不发，一会敬慕地看着周局长，一会爱慕地凝视着杨文峰，一反平时能言善辩的样子，我就知道她也感觉到周局长和杨文峰在一起时所造成的那种迷人的磁场。我羡慕他们。但职责所在，我只能隔着玻璃或者使用望远镜远远地观察。
我想，没有必要把周局长和杨文峰的接触也汇报上去。他们之间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需要大惊小怪的。
跟踪周玉书比较困难的时候是他到下面的县城和镇子搞调查时，他都会去搭火车或者公共汽车，我们不得不一人同他一起挤进火车或者汽车，另外一人驾车赶到目的地。到了目的地，他一般会找一家便宜酒店住下，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接触当地的流动人口或者雇用流动人口的工厂企业。由于我们的跟踪任务不包括窃听他的谈话内容，所以我们只是远远地观察，并不知道他一年多到底在搞什么调查。只是时间一久，我自己慢慢对他的调查产生了兴趣。虽然说人老了，就像老小孩一样天真烂漫，又甚至在行为和思想上返老还童，可是我总觉得这无法解释周玉书的行为。
据我的观察，这一年他亲自去做的事，如果他肯借用国家安全部门现有条件的话，他一个月甚至三个星期就可以完成了，可是他偏偏要自己提着个包，拿着个小笔记本，慢吞吞到处走。我发现他越来越多地和盲流们混在一起，我甚至注意到他为了让自己更加接近盲流，他专门挑选了一些较旧的衣服。有时他和路边等临时工作的盲流一起在路边的栏杆旁一呆就是一个小时，有时他甚至和几个盲流聊起了什么有趣的话题，竟然把面无表情的盲流都逗得哈哈大笑。不过让我困惑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周玉书混在盲流之中越来越难以辨认出来。换句话说，从我躲藏的车子里远远看过去，周玉书几乎也成了一名盲流。
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位就是政法战线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周玉书。
这种无聊的跟踪工作让我越来越胡思乱想，从觉得周玉书的不可思议，到觉得自己不可思议。说实话，自从到公安厅成为一名刑警，我自己就再也没有像眼前的周玉书一样混迹于盲流之中过。广东的治安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两千多万的内地流动人口，他们没有户口，没有固定住地，虽然绝大多数都老实巴交，但却也出了不少犯罪分子。一直以来，成为危害社会的害群之马。作为人民警察，最头疼的也是这些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人们。他们虽然逆来顺受，但有些被逼急了的话，也会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一旦一两次冒险成功，就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广东的公安承受着巨大的担子，这些都是无法ā言传的。外人所不知道的是，仅仅广州市，每分钟平均六起抢劫，每秒钟就有两起偷窃事件发生。这些案件大多为外地南下的流动民工所作。以目前广东公安警力，能够应付这类案件中的十分之三已经是超负荷了，哪里能够做到让市民真正满意。孙志刚被活活打死在遣返所内的事发生后，广东公安干警士气低下，相反一些外地犯罪帮派则嚣张起来，在之后的一个月，当月发生了36起出租车抢劫案，创造了历史纪录。
人民警察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外界当然不知道。让我自己感受最深的是，人们都认为我们警察是维护社会公正，保护好人利益，痛击恶棍坏蛋的人，却忘记了我们职责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法律。我们是执法的，我们保护和维护的是法律，而不是好人或者坏人，更加不是保护人民本身。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法律是保护好人的法律，那么我们维护法律的警察就保护了人民的利益；然而如果这法律本来就是损害人民利益、保护了一小部分坏人的利益，那么我们照样得维护法律，也就是说，有时哪怕得靠损害人民的利益也得去维护法律。
这才是我们的职责——维护保卫捍卫法律！所以当一些人哭哭啼啼来到公安局诉说他们被欺负的时候，当我们这些被他们认为是保护神的人告诉他们法律如此，我们无能为力之时，也就是他们认为我们是坏人的时候。
这种被人当坏人的感觉多了，就没有什么感觉了，不知不觉就忘记了当初的理想，不知不觉就开始找机会贪污腐败，甚至敲诈勒索。
一个人失去了理想，失去了尊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哪怕他是人民警察。
全国人民对警察中的交通警察最痛恨，可是我却最有体会。我在分到广东省公安厅后被问到第一年到基层实习到哪里时，我提出到和刑警最不相干的交警支队。领导同意了。我穿上交通警察制服，昂首挺胸走出了办公室。我要把我所管这片的交通秩序搞得井井有条，让人民群众知道交通警察的作用，也让公安厅领导知道我这个刑警大学生什么活都能干得最好。我有信心，话再说回来，这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不过短短一年，我不但尊严扫地，而且对这身警服产生了怀疑。
我主管的一片是天河区天河城附近，这里街道宽敞，交通设施齐全，按说交通应该很畅通，但是由于有几个路口经常有车辆图方便而违规转弯和逆行，结果每每造成这个地区堵车。第一天上班我就揣了一大本罚款单，我相信使用严格的重罚可以扭转形势。
第一天我就抓了至少六辆严重违规的小汽车，我给他们开了罚款单。我想一百多元的罚款加上驾驶执照留下罚款纪录足足可以杀一儆百了。可是没有想到，第二天交警的支队长就把一叠罚款单摔在我面前。他说：你昨天开出的六张罚款单，那辆黑色的本田是政法部门的公务车，另外三辆奔驰是省委省政府家属的，还有两辆更加邪门，就是我们公安部门的！
“政法系统的公务车，怎么没有标志？”我问。
那头头瞪了我一眼：“你这人有病吗？那是宝马，政法部门的公务车有宝马的吗？你今后长点脑子，看清楚点再开罚款单，不要自己逞能，让我们给你擦屁股。你看这六张罚款单幸亏还没有送到交款部门，否则我就从你工资里扣！”
接下来，虽然我长了个心眼，但还是常常“出错”，一年快结束时，我才基本上搞清楚，哪些车是不能拦下来的，特别是有些车拦下来后，等于自讨其辱。司机知道你无法开罚款单，就是开了罚款也有人摆平，所以都用鄙视的眼光看着我。到最后，我几乎只在拦截骑着破三轮或者自行车的盲流时才有点信心。为了自己的自尊心，为了这身警服的尊严，我见了违规的高级轿车都自觉地睁只眼闭只眼，让他们胡作非为。有时我明显感觉到连立在路边的盲流看到这种情况都会幸灾乐祸地鄙视地盯我一眼。
直到后来离开了交通警察支队，我才能彻底明白了并且理解，这样站在烈日强风之中的交通警察，举手投足而指挥成百上千车辆的人民警察，穿着神圣制服的执法者，每天都要经受权贵们无形中压在他们身上、压在法律身上的奇耻大辱。长期生活在这种不平衡之中，最后自己也去敲诈去勒索去贪污去腐败又有什么出奇呢？！
跟踪周玉书周局长后，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在公安厅，我们每天接触到好多份来自北京的指示报告和文件，那些报告往往是早上开会下午就到了我们的文件夹里，可是我却有种感觉，好像那些文件都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传过来的。什么思想教育，三个代表，廉政教育，社会主义“讲政治，讲道德”教育等等，难道北京真不知道这个社会已经成为什么样的社会吗？如果知道，他们还在那里假装这一切腐败贪污都不存在，搞一些虚伪的文件给我们，还迫使我们也不得不假装我们很听话的样子，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周玉书仿佛给了我另外一种答案，我感觉到，北京确实有很多干部清正廉洁，一心为公。虽然他们已经脱离了这个社会，但却仍然按照自己心中的幻想来教育自己的公务员，期待自己的公务员。有时我又想，既然这个社会已经腐败到极点，为什么腐而不败，腐而不烂呢？
周玉书又给了我答案，中国共产ā党和中国政府正是还有这样一些人在那里知道或者不知道地顶着，所以贪官污吏才没有被人民起义推翻。可是像周玉书这样的干部和党员还有多少？他们像恐龙一样渐渐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把自己打扮得好像代表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代表社会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代表进步生产力的基本需要的腰缠万贯的腐败分子。
这一切还可以持续多久？当一切都快要结束时，我又如何选择呢？我知道法律站在他们一边，所以我站在他们一边。但我是说，当真正的时刻到来的时候，我会怎么选择呢？或者更具体更形象一点，当需要在周玉书这样老人和我的厅长之间作选择的时候，我会如何选择？我知道按照法律，我会毫不犹豫选择站在厅长那边，可是到时我真会让法律替我选择吗？我心里真是永远迷失了好人和坏人的标准吗？
真奇怪，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形象思维和联想？我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有种感觉让我越来越觉得自己跟踪的老人的亲切和可爱，他的存在本身仿佛就证明了我当初选择进入公安系统的正确，只是这些年我慢慢迷失了自己，现在我眼睛紧紧跟着周局长，这个被我跟踪了一年多的人已经成为带我走出人生迷雾的新的航标，我会抓着不放的。
那一天，当我一边远远盯着蹒跚的老人，一边陷入沉思的时候，他好像晃了一下，我以为是我走了神，看花了眼，揉了揉眼睛，等我再看过去，老人已经软软地无声无息地倒在地上。
我忘记了不得接触跟踪目标的工作纪律，一个健步跨出车子，向周伯伯冲过去。这个时候，我用眼睛的余光瞥见至少有两起躲藏在不同地方的人悄悄退了下去。我终于证实了自己的另外一个感觉，那就是一直以来，暗暗跟踪周伯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