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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洋插队”的中国男人和女人们，面对异国的“游戏”规则抓不住时，便转身回首，望向祖国的一大堆又一大堆的泡沫了。他们和她们，在异国学到了、积累了在中国学不到、积累不成的经验。那种种的经验对于他们是有用的，也是宝贵的。正是那种种经验告诉他们，中国的机会也多得值得回来一显身手。于是，攒下些外汇的带着经验，没攒下外汇的带着半个外国身份，匆匆地又登上归国的航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样一些“洋插队”过的女性，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既有相当出色的表现和表演，也有相当特色的表现和表演。后一种表现和表演，每每伴随着坑蒙拐骗，每每自身也带有泡沫性。
一九九三年以后，中国的经济犯罪案中，女主犯或女同案犯渐多起来。倘仅以北京为例，我的司法界的朋友告诉我——当年三分之一左右的经济罪案都由有“洋插队”经历的女性充当这样或那样的角色。
尽管如此，另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不少“洋插队”的女性，以她们较为特殊的女性身份，在各大城市中营造了一道道当代都市女性的亮丽风景线。
外企的第一代、第二代“中方雇员”的“花名册”上，留下过她们的芳名。
最早的一批“白领丽人”中，闪现过她们的身影。
她们中涌现过第一代、第二代女经理、女总裁、女外商代理人、女经纪人、女策划人。
对于今天服装、美容、健身、保健乃至许多文化行业的发展，她们曾起到过功不可没的作用。她们一方面是这些行业引领消费潮流的女性，另一方面，可能同时是宣传者、广告者。
与她们的能力、经济和风采一竞高下的，是那些并不曾“洋插队”过的女性。后者们对机会的企盼期比较长，准备期也比较长，因为身在本国环境中，机会一旦来临，自然出手更及时些。所以，二者相比，后者的事业往往是自己的。自己之上，并不再有老板。而前者的事业，则往往不是自己的。虽然优越着，背后还有老板。虽然挣的是外汇，但总归不过是佣金。
这样两类中国女性，当年曾使许许多多的中国男人惊呼“阴盛阳衰”，惊呼到处都是“女强人”。某些男人在哀叹自己“疲软”的同时，不禁对某些女人的能力和神通佩服得五体投地膜拜顶礼。
其实，世界依然是一个男权主宰的世界，中国尤其是。某些女人们尽管手眼触天、能力广大、神通非凡，但事业的成功，往往还是离不开某些权力背景更牢靠、能力更广大、神通更非凡的男人的呵护与关照。
我们说一九九三年以后中国经济呈现明显的泡沫成分，并不意味着否定一九九三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切实绩。泡沫非全部成分，实绩是不可低估的。
有统计表明，一九九三年以后，国外投资大幅度上升，外企与合资企业的数量猛增，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新行业不断涌现……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女性证明个人能力和才干的表现与表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驱动条件。
从普遍性的规律上讲，男人们不得不承认，女性是影响男人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第一位导师。
那么，谁是影响女性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导师？
是时代。
时代是影响女性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最后一位负责“结业”的导师。
在时代的教导之下，男性文化从前对女性的影响和要求倘与时代冲突，那么大多数女性都会倾向时代，并配合时代共同颠覆男性文化对女性之人性的强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老年女性，目光望向比自己年轻得多的新生代女性，又是羡慕，又是佩服，又是隔阂种种，又是看不顺眼。
然而新生代们如鱼得水。她们的前代女性，首先成为她们的竞争对手。前者在竞争中往往由于对时代的不适应处于劣势，大获全胜的后者，接着便以挑战的姿态向男人们示威。
一切时髦的事物，首先受到新生代女性们的欢呼。
一切夜生活的场所，皆可见她们及时行乐的身影。
一切新行业，都惊喜于她们跃跃欲试充满热忱的加盟。
“靠节俭能富起来么？得靠机遇！”——这是她们的致富观。无疑是很正确的。可时代从前没给过女性什么机会，因而她们前代的女性大多数是节俭型的。她们的致富观，分明包含着对前代女性的嘲讽。
在许多种场合下，你会发现某些年纪轻轻的女性，与形形色色的年纪往往可做她们父亲的男人，神神秘秘而又一本正经地共商大计，策划一笔投资数额几千万甚至几亿的项目。如果你以为只不过是异想天开，那就大错特错了。后来成为事实的例子举不胜举。
徐志摩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
叔本华与尼采是两位十分蔑视女性的哲学家。
尼采说过一句特别刻毒的名言：“如果你打算与女人交往，最好带上鞭子。”
由于他如此蔑视女性，所以又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能设想一个男人是哲学家而同时有太太。”
叔本华则认为，山里有老虎，草里有蛇，世上有女人，除了这一自然现象，对于女人再无讨论之必要。
徐志摩的文章是为了批评叔本华写的。他在文章中说道：“但这近百年却大大地换样了。不仅在学理上我们对女性的根本观念完全地改变了，不仅妇女在社会的地位上改变了，不仅她的人格在人类所有活动里取得了与男子同等的认识，并且女子们实际上已经给了我们可惊的成绩，在学识上，在事业上……”
我们今天重读徐志摩的文章，一方面自然会赞成他对女性的公正，另一方面，却难免地会觉得他过于热情，言辞夸张。因为，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女性其实并未“现代”到他所表扬的那一种程度。他所歌颂的女性，只不过是他所经常接近着的、当时在中国属于极少数的、知识女性中的某一类而已。
但是，如果用他文章中的那一段话来作为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的评价，而不是作为对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女性的评价，则非常客观，一点儿也没有夸张的意味儿了。
林语堂曾这样解释他为什么最喜欢同女子讲话——“她们能看透一切的矛盾、浅薄、浮华，我很信赖她们的直觉和生存的本能——她们的所谓‘第六感’。在她们重情感轻理智的表面之下，她们能攫住现实，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我很尊重这个。她们懂得人生，而男人却只知理论。”
我之所以引用林语堂这段话，乃因其中有几点对女性的肯定，借以评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些女性，尤其是新生代女性，也是相当准确的。
第一，直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许多年轻女性的直觉，尤其知识化了的新生代女性们的直觉，所接受的是时代中枢神经区发射的讯号，是大直觉，往往敏感于男人们数倍。倒是男人们反而常常显得很滞后，很迟钝。它成全她们在经济活动中稳操胜券，以至于某些男人每向她们请教。他们信赖她们的直觉，往往受益匪浅。
第二，生存的本能。
因为她们对生存质量的标准和要求提高了，故她们的本能充满强烈的欲望意味儿。而欲望驱使她们最大程度地发挥能量，这使她们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女性都不安于现状。
第三，能攫住现实。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识化了的新生代女性，几乎一概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传统理念从她们头脑中消失的速度，远比从男人们头脑中消失的速度快得多。由于她们眼到、心到、手到，直攫现实，所以她们又几乎一概是目的主义者。这在男人们看来，也许太不可爱。她们也是明白这一点的。但她们自有理由——在许多方面成功了的男人们又有哪一个不是彻底的目的主义者？凭什么女人就不能有目的？凭什么女人就不能为了那目的之达到而足智多谋？她们自有另一套使她们变得仿佛依然可爱的方法——引导男人们及时行乐。从表面看，往往是男人们在向女人们提供行乐的条件和机会，因为他们埋单。而实际上，从最终的效果看，是女人在陪男人们。这时她们就尽量表现她们的天真、纯情、柔弱，心无任何功利之念和头脑的极其简单。她们知道普遍的男人们喜欢她们这样。她们善于在某些时候暂时隐藏了目的投男人们之所好。
第四，接近人生，懂得人生。
普遍的她们对人生之理解，与数年前相比已大为不同，甚至可以说大为进步。数年前，在她们中许多人看来，“傍大款”便是最容易接近最理想人生的捷径。而懂得女人如何受权贵或富有男人长期宠爱，也就算懂得人生了。但是后来她们悟到了，那不过是杨贵妃式的女人的人生。与武则天一比，杨贵妃只不过是一个可悲可怜的女性罢了。她们倒宁肯从男人那儿少要点儿宠爱，多讨些实惠。尤其，当她们与男人的关系无望成为夫妻时，她们给予男人的每一份温柔，都要求男人们加倍地偿还以实惠。她们无不希望拥有完全受自己权力控制的、纯粹的、个人的一番事业，当然这事业主要指经济方面的。她们对这一种事业的渴求，强烈于对一位好丈夫的渴求。因为道理是明摆着的，一个站立在完全受自己控制的经济基础上的女人，只要其貌不甚俗，其性情不甚劣，招募一位好丈夫实在并不困难。
当然，这样的女人究竟是否真的便算接近人生、懂得人生，大可商榷。而我们要指出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许多女性持此种人生观。这毕竟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争先恐后自售其容其身要争气得多。
上文林语堂的话中有一句是说得相当严谨的——“在她们重情感轻理智的表面之下”。
林氏此话证明，他并不认为女性一向地、一概地重情感，一向地、一概地轻理智。他认为这是她们给男人们的表面印象，传统印象。
而我想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识化了的、大城市里的新生代女性，尤其她们中特别年轻漂亮的，其实大抵是非常理智的女性。她们像一切时代的一切女性一样，有情感的需要，但是并不怎么在乎失去。渴望爱的抚慰，但是也颇善于玩味无爱的寂寞。她们有寂寞之时，但绝对地并不苦闷；她们有流泪之时，但主要由于失意而很少由于内疚。她们实际付出的交际时间和精力往往多于恋爱。在她们那儿两者常常是这样掂量的——交际产生交情，而广泛的男女交情比专一的爱情更有助于自己事业的成功，所以使男人常常搞不大清他和她之间的关系究竟是爱情还是交情。情人节男人亲自送给她们一束玫瑰，便可得到她们的一次甜吻。在她们的生日请她们到大饭店去“撮”一顿，她们望着那男人的目光便会始终含情脉脉。而男人若在她意想不到的情况之下送她名贵的首饰，她们很可能会扑入他的怀里惊喜地说：“啊，我的至爱！”——就像首饰广告里的情形那样。而她们越是变得极端地信赖手段，追求目的，不重情感，则越在一些琐碎的、鸡毛蒜皮的细节方面夸张地表演出注重情感的模样。她们以上的种种行径又简直可以说都是身不由己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可信任度已大面积地从中国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生活中流失了。行业虽然空前地多了，每个人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空间似乎反而越来越小、越来越拥塞了。呈现在社会许多方面的竞争是那么的激烈，有时甚至是那么的世态炎凉冷酷无情，女性不得不施展最高的人生技巧才能做成她们想做的事情。
毋庸讳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新生代女性，表面看来头脑似乎史无前例地简单了，而实际上史无前例地精明、史无前例地富有心机了。所谓“内方外圆”，普遍的从前时代的中国女性，即使外“方”，即使表面上见棱见角，其内心也往往是“圆”的，女人天性的成分居多。所以从前时代，最不服气男人的女人，也往往最终在与男人的较量和竞争中败北，被男人降服。而男人利用制胜的，往往是女人天性中的某些弱点。当然，个例总是有的，比如武则天、吕后、慈禧、凤姐……正因为太是个例，所以从前的女人们即使心中暗暗钦佩也不敢公开地表示，所以从前的男人们一再地通过文学和戏剧历数她们的阴险歹毒。相比从前时代的中国女性，尤其是遵循传统的行为典范的女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新生代女性们，具有明显的反传统、反礼教、反淑女型典范的时代倾向。这意味着是她们以新一代的整体姿态对一向由男人们安排社会秩序、安排女性命运的现实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初级阶段的，是无数个体成功欲望的本能汇聚在一起所呈现的；其个体“战术”也是初级阶段的，简单的，相似的，无非以男人之道还治男人之身，反过来利用男人与女人打交道时的天性弱点罢了。她们中许多人因而成功了一些事情，许多人也为成功付出了必然的代价。那代价使她们年纪轻轻心中便充满了沧桑感，使她们表面看来朝气蓬勃着、精神抖擞着、姿态生动着，而实际上已陷入疲惫，已经从心理上过早地老了。
于是她们中派生出了女“独身族”。
她们成功了或失意了、受伤了以后，从社会大校场上抽身便走，这意味着人生“战略”上的一种转移或撤退。倘为成功者，带着伤痕大隐于市，体会功成身退的自慰。毫无家族权力背景的女性，徒手打天下并且获得某种成功居然不曾受过伤，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这样的事是不多的。倘为失意者，则一边自疗伤口一边总结教训，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失意本身即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