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我到过深圳一次。
先说第一个原因。我出生在哈尔滨。直至下乡前，没离开过它。如今，我的老母亲、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在哈尔滨。弟弟妹妹都已成家，老母亲轮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哈尔滨还有我诸多的同学和兵团战友。亲情加上友情，据我想来，便该是所谓家乡观念或曰家乡情结的最主要的内涵了吧？无论世人对此如何评说，我这一代人的特征，正是家乡观念或曰家乡情结的依重难以解脱。我甚至进一步认为，这是贫穷在我和大多数同代人心理上和情感圃林中投下的阴影。父母辈在贫穷年代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含辛茹苦。我们总希望生活在他们周围，起码是生活在离他们不算太远的地方，以图能够更经常地尽我们作儿女的义务和拳拳孝心。
一九七七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之际，有三个分配选择——哈尔滨、北京、上海。我毫不犹豫地填了去哈尔滨的志愿。坚决表示不同意留在上海。一些阴错阳差的因素，使我成了北京人。这在当时对我而言，是离家乡、离父母和弟弟妹妹、离亲情和友情最近的选择了。说来人们也许不信，尽管北京到哈尔滨只需坐十七八个小时火车，可十四五年内，我不过只回去了七八次。几乎两年才回去一次。足见对一个太依重家乡的人，远或近，有时似乎更是一种心理距离。
我是在一九八六年去深圳的。当时到广州花城出版社改稿。改毕，编辑部主任陈大姐和我的责编——一位典型的广州姑娘陪我去深圳。到时已是下午，在市内转了转，第二天去了沙头角，天黑才回到深圳。第三天一早便离开了。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仿佛去的更是沙头角，只不过途经了深圳。
我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在沙头角走了个来回，与陈大姐她们走散了。在沙头角买了三个芒果吃。我既不觉得那条小街的东西真的有多么便宜，也不觉得有什么东西格外吸引我，能勾起我买的冲动。甚至竟有点儿后悔。对于一个极其缺乏购买热忱和欲望的人，要在那么一条小街上消磨掉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仅仅靠闲适的心情是不够的。于是我在那条小街唯一的一个电影院看了两场电影。第一场是《黄天霸》，第二场还是《黄天霸》，都是我们北京电影制片厂拍的（当时我仍在北影）。
在深圳的短短的时间里，我抽空儿拜访了一位从哈尔滨调到深圳美术馆的画家。在哈尔滨，他一家四口住两间阁楼。而在深圳，他住四室一厅。住处环境相当优美。附近有集市，买什么相当方便。尤其海味和副食、蔬菜，在我看来，丰富极了，价格也并不比北京贵多少。当然，最令我心向往之的，是友人的居住面积，大约近一百平方米。对他而言，在哈尔滨是不可企及的，恐怕只能是幻想。对我而言，在北京也是不可企及的，恐怕也只能是幻想，当时我在北影，只住十三平方米的一间筒子楼。
我非常坦率地承认，我几次萌发调往深圳的念头，主要是幻想能住上宽敞的房子。我是一个从小在低矮的泥土房中长大的人。宽敞的房子对我来说，直至一九八六年，一直是个美丽的梦。
深圳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新，很现代，也很深刻。它新得好像没有一条老街陋巷，没有像门牙缺洞一样的胡同，没有南方所谓“棚户区”或北京所谓“危房区”。这大概也是令许许多多人心向往之的吧？对我而言，它现代，是指在那么有限的还不如北京半个区大的范围内，耸立着那么多高楼大厦，外观又都那么新颖。当年北京还没有盖起那么多，盖起了的也很分散。
但是，我觉得，深圳当年新得还谈不上有任何有意义的历史，也还没有形成起码的文化氛围。单讲文娱，仿佛除了电影、刚刚出现的录像厅，就再谈不上其他了。
我竟没找到一家书店，只偶然地见到了一个书摊。书摊上只有花花绿绿的刊物，而没有一册文学刊物，没有一本文学书。哦，对了，也不能说没有一本文学书，有从香港贩入的《金瓶梅》，也是洁本。还有几种字典，包括英汉字典。
我当时想，看来深圳不适于我。尽管我丝毫也不怀疑，如果我投入它的怀抱，它肯定也会回赠我较好的居住条件。
我常反省，作家是些古怪的人，或曰是些很有毛病的人。所选择的生存地，历史太悠久了不见得是好事。悠久的历史会将作家的思想压扁，变形。完全没有历史似乎也不行，会使作家感到思想和观念仿佛一只无锚的船，轻飘无所定位。文化氛围太浓厚了不好，那样子文学将被大文化淹没。完全没有文化氛围似乎也不行，那样子作家会感到寂寞，感到窒息。作家的创作激情，有时是要靠文学的氛围去激励和鞭策的。
当年我主要的患得患失的思想，便是这些了。
我离开深圳时，心里默默对自己也是对它说——别了深圳，看来我们没有缘。
我内心里竟不免地有几分感伤——好比离开的是一位姑娘，她有令我动心之处，但是，她似乎不适合做好的终生伴侣。我们结不成婚。一往情深，凭着一股冲动结婚，我看不到人生乐观的前景。
令我惊讶的是，深圳的文化和深圳的经济，几乎是在同步发展的。如果说它十几年前是一个海边小村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文化环境可言，那么伴随着它的经济发展，它的文化的骨骼也开始形成，这与许多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和国家的情况恰恰相反。几乎可以认为这一事实带有某种奇迹性。我想，这可能主要是因为深圳拥有相当一大批有文化的深圳人吧？
我所结识的深圳人中，十之八九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些甚至是毕业于名牌大学的硕士或博士。
一九八六年我到深圳之前，那时全国掀起了一股仅次于“出国热”的“闯深圳热”。那时，对于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而言，深圳还是一个令他们望而却步的地方。尽管它已经变得相当热闹，但那一种热闹，似乎是另外一批人营造的。
哪些人呢？——雄心勃勃的个体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时代淘金者，在社会竞争中被挤没了位置的落魄者，生活遭际中的受挫者、失意者……
“在深圳开饭馆，比在全国任何一座城市开饭馆的税收都低！只有白痴在那儿开饭馆才会赔。”
“在深圳，连农村女孩儿找到一份工作，每月也至少能挣五六百元，何况我们，膀大力不亏的！”
“是我妻子的女人我不爱她，我爱的女人又和我结不成婚，感情疲软了，只图远远地离开我生活的那座城市。”
“孩子没考上大学，沮丧得要命。一时心血来潮，非要到深圳去撞撞运气。去就去吧，也许有什么好运气正在那儿向他招手哪。”
有许多人曾与我商议，希望倾听我的坦率的看法，希望我支持他们的决定和选择。驱使他们作出决定的动机往往那么简单，简单得常常令我为难，不知究竟是该支持他们还是该劝阻他们。
不管我支持或劝阻，他们当年是都去了。但有的人很快又回来了，既没在深圳实现什么个人愿望，也没在深圳获得什么心理安慰。有的后来在深圳奇迹般地发了大财，摇身一变成了大款。有的后来在深圳亏了血本，前功尽弃，从此一蹶不振。
而最近几年，情形则大不相同了。到我家来跟我商议他们的决定的人，更多的是大学毕业生，或者大学毕业已经工作了多年的人。他们不再是一些落魄者和失意者。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有着令人羡慕的事业成就或职业。他们宁愿放弃已经谋取到的人生利益而义无反顾地去深圳。
还是一批有文化、有更高层次的人生追求的人。我想说，正是他们，使深圳这一座城市在短短的十年内形成了它的文化的骨骼。
有知识分子的地方，便有知识的需求，便有文化的需求。世人往往将“文化”和“娱乐”这两个根本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词连在一起说成“文化娱乐”。此中其实包含着一种荒唐。须知没有知识分子的地方，便可能只有娱乐，没有文化。知识分子极少的地方，极有限的文化需求，便可能被大面积的娱乐需求所覆盖，所吞没。只有在知识分子从数量上占有了不可忽视的存在的时候，文化才会同时有了立足之地。
一九八六年我去过深圳以后，凡有深圳人到我家，我总是问：“深圳现在有了书店没有？”
如今深圳电视台已经推出了几部在全国反应较好的电视剧或专题片。
深圳影业公司已被列为全国十六家有独立拍片资格的电影厂家之一。
深圳有了它的刊物和报纸，它们正在进一步向全国报刊业证明着它们的存在。
至于书店，据深圳的朋友们告诉我，不但已经有了，而且售书环境还不错，书的品种还不少。又据说，在内地某些城市行情不那么看好的科技书、纯业务性质的书，在深圳似乎尤受欢迎。
我想说，深圳的文化骨骼的形成，将在以后的若干年中更加验证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深圳正处在它的主人们的更替阶段，并将以很“现代”的时间概念加速这一过渡阶级的完成。
我不知道头几批去深圳的人们，他们中某些文化素质不足、仅仅靠当初的冒险的勇气或者靠金钱投机的运气和手段发了横财，成了“大款”的人们，是否开始意识到这样一种威胁？——深圳未来的主人，最终不可能是他们中的大多数，而是后来者中的大多数。深圳未来的主人，将最终从总体上属于有文化的深圳人，属于深圳不断扩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原始积累的时期，在短短的十年内，已经宣告差不多该结束了。它以后的历史，该由科学加文化的大笔来书写了。单有文化的历史，而没有经济发展的腾飞，无论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座城市而言，其实是可悲的。单有经济发展的腾飞，而没有文化的陪衬，无论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座城市而言，也同样是可悲的。“大款”们的钱不能自行地变成文化，这是他们的悲哀。如果金钱使当代人的生活变成了极其简单的两种内容——占有它和消费它，尤其是以贪婪的方式占有它并以穷奢极欲的方式挥霍它的时候，连“大款”们都会对现实生活产生沮丧和厌倦的。有文化的深圳人对深圳承担的历史使命包括将“大款”们从他们迟早会感到厌倦的生活状态中拖出来，影响、教会他们如何更文明地支配金钱，做对深圳的将来有益也对改变他们自身生活状态有益的事。如果他们拒绝，只会变成深圳原始积累时期遗存下来的一小批活化石而已。等待他们的只有一个结局——在消费金钱的日子里自生自灭。
时至今日，形形色色的人们常常和我谈及他们的念头——
“我想到深圳去！”
对于他们，支持抑或劝阻，我比以前明确多了。
文化层次较高，有专业、专长者，我往往热忱地支持他们去，甚至为他们尽一些联系和介绍的义务。
文化层次较低，又没有什么专长者，我往往劝阻他们去，甚至不惜时间讲清我的道理。
深圳已不再是十年前的深圳，已不再是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经济原始积累时期的大市场。
它仿佛已在向世人发出它的忠告——文化和才能，你拥有什么？请思考好了再来。如果你二者一无所有，那么你将难以长久成为一个有为的深圳人。
进一步深化改革，人们眼盯着深圳，期待深圳拿出什么称得上是“新思路大手笔”的举措。
反腐败，人们眼盯着深圳，期待深圳给中国人一个无话可说的说法。
整顿金融秩序，整顿房地产市场，整顿开发区投资环境，人们眼盯着深圳，有人巴望从深圳曝光什么大丑闻或大黑幕，没有发生便怀疑这世界太不真实；有人暗暗担忧深圳能不能经受得住一次又一次“洗礼”，担忧这面世人瞩目的改革开放的南方旗帜还能不能继续飘扬招展下去？还能举多久，举多高？
打开电视，几乎每一天都有为深圳各行各业制作的广告和关于深圳的新闻或专题报道。
翻开报纸，几乎每一天都有关于深圳的内容。
深圳，在它形成一座城市不久，便似乎命中注定是一座大有争议的城市了。现在是，将来一个时期内，我看也必然是。争议已从官方蔓延至老百姓的心里了。
我经常听到类似这样的对话——
“为什么不能像深圳那样……”
“像深圳那样？！”
即使我自己，观念也由于深圳的影响变得相当的矛盾，相当的分裂。有时我主张或赞同什么，往往会说：“深圳便是那样的！”有时我抵触或反对什么，也往往会说：“能像深圳那样么？！”
深圳的种种信息、举措、现象使许多国人忧患，也使许多国人鼓舞，使许多国人迷惘困惑，也使许多国人心潮亢奋，使许多国人仿佛看到了中国的沮丧的明天，也使许多国人仿佛看到了中国乐观的前景。
深圳，这座有争议的城市，就是这样子，耸立在普遍的中国人的视野内了。它传播着种种关于它的信息。这些信息经常甚至是很猛烈地影响着许多国人的观念，冲击着许多国人的观念，改变着许多国人的观念，更新着许多国人的观念。深圳似乎毫不在乎国人对它的争议，似乎还因此而自豪。如同一首流行歌曲所唱——“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非但如此，并且它依然故我，经常制造出某些别出心裁的惹得传媒界追踪报道的“热门话题”。比如在一九九三年十月份很是热了一阵的“文稿竞价”活动。
说来最初我还是这次活动的“监事”。我允诺作“监事”，是很虔诚的。我想，这是一次典型的“深圳式”的做法。这做法未必不值得尝试。成功了，也给书刊市场提供一条有益的经验，而中国各方面的事情，需要的便是可贵的经验，缺少的便是可贵的经验。
后来我和几位作家辞去了“监事”的角色。决定辞去之前我也是很认真地想了一下的。这次活动是可以那样操作的么？我困惑了。觉得它和我的初衷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