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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
2。停止国民党在察哈尔的一切活动。
3。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29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
4。取缔察哈尔省的排日机关及排日活动。
5。撤换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
1935年10月，土肥原特务机关进入北京后，继续策划以分裂中国为目标的“华北自治运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证，土肥原曾亲自与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进行密商，要求后者“起事”。在土肥原的煽动下，殷汝耕于11月25日在通县宣告脱离国民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发表了亲日宣言。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土肥原又鼓动主持华北军政的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成立“华北五省联盟自治政府”。宋哲元得到国民政府同意后，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土肥原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并安插了一些亲日分子充当委员。
1936年3月，土肥原奉调回国出任留守第一师团师团长。1937年3月，他又被任命为第14师团师团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土肥原奉命率部入侵中国。8月20日，土肥原部在塘沽登陆，之后在华北作战，一路杀向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磁县、大名、安阳、新乡，直抵黄河渡口。因其进军迅速，被日本报纸称为是“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
1938年5月，土肥原率部渡黄河进入陇海铁路向郑州方面进攻。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沿平汉铁路进攻武汉，在花园口掘开黄河堤岸，以黄河之水阻止日军行进。土肥原部被洪水围困月余。黄河决堤造成中国人民数十万人死亡和1200余万人流离失所，日军的侵略是该事件的根本起因。
1938年6月，日本为在占领区组织统一的伪政权，成立了对华特别委员会，调土肥原中将负责，称“土肥原机关”，后改称“重光堂”，在上海设办事处。该特务机关成立后，在土肥原的主持下，先后对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做工作，但并未取得成效。1938年底汪精卫叛国出走后，日本改将汪作为统一中国伪政权的对象。
土肥原于1939年调任北满第五军司令官；1940年调任日本军事参议官兼陆军士官学校校长；1941年晋升陆军大将并出任陆军航空总监；1943年调任第七方面军司令官，统辖日本驻马来亚的第29军、驻苏门达腊的第25军、驻爪哇的第16军和驻婆罗洲的日本守卫队；1945年调回东京任教育总监。
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盟军逮捕，关入横滨刑事所。1948年11月，以“破坏和平”、“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反人道”等罪行，土肥原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在巢鸭监狱执行绞刑。
另外一名就是制造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对我国开始了大举侵略，所到之处都实行“三光”政策。到了11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已经逼近六朝古都南京。日本侵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攻占上海时受到了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攻占上海后，松井石根在12月1日晚7时，向部队发出了攻占南京的命令。
此时的南京已有半数居民和侨民撤离，但还有几十万的居民和少数外侨留下。在外侨划定的国际安全区域内，设置了25个难民收容所。12月9日，松井石根命令部队向南京城内空投所谓的最后通牒，并声称：大战即将开始，若中国军队必欲抗战，则一切战争之恐怖将尽现于南京。12月12日下午5时，国民党南京守备部队的高级将领弃城逃跑，数十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却落入了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
松井石根在入侵南京后，下令部队“分区对城内进行扫荡”，之后的六个星期，松井石根带领他的侵略部队在南京制造了一起举世震惊、惨绝人寰的屠城血案。此外，令松井石根无以辩驳的证据是外国记者的相关报道：美国记者达丁在发回国内的报道中描述，“随着日军占领下关，出现了防守部队遭到集体屠杀的事件，尸体被混入沙袋中堆积起来，形成了6英尺高的小山。”
在国际安全区域里的25个难民收容所也没有逃过这场屠杀。里面的中国百姓许多人都被日本侵略军拖出难民营集体屠杀，众多妇女都被多次强奸。当时国际安全委员会的创立委员、金陵大学医院外科主任、美国教授贝蒂斯在远东国际法庭上作证说：“在72小时内南京国际安全地带委员会埋葬军民死尸大约30000具……我曾目睹5次强奸事件，在金陵大学校舍内收容难民30000人，曾发生强奸事件数百次。”
在南京犯下累累罪行后，1938年3月松井石根复原回国，定居在日本东京以南的静冈县伊豆山。他竟然在伊豆山山腹烧制了一尊合十观音立像，烧制使用的泥土是从南京大场镇带回的红土。这座观音像还被起名为“兴亚观音像”。松井本人还对此像的含义作了解释，说：“此像容目温和，面向南京，体现了以此功德永远向怨亲平等、祈仰东亚之大光明之本意。”
距观音像不远处还建了一座观音堂，堂内祭坛正中设有一座观音坐像及一座立像，观音像前的木匣内摆放着记有松井部下战死者23104人的名册，两侧还立着两个牌位，写着“支那事变日本战殁者灵位”和“支那事变中华战殁者灵位”，以此表示对中日双方战死者的祭奠。双手沾满了鲜血，却仍想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罪行，模糊这场侵略战争的事实。但是在1948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面对铁一般的事实，松井石根还是不得不对自己的罪行一一供认。
在1948年12月23日松井石根等七名甲级战犯被处死刑后，其“灵位”被放置在观音堂祭坛的突出位置，祭坛两侧还陈列出许多与松井十分有关的实物，俨然成为一个“松井纪念馆”，之后这里更是成为祭奠包括1068名甲、乙、丙级战犯在内的所谓“大东亚战争全体阵亡者”的场所，因此被一些日本人视为“小靖国神社”。
尽管松井石根视中国百姓的生命如草芥，但他自己却是一个害怕死亡的人。当他被宣判死刑时，竟然因过于害怕而险些摔倒在法庭上，在《侵华日军甲级战犯大结局》一书中，对松井石根此时的表现这样描述道：
松井石根听到自己被判为绞首刑后，顿时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竟然在摘耳机时把眼镜也带了下来。他拾起眼镜，仔细观察了一番，发现并未破损后复又戴上，向法庭鞠了一躬，不想又脚底不稳，险些摔倒，幸亏站在他身后的美国宪兵拉了他一把。随后，宪兵像挟小鸡一般，将松井石根拖出了法庭。
如果说在明治维新之前，作为一种民间信仰，靖国神社将“成者王侯”与“败者盗寇”一起祭祀，确实显示出日本古代文化中的某种“人情味”（如祭祀叛乱而死的西乡隆盛）；那么，在明治维新之后，靖国神社的意味发生了改变。
余杰认为，如今的靖国神社已“完全蜕变成为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前卒”。他说：“我在靖国神社及‘游就馆’中看到的一切，绝非‘宗教自由’那么简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分析得更透彻，他认为：“靖国神社之突出‘为国捐躯’，使得这种‘已在国民的宗教意识中扎根的慰灵传统有了本质的改变’。此后，必须是效忠于天皇和大日本帝国的，才有资格享受祭祀。这种置幕府军队与外国士兵之死于不顾的‘招魂’，在推行天皇参拜和军国主义的同时，培养了民众的‘残忍心’——很难说这与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以及东南亚的暴行没有关系。”
事实上，在靖国神社成为一个国际问题之前，日本政府和日本战死官兵亲属之间一直有较为强烈的对立感情。日本战死官兵的亲属，固然可以接受为天皇战死的说法，但日本人通常并不把天皇和政府看作一体，我家的人是被日本政府带去的却没有带回来，要找政府算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人得罪不得，但要讨好也很不容易，因为他们人数众多，日本政府就算有金山也无法填补他们的需要。这也是历届日本政府头疼的问题。
但是，靖国神社问题一出，日本政府的头疼就迎刃而解。由于亚洲邻国的反对，日本政府成功地获得了战死老兵家庭的支持，成为了他们的代言人和保护者，双方站到了一条战线。按说，中国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占有绝对的道义优势，但是具体到日本每一个战死官兵的家庭，无论日军有怎样的罪恶，这些供奉在靖国神社的人毕竟是他们的儿子、兄弟、丈夫或父亲，可以想象这个时候，这些普通日本人无论是不是军国主义者都不会讲道义的。
于是，在日本国外的人认为靖国神社有甲级战犯在里面，日本人是要复活军国主义，在日本国内的人则认为是外国人不让本国政府表达对于为自己战死者的尊敬和歉意，在这一轮的对抗中，日本政客获得了最大的成功。日本首相支持率不够高的时候去拜靖国神社，也就成了不二法门。
第三章 一个普通人的愤怒
2001年8月上旬，离日本战败投降日越来越近。8月13日下午4点半，当选不到半年的日本第87任首相小泉纯一郎身穿燕尾服以首相身份去参拜。
韩国人愤怒了，20名青年人于8月14日在汉城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门前剁小指抗议。报章上开始分析韩国人和中国人对这件事反应的差异。
同一天，下午4点多，一个中国青年人向公司领导请假，说身体不舒服。他按捺不住积压许久的情绪，琢磨着做点什么。他给几个朋友打电话，朋友们都在上班，不愿意一同出来，他只有一个人行动。他突然想到小时候看的抗日影片《夜幕下的哈尔滨》中的一幕：一个中国人在夜幕下往日本占领区的柱子上刷上“还我河山”四个字。
他准备也这样做，买油漆，在靖国神社门口刷几个字。
靖国神社附近的地铁站叫九段下。一出站，他心就凉了，靖国神社附近到处是警察，黑色防暴警车也停了好几辆。那天他穿的是白色裤子。这时候已经晚上七八点。
他先到了附近的公园里，试用了一下油漆。他担心喷不成，又专门买了两罐玻璃罐的饮料，准备把饮料喝完，往里面灌油漆，然后摔到靖国神社里面。但喝完后，发现罐子口太小，灌不进去。
公园里蚊子很多，他有些烦躁。他又犹豫了，万一被抓，他在日本的前程可能就要中断。但他想：如果就这么走了，以后再也没有脸在朋友面前谈论国家大事。
当他再次下决心“干”的时候，他给朋友打了个电话，让朋友明天帮他去买机票，这是安排好的第二天的事情。老婆在山西太原即将进入临产期，他计划回国陪伴夫人生孩子。那时候，他喜欢背双肩包。包两边的网袋里各有一罐油漆，远看就像放着两罐饮料。他手里还提了一个纸袋，那里面也是油漆。
到了靖国神社南门，这里没有固定哨所。他趁警察不在的时候，选了一罐黄色和一罐红色的油漆，这是代表国旗的颜色。他先拿出红色的，猫着腰，喷了“该死”两个字，这个字喷在石雕的底座上。石雕是“一个像狗的动物”，看上去张牙舞爪，于是他站起来，把油漆“往狗口里喷”，喷满了，口里像流血一样。
越喷越起劲，他又往里走到门口，再喷了“该死”两个字。这时正好被一个日本警察发现，两个人都愣住了，警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自己跑不了，就继续喷，那个警察拿出对讲机说：这里发现一个捣乱分子，请求增援。
不到30分钟，来了许多警察。他把油漆罐一扔，坐在地上。警察问他：你是韩国人？中国人？日本人？他回答：中国人。
警察看到他身边的手提袋，问：“这个，可以打开吗？”他就打开了。“背包也能打开吗？”他又打开了，里面没有危险物品。
警察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你问我？我还要问你。这时候已经是深夜，他被带到了一公里以外的警察局。
4个月后，经过3次开庭审理，他被日本法院以“损坏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期3年执行。
这就是曾轰动一时的“冯锦华事件”。用红漆在靖国神社东侧门的一个石雕底座上喷写了日语“该死”字样的年轻人，就是冯锦华。他1970年生于山西太原，1994年赴日留学，先在日本学校学日语，后考上日本东洋大学学法律，大学毕业后在日本公司就职。
冯锦华被捕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了，这是为数不多的对中国公民个体在外国的刑事案件发表意见，冯锦华事件“不是一般的、简单的刑事案件，而是具有特殊的政治背景”。中国驻日大使馆与日方进行了外交交涉，希望日方考虑政治与历史因素，对冯免予起诉，及时放人。
大使馆还帮他介绍律师，但收费有些贵，被他拒绝了。他的同事出200万日元把他保释出来。出来的当天晚上，他上网一看，国内门户网站的头条都是他的事情，他觉得20多天的“牢”没白坐。在监狱里时，日本警察对他说：“日本的右翼很厉害，我们警察都惹不起，你别折腾。”冯锦华回来后在枕头底下放了一把刀。
在被拘留期间，办案的检察官就曾暗示冯锦华希望私下和解，可是冯锦华当时还气在心头，表示坚决拒绝。在9月3日保释后，一直到11月19日才开庭审理，延迟这么长时间，检察官也是有意为之，劝当事人庭外和解，并督促冯锦华的律师做他的工作。
冯锦华开始一直没有同意，后来看各方有些诚意，所以就同意试试看，检察官让他写一份书面的陈述给靖国神社。“但当我将写好的陈述书交给检察官后，他看后决定不交给靖国神社，他说你这样写肯定会使他们更为恼怒，还不如不和解了。就是到19日开庭之前，检察官还督促我的律师让我再考虑庭外和解之事。”冯锦华后来对《北京晨报》的记者说。
其实，靖国神社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让冯锦华赔偿，赔20。9万日元，冯锦华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