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和几位作家辞去了“监事”的角色。决定辞去之前我也是很认真地想了一下的。这次活动是可以那样操作的么？我困惑了。觉得它和我的初衷不一样了。
其实呢，也许并没变。也许一开始举办者们的初衷便是那样的，也许一开始我预先想象的初衷便是太典型、太传统的“北京文人”的思维方式的产物。
典型的“北京文人”的思维，与典型的“深圳式”的活动合不上拍了。
我很传统么？古今中外，许多文人活着时拍卖过自己的文稿。要不怎么叫文人是“卖文为生”之人呢？证明我并不代表着传统。
典型的“深圳式”的活动太现代了么？精神产品之版权的拍卖，似乎也不是一件谈得上现代到哪儿去的事啊。
这是我个人观念和“深圳观念”的第一次直接碰撞。也导致了我已然变化了的那一部分观念和仍固守着的那一部分观念的碰撞。
是的，正是观念这种东西，跨越了空间，使我觉得深圳离我由远而近了。观念，是最能够在同一空间里并置的东西，也是最足以消弥所谓“历史感”的东西。在今后的时代里，它的存在方式，可能也是最后现代主义的存在方式吧？
而深圳的今天已然有了自己的历史。如果不算它的“史前史”，它已然有了三十年多一点儿的历史。正是从这三十年多一点儿的历史中，派生出种种典型的“深圳观念”。有时是意会胜于言传的。好比我们说一个上海人“太上海人”了，就能领悟言语之外的含意一样。当然，这里我绝没有暗讽“深圳观念”的意思，也没有对上海人不敬的意思，仅举个例子罢了。
对于一座城市，三十年多一点儿的时间，就可称之为“历史”了么？
这使我想起了毛泽东的著名诗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也许“历史”这个词，对我们的后代而言，是一个大大压缩了的时间概念吧？细想想，每个人只能活上七八十年，干吗要臣服于悠久的历史呢？日新月异，十年一史，这对于现代人分明的只有好处，绝无坏处。
深圳以它大大压缩了的历史使它离我和许多世人变得近了，更近了，近得仿佛它是一个人，我们会感觉到它的呼吸，嗅到它的体味儿，不管你是否像我一样，只去过一次，抑或根本还没有去过。
三、那个年代的敏感话题
无论在任何地方，只要有机会，我最愿意和我所能接触到的任何一个老百姓聊天。至今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何以我在最短的时间内竟能最大限度地取得他们的信任？也许是因为我的穿着太老百姓化了吧。
两个老百姓聊天，尤其是互不相识的情况之下，尤其是他判定你绝不是公安局的便衣的情况下，他会把心底的话掏出来对你说。那些话，大概是他除非在酒后吐真言的情况下才说的。这种交谈何止几百次！可又只用两句话便可以总结——拥护改革，憎恶现实。是的，千真万确的，至少我所接触到的老百姓，对现实的抵触情绪和叛逆心理已经到了憎恶的程度。每一次我都久久震惊于我所听到的何以竟会和某些大小官员们听到的来自民间的声音截然相反呢？
——你们这些话，敢不敢对政府官员们说？
——怎么不敢？脑袋掉了不过碗大个疤！何况他们也未必敢因为我说了几句真话就把我脑袋砍下来！那他们就有好戏看了！
——什么戏？
——革命自有后来人！
——这类话你当真对他们说过吗？
——那倒没有。
——还是怕？
——不是怕，是懒得跟他们说真话。他们也配听真话吗？比如腐败，老百姓说有不行，他们若不想承认，那也等于没有。非到他们自己都不得不承认的地步，才算有。他们若不想惩治，老百姓呼声再高也等于对牛弹琴，干没辙。非到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不惩治不行了，才会揪出两个杀鸡给猴看。现在是互相装傻充愣。你说改革的形势大好，我就说好好好，好极了！你说腐败是改革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我就说岂止是必然的，简直他妈的就是天经地义的，完全符合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特色的、推动改革的。甚至我可以顺着你说不腐败就根本不足以实现改革，腐败为了改革，改革需要腐败！其实谁也不比谁傻多少，互相心里都明镜似的。都明白再这么下去，总有一天，就互相哄骗不下去了。
——照你看来，改革就没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利益啦？
——哎哎，别乱扣帽子啊！我可不是这么看的。改革还是给了老百姓一点儿好处的。那就是练摊儿做小买卖的权利。老百姓从来就不否认这一点儿好处。可是除此之外，你倒说说，老百姓还得着什么利益了？
我认真地想了想，一时竟也想不出“除此之外”的什么。
——老兄，你无论如何得承认，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以往的年代我们吃的什么？穿的什么？
对方嘿嘿冷笑。
——你冷笑什么？
——三四十年间，我们家成长起了两茬劳动力。过去是我老爸一个人挣钱养活一大家人，现在是一大家人都能挣钱了。我们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归根结底是我家劳丁兴旺的结果！
我顿时语塞。
——别以为老百姓知道的事儿少。老百姓知道的事儿不少。还是那句话，谁也不比谁傻多少。给了老百姓们练摊儿做小买卖的权利，就可以为所欲为啊？就可以从中国的地面上划一块地皮归了自己去炒卖啊？就可以用国家的钱去办公司，然后再巧妙地把国家的公司变成自己的公司啊？就可以倚仗老子们的权势到处伸手索要“干股”啊？慈禧太后，当年也不过是她一个人割地卖国吧？现在可倒好，哪儿地皮炒热了，他们就敢去白白要一块国家的土地倒卖！……
他说得有些愤世嫉俗起来。
他是个维修摩托车的师傅，三十六七岁的样子。他的铺子不大，门前停着四五辆待修的摩托，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名牌车，看来他的生意不错。而他对自己的能力也显得相当自信，仿佛无时无刻不在以他熟练的举动替自己做广告——摩托交给我修就放心吧，我是这一行当中一流的。
那天我和一位朋友约定了在他的铺子前碰头儿，不见不散。朋友迟到了一会儿，我早去了一会儿，想吸支烟却没带火柴，向他讨火之后，是他主动跟我聊了起来。
“外地人吧？”
他当时正在修一辆摩托。
我说是的。
“北京的？”
我说是的。
“记者？”
我笑了，反问他为什么把我当成记者？
他说：“看你样儿不像做买卖的，不像干部，不像教书的，而又像有点儿文化的，不是记者，也肯定是个耍笔杆子的。”
我向他承认我是写小说的。
他也笑了，说：“作家啊。过去我心目中作家是挺受尊敬的人物。现在我觉得你们作家真是‘臭老九’一类。不是别人诬蔑你们臭，是你们自己确实臭。如今满地摊儿由你们写出的那些臭玩艺儿！除了男女间那点儿事儿，你们还能不能写出点儿别的什么玩艺？中国在你们眼里就剩下了那点儿事可写吗？”
我是个一般不至于脸红的人，当时却脸红了。
他问我认不认识写《山坳上的中国》和《谁来承包中国》的两位作家。
我老老实实地说知道他们的名字，也拜读过那两本书，可无缘和那两位作家结识。并且，暗暗地对他刮目相看了。
他又说：“你什么时候见着那两位，替我捎个话儿。假如他们因为再写那样的书惹了麻烦，就往这儿跑。别的不敢吹，中国这么大，藏住个把人还是不成问题的。”
当时我觉得他是个思想危险的人。本欲离去，可又不能离去。只有继续站在那儿，只有继续和他聊。
他手指上戴着硕大的金戒指。
我说：“你修车，怎么不摘下来啊？”
他无所谓地说没事儿。
我问：“是真金的么？”
不料他火了，抢白道：“接下来你是不是想说，我戴上了金戒指，得感激时代，感激谁谁谁啊！屁！老子谁也不感激。老子是凭本事吃饭，凭本事挣钱，凭本事戴上了金戒指。不像有些人的子弟！他们凭什么？他们能当的，老子都能当！可你叫他们不靠老子，靠自己的生存能力来开个修摩托的铺子试试！”
我则再也不敢和他聊下去了。不知他接下来又会说出些什么触犯“天条”的话。其实我倒不是怕别的，旁边又无可能是便衣的人偷听，怕个什么劲儿。即使有便衣，即使那些话不是对方说的，是从我口中说出的，又有什么可怕的？想他刚才说的，敢凭几句话就杀我的头？或者让我去坐牢？我所怕的，其实只有一条，那就是——我实在不愿听到太多诸如此类的来自民间的出自百姓之口的言论。当然，也不愿亲眼见到、亲身体会到太多的腐败现象。唯恐听得多了、见得多了，会严重影响我对中国之现实的总体的、客观的、全面的看法。
我知道同行们也许会对我大加耻笑和嘲讽的——老老实实写你的小说算了。当的是作家，又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的现实跟你有什么关系？玩什么使命感啊！
其实，我太明白我自己了，我关注这个国家的现实，绝非意味着我对它抱有多少强烈的使命感。
但，我是一个一贯坚持写现实的作家，不是什么坚持不坚持现实主义，而是坚持反映现实生活、坚持反映最广大的被叫作“老百姓”的人们的现实生活状态的作家。我既关注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物质状态，也同样关注他们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情感状态和情绪状态。
没有谁把这一点强加给我，更没有谁企图迫使我，完全是我自己的一种选择、甘愿的一种选择。我的笔只有用来反映老百姓在现实中的生活或生存状态时，我才感到写作毕竟是有些意义的。熬自己的心血、消损自己的身体也算值得的。姑且不论我所关注到的、感受到的、触及的现实在多大程度上是真的现实。
我也许会站在今天写明年和后年我预测可能发生的事，却绝不会、永远也不会铺开稿纸，吸着烟，潜心地去编织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
即使我下了天大的决心，写下第一行字以后，我也肯定会跳将起来反问——我这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这样？意义何在？虽然，我十分明白，写“从前”是多么稳妥的选择。因为差不多只有那样，一个中国的当代作家，才能既当着作家又不至于和当代尤其是和当代的主宰者们发生在所难免的矛盾、抵触和冲撞。并且，毫无疑问地，虽然民主程度已较宽松（我感觉是这样，相信实际上也是这样，但愿我的感觉是对的），但在冲撞之中，可想而知，下场大为不妙的肯定是作家本人。
像我这样一个自讨苦吃而又没法改变自己创作意向的作家，既然对现实的关注完全地成为了我进行创作的驱动力，我当然希望自己也要求自己对于我所关注到的、感受到的、触及的现实，能够认识得越客观、越全面越好，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得越全面越好。
我既然愿意写老百姓，怎能不最广泛地接近他们？我所言老百姓，其实几乎包括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工人、农民、小商贩、小干部、小知识分子。
“百姓”这个词，过去本就是针对皇帝、皇族、朝廷命官的阶层而言的。在京都，“百姓”过去是对每天上金銮殿持漏候朝的人、大商人、大员外之类以外的人的统称。在地方，比如在一个县，则是对除了县官、县官周围的人以及县内名流和富绅们以外的人的统称了。
我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恰恰出在我和老百姓的接近、接触，以及对他们的了解和理解方面。
毛泽东曾经将老百姓，尤其中国的老百姓，比作“汪洋大海”。他的语录中那段原话的意思是——不管来自任何国家的军队，如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中国进行冒险性的侵略的话，那么他们必将被淹没在中国老百姓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的切身感受是，在一九九三年，在朱镕基湍流逆舸，切实整肃中国金融界混乱状况之前，在江泽民以党中央的名义提出反腐败之前，在公安部发出从严治警的条令之前，在中国农民手中的“白条”得以兑现之前，在接下来整肃房地产开发热、股票热、特区开发热之前，如果你真的到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尤其是到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如果他们将你视为可以信赖的人，如果他们不怀疑你是被权贵豢养或被金钱收买的人，如果他们直言不讳地对你说他们憋在心里想说出甚至想喊出的话，那么，不管你是官员也罢、作家也罢、记者也罢，不管你曾以为站得多高、看得多远、对中国之现实理解得多客观全面、总体上的认识把握得多准确，你的看法、你的认识、你的观点、你的思想，片刻之间就会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稀里哗啦。哪怕你自认为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冷静不被任何外部情绪的重重包围所影响的人。除非你根本上是一个麻木不仁的人，或者是一个乔装了的痞子，一边听着他们的话，心里一边对自己说——腐败关老子屁事，丑恶关老子屁事，哥们不过奉陪你聊着玩呐。
我曾从内心里惧怕那一种“汪洋大海”。
因为，毕竟，我是一个虔诚地拥护改革开放的人。而且，曾自认为是一个够乐观的改革开放信仰主义者。
“帮闲”文章告诉老百姓——别无他法，只有承受。只有增强心理承受能力。
老百姓要是不愿意呢？——那便是老百姓的不对，老百姓不好，老百姓不可爱，老百姓太娇气了。
“帮闲”文章似乎推导出一个天经地义的逻辑——如果人们连腐败都不能或不愿承受，拥护改革不是成了一句假话、空话吗？
使你没法不怀疑他们和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是拿了雇佣金替腐败辩护的专门写手。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文艺工作者该如何“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说过一段话——